坐龙椅——解缙的努力

解缙是朱高炽的忠实支持者。这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进士在他四十七年的人生道路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将朱高炽从世子的位置推到皇太子的位置上，从而两人的荣辱前程被自然而然地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朱棣对其先宠后弃以及敲山震虎的特殊关照则从一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他和朱高炽恩怨交集的父子关系。这对朱高炽来说，既是考验，又是警醒。坐上龙椅事更多，哪怕还没正式坐上去，仅仅是以一个太子的身份存在着，炼狱便已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永乐五年之前的解缙是朱棣的宠臣。当方孝孺被诛十族之后，解缙成了永乐朝的新一代天下文宗。这是政治的需要，是朱棣对其恩遇的开始，当然也是解缙个人才华的体现。他擢侍读，值文渊阁，又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和胡广、杨士奇、杨荣等六人一起成为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大明朝第一批内阁成员，而解缙尤得圣心。朱棣经常在半夜将其召入宫中密商政务，甚至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朕，而朕不可一日无解缙。”恩宠可谓一时无两。

其实，作为朱棣对解缙恩宠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在立嗣问题上对后者的尊重。他在自己难以取舍的时候最终听取了解缙的意见，立朱高炽为皇太子。解缙对犹豫不决的朱棣如是说：“世子高敬仁孝，天下共知。夺长为乱道之行径。”或许这样的时刻解缙看出了朱棣有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想法，他直接表明态度——“夺长为乱道之行径”，希望朱棣以国事为重。显然，解缙的劝告或者说警告对朱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不敢立朱高煦为太子了，只是实在不看好朱高炽，朱棣找不到立其为皇太子的充分理由。

几天之后，解缙就给了他这样一个充分的理由。他在一张《虎彪图》上挥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而这张《虎彪图》也确实画出了作为百兽之尊的老虎父子相亲的动人情状，再配以解缙的题词，朱棣看了果然感同身受，最终做出立朱高炽为皇太子的决定。

只是解缙没有想到，圣心最是难测。他极力将朱高炽从世子推到皇太子位置上的这一举动，随后就为其带来太子党党魁的隐身份。不仅朱高煦对其恨之入骨，朱棣也有意无意间对他刮目相看了：这个人，为什么和朱高炽走得这么近呢——感动之后是猜疑，朱棣将为君之道演绎得入木三分。永乐五年（1407年），解缙的人生走到了拐点上。从宠儿到弃儿，这一年是实实在在的分水岭——他突然被朱棣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给出的理由是“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当然这些所谓的理由都仅仅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原因是——朱棣的猜疑心起来了。当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之后，朱棣出于平衡的考虑，又给了朱高煦有别于寻常藩王的待遇，“礼秩逾嫡”。朱棣将朱高煦封国云南，却对其拒不就封听之任之，任其留在京城，甚至同意让朱高煦的儿子去朱高炽监国所在地南京，对其实施秘密监视。朱棣如此作为，解缙当然忧心忡忡，他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皇上这样做，是开启争端啊，万万不可。但此时的朱棣却以为解缙离间其父子关系，是代表太子朱高炽的利益在说话，他当然要狠狠打击。朱棣在将其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后不久，又追贬为交趾（今越南北部）右参议，让解缙到越南待着凉快去。

三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的解缙做了一件令人疑惑的事情，从而直接将自己逼上绝路。那是永乐八年，解缙从广西入京（南京）奏事，需要面见永乐帝朱棣，可当时朱棣因为北征不在京师，解缙眼看要失望而归，便擅自决定去谒见皇太子朱高炽。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欠妥的，因为容易授人以柄。事实上朱高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确实加以利用了。他向父亲朱棣告状说：“（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见《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这么一件小事经过朱高煦的渲染和演绎很快就发酵成立储之争中的大案。朱棣震怒之余颁旨：将解缙下狱。一批亲近太子的官员受到牵连。而解缙的命运更加令人感慨。他在永乐九年下狱后，朱棣对其一直不闻不问，直到五年后的永乐十三年正月，锦衣卫纪纲上报囚犯名录，朱棣恍如隔世地看见解缙名字赫然在列，才意味深长地问一声：解缙还活着？几天之后，心领神会的纪纲便找机会将解缙灌醉，然后拉到冰天雪地的郊外埋于积雪中活活冻死。这位《永乐大典》的总编纂至此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是年，他47岁。随后，解缙家被抄，妻子、宗族都被流放辽东。

看一代才子解缙的生命简史，朱高炽当然会明白那些个中滋味——监国二十来年，一直在父亲朱棣狐疑的眼光下讨生活，处处如履薄冰，随时面临出局的可能——唉，那么漫长、尴尬充满危机的配角生涯，要怎么熬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