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打扫永乐权力场

1403年，44岁的中年男人朱棣在这一年成了明帝国的领导人。此前一年，朱棣将忠于建文朝廷的文臣武将纳入“奸臣”榜，从诛五族到诛十族，狠狠地“辞旧迎新”了一把。建文朝的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以及大理寺少卿胡闰等被他人间蒸发了，新年钟声敲过，朱棣便取尧、舜之道，要“好生”治国。

首先感受到朱棣善意的是他的兄弟们。这个正月，一度被建文帝朱允炆削废的周王朱橚、齐王朱 、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在华盖殿见到了慈眉善目的朱棣皇帝，他们把酒言欢，共叙劫波过后的兄弟情深。随后朱棣宣布他的藩王兄弟全都复归王爵，并各归封地。另外周王朱橚、谷王朱橞还有更大的收获：前者“增岁粟二万石”——被追加了年薪，原因是他和朱棣为同母兄弟，应特殊照顾；后者“赐乐七奏，卫士三百，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原因是谷王朱橞在去年朱棣率燕军攻打京师时，开门迎降有功，朱棣感其恩，予以厚赏。

所以1403年便显得“分田分地真忙”了，朱棣和他的兄弟们其乐融融，共享胜利喜悦，朱棣在这一年建立建州卫，封胡查为安南国王，制定军功袭职例，派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出使西域乌斯藏，开浚吴淞江……只有建设，没有破坏；只有封赏，没有索取，很是新朝新气象。

只是没有人知道，一条线索在隐秘生长。朱棣笑容可掬的善意背后，一股杀戮之气如影随形。因为他也遭遇了建文帝式的困惑——如何对待数目庞大的藩王们？建文帝削藩以激情始，以惆怅终，他朱棣又该如何处置呢？

事实上在1403年朱棣就曲径通幽了。这一年宁王朱权乞请改封地为苏州或钱塘，被朱棣拒绝。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藩大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曾经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帮四哥朱棣还是帮建文帝去坐天下？那是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朱棣和建文帝开始生死较量。这是路线之争，当然也是生死之争，对宁王朱权来说同样如此。他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倒向四哥朱棣，而朱棣也许诺事成后和他中分天下。四年之后，谜底揭晓，朱棣问鼎天下，但天下却没有曾经出过苦力的宁王朱权的份。尽管朱棣对周王朱橚、齐王朱 、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厚待有加，但对宁王朱权却是区别对待。这似乎也是厚黑之术——越是有功之臣就越危险，朱棣最后将宁王朱权徙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年），宁王朱权在封地南昌抑郁而亡。从1403年到1448年，长达45年的岁月里，宁王朱权这个曾经有着雄心壮志的藩王变身为一个游手好闲、找不到人生目标的文字工作者，著有杂剧十二种，另著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太和正音谱》等。他曾经的中分天下理想最终幻化成一行行文字，以及一个个消极虚无的名号。朱权在南昌自号癯仙，又称涵虚子、丹丘先生，端的是一副无所作为的心态。可以说朱棣不仅在肉体上同时也在精神上完全战胜了他。这是朱棣削藩的一个重大成果。

当然朱棣削藩玩得最好的一招是恩威并施。所谓成熟男人的游刃有余——先恩后威或者先威后恩，朱棣总是将人心拿捏得收放自如，令人望而生畏。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帝王之术吧。和当年建文帝轰轰烈烈、剑拔弩张的削藩行动相比，朱棣的动作老辣低调、打草而不惊蛇，其拿捏适中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是一流的。

朱棣削藩表面看是政治行动，实际上却是一场人心的战斗。如果说削藩是针对兄弟间的人心战的话，朱棣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另一场战争——与他儿子们的心理战。在太子立废问题上，在与亲生儿子过招的过程当中，朱棣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他的确是个可以掌控全局的人，这个帝国，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日，朱棣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为汉王。这是个可堪玩味的举动。虽然立世子为皇太子符合帝王时代中国人的政治习惯和道德准则，但具体到朱棣身上，他却有意无意间玩了一把良心游戏。因为在建文四年（1402年）发生的浦子口战斗中，朱棣曾经拍着率兵赶来的次子高煦后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现如今天下到手，朱棣却誓言成空，高煦真是情何以堪。由此他对父亲的幽怨乃至争斗之旅开始徐徐展开。父子间的过招以一种隐秘的形式秘密进行。

朱棣却是不动声色。四月初四日，朱棣在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即对其进行养成教育。与此同时，朱棣将高煦封国云南，远离帝国的权力半径，使其无法有所作为。高煦拒绝远行，一副与父亲、兄弟对着干的态势，帝国隐隐地便有危机存焉。

但对朱棣来说，高煦的姿态却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这是老鼠和猫的较量。自古以来能成事的人首先必须学会韬光养晦。高煦如果真能低调去云南默默耕耘，朱棣倒觉得孺子可教，现在这样一副梗着脖子较劲的样子，明显不成熟。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棣改封高煦于青州。但是高煦还是拒绝就封，由此朱棣开始警惕这个儿子是否有谋反之心。父子间的过招进入新阶段——高煦自以为得计，朱棣则冷眼旁观，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高调的人永远高调。事后回想起来，汉王高煦的人生败局就缘自于“高调”二字。在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高煦在南京蠢蠢欲动。他私自招兵三千，精选自己的卫队，不把兵部放在眼里。甚至高煦还放纵他的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当兵马指挥徐野驴准备依法处置这一突发事件时，高煦出手了，用铁瓜锤猛击徐野驴致死，从而酿成惊天血案。那么朱棣回来后是怎么处置高煦狂妄之举的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废高煦为庶人，关在西华门内，并将其三千私兵调往居庸关北，全部充公——毫无疑问，此一回合的过招，朱棣彻底掌握了主动权。高煦也从此一蹶不振，败在父亲手下，不再有翻身机会。

至此，朱棣将永乐权力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场地周围不再有觑觎者和蠢蠢欲动者。但与此同时朱棣也成了帝国最孤独的人，身边不再有兄弟和儿子靠近。他离权力很近，离亲情很远。在权力和情感这样的对比和间隔中，朱棣才能获得一丝安全感。但这是一个帝王必须付出的代价，关于这一点，王者朱棣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