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苦不堪言的夏原吉

永乐王朝的账是不能算的，因为越算越心惊。很多年后，历史学家黄仁宇绞尽脑汁，也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他认为永乐年间诸多好大喜功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很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见《剑桥中国史·明卷》）。而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更是耗银达六百万两之巨，《广志绎》卷一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拿出去七百余万两银子，过了十年，只剩百余万了。帝国的财政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这样众多的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形象工程中不断产生的——荣耀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盛世的巨大阴影和难言惆怅。

1420年是永乐十八年，这一年耗银无数的北京新宫建成了。北京新宫不是一座宫殿，而是由86座殿、48座宫、23座楼阁、22座馆组成，另外还有斋、室、堂、轩等建筑。为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宫殿群得以落成，超过十万的技术工匠和上百万的劳工付出了十四年的艰辛劳作，所有这些投入和劳动力要是折成银两来计算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朱棣当然无意于计算这些数字，他只是在懊恼——因为刚刚过完新年不久，也就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紫禁城起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同时被烧。营建多年的北京新宫，在落成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就被烧，朱棣第一次体会到作为盛世之君的挫败感。他可以纵横捭阖、建功立业，几乎无往而不胜，却无法抵抗来自上苍的预警（此次火灾在他看来是这个意思）。但挫败感接踵而至，并很快由天灾转为人事——火灾过后，礼部主事萧仪上奏，认为皇帝迁都是个错误的决策，不仅诸事不便，而且耗费巨大。不说建都、迁都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或者说浪费，单是每年要将四百万石从南方各省征集来的税粮漕运到北方，便是劳民伤财之举。毫无疑问，萧仪的上奏彻底打掉了朱棣作为盛世之君的良好感觉，当然也附带打掉了他自己的性命——朱棣以“谤君之罪”将萧仪处以极刑，总算是让他那张乌鸦嘴再也发不出声音来。

不过朱棣的挫败感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又有不要命的人接着上疏了。他们是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此二人在上疏中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见《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由于郑和下西洋不断带回各国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我国都有“接待疲劳”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疏不说朱棣迁都的是非，而是委婉地对朱棣好大喜功式大搞国家形象工程提出非议——这个叫朱棣真是情何以堪？！事实上朱棣自己也知道国库快撑不住了，早在郑和第一次出发下西洋的第二年，也就是1406年，朱棣便无奈地宣布：从今往后，农民在农闲季节服徭役三十天、工匠服徭役三个月一律延长至六个月，以贴补国用。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因为一说就错。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二人硬要把它说出来，帝国的脸面往哪里搁？朱棣几乎又要恼羞成怒了。只是这一次他稍微克制了一下自己，没有拿此二人开刀，而是孤身走我路，将国家级和国际级形象工程进行到底。

真正苦不堪言的人是夏原吉。他一直没有轻松的感觉。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朝廷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他却不在现场，而是一个人“布衣徒步”到了江浙，因为那儿正遭遇饥荒，夏原吉是赈灾去了。作为户部尚书，夏原吉很清楚帝国岁入的一大半给了驻扎在安南的军队、给了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有一部分给予周边各国作为对他们进贡的回馈。当然迁都、戍边以及远征漠北也耗去了国库里不少银子。所以永乐朝这个管家，难当啊。总而言之，对于郑和多次下西洋，夏原吉是持反对意见的。

直到很多年后，当朱棣终于壮志未酬地死在五征漠北的途中之时，夏原吉才如释重负。他后来给新上台的仁宗皇帝上疏，要求立刻罢下西洋事，以节约国用。如此，长达数十年时间的国家级形象工程才戛然而止。但朱棣在位之时，夏原吉还是委曲求全的。国用再艰难，管家再难当，他也要想办法当下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还是在朱棣征北问题上与其发生冲突了。朱棣五次征北，每次出兵都在30万到50万之间。这不比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一个船队，即便有两万多人吧，那也只是北征大军的一个零头而已。史料记载，朱棣第一次北征运粮共二十万石，第三次北征运粮三十七万石，耗资巨大。并且第三次北征除运粮三十七万石外，还征用驴三十四万头，车177573辆，民夫235146人，以至于搞得民怨沸腾。吴中、吕震以及方宾等高级官员纷纷上疏，称因为连年北征，“粮饷不足”“戎马资储十丧八九”，反对朱棣继续搞这种大规模的行为艺术。夏原吉就是在这个当口火上加油，说出令朱棣勃然大怒的话语来的，他说：“毕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其八九，灾费迭作，内外俱疲。”朱棣当然不堪忍受夏原吉如是评价他的壮举，由此一场悲剧变得不可避免：夏原吉、吴中被罢职下狱，方宾畏惧自杀。夏原吉本来也是要论罪处死的，后来因为内阁大学士、工部尚书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幸免于难。直到几年之后，朱棣死，仁宗朱高炽即位，夏原吉才官复原职。而那场关于盛世本质的质疑或者说拷问，却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因为那不是质疑的年代，它只需要行动和想象力；需要政治，不需要经济，搞经济的人是可耻的，搞政治的人却喧嚣尘上，风光一时。

也只能是一时。1424年，朱棣在大型行为艺术秀当中死去，这个盛世的第一男主演终于谢幕人间。由此他的盛世遗产便面临着继承的问题。但是，他真的有盛世遗产吗？在那份貌似庞大的遗产清单背后，究竟有多少真实的含金量呢？历史很快就做出了残酷的回答。

下西洋。事实上在郑和六下西洋之后，在朝中舆论压力下，明成祖朱棣就已萌生退意了。前财务大臣、户部尚书夏原吉被他投入监牢聊度余生去了，再也没人为他的伟业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朱棣黯然宣布“往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这个所谓的“暂行停止”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此后继位的仁宗更是深明事理，不干这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郑和终于“下岗”了。尽管到了1447年，一时心血来潮的明宪宗想再下西洋，但兵部刘大夏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从此，下西洋的“壮举”成为这个帝国的绝响，再无余音产生。

征安南。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才独立成国。1406年，朱棣命令他的部队护送安南的流亡王子回国就位，由此展开了对它三次用兵、长达二十年的征伐史。最终安南（交趾）虽被征服，但却使永乐王朝陷入巨大的财政泥潭。朱棣死后第三年，明军就撤出安南，设置了二十年之久的交趾布政司也被撤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永乐盛世的虚假繁荣和不可持续性。

迁都。朱棣迁都北京，耗时十多年，耗资巨大，而这样的伟业也是不可效仿和延续的。朱棣死后，46岁的朱高炽登基，他似乎不喜欢北京这个燕王的发祥地，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却是未遂。因为他绝望地发现，没有财力回迁了，钱都被朱棣透支完了。作为一个可以证明的统计数字是，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21年（永乐十九年），仅仅16年时间，帝国物价就飞涨了三百多倍。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是需要后来者埋单的，而朱高炽以及随后的接任者都是这样的埋单人。

历史就是这样的恩怨相报、悲欣交集。每一个盛世都可疑，每一次虚假繁荣得到的都是伪高潮。朱棣一生最大的悲剧其实是将这样的伪高潮视作真高潮了。他一个人意淫，一个人高潮迭起，后来人却是苦不堪言。可以说这个好大喜功的皇帝用22年时间透支了大明朝的国力，使得后来的皇帝只能做一些缝缝补补、望梅止渴的活。这无疑是寅吃卯粮带来的必然结果。

现在，朱棣走了，虽然壮志未酬，但总算惊天动地。什么都干了，过把瘾就死。不过郑和还有话说。作为永乐时代的弃儿，这个可怜的人此刻正在南京城做一个闲散的守备，那些曾经浩浩荡荡下西洋的海船则被搁置在南京港口，无所事事。他和它们，其实可以有更大作为的。而这一切都因为朱棣的好大喜功和视野狭窄落得如此下场。盛世之毁，究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