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朱元璋的乌托邦

现在，皇帝朱元璋一身戾气地站在了我们面前。他刻薄寡恩，睚眦必报，只要结果，不问手段，治大国如煮火锅，玩的就是高温、高压、一锅炖。总之这个人的形象看上去清晰可辨，毫无隐私可言，是个扁平人。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如果转过身去，朱元璋是否会呈现出他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历史总是耐人寻味，也总是出人意料。

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十三日，朱元璋完成了一项本应该由学者完成的工作：注解《道德经》。事实上作为一个自学成才者，朱元璋或许有这个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就像在洪武元年发表的若干谈话一样，他是个悟性极高的人。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的动机——朱元璋一方面构置冤狱，大开杀戒，实行“法家之治”，另一方面却在灯下皓首穷经，劝人向善，实行“道家之治”。他为什么要亲自干这件事？在道法之间，朱元璋的底线又在哪里呢？

没有人知道，朱元璋在此时打开的是他的梦想之门。他心中有一个梦想，梦想伴随杀戮而生，朱元璋的乌托邦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人以《道德经》为行动指南的理想国。没有叛逆和杀戮，有的只是顺从和安居乐业。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经》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所以注解《道德经》的工作非他莫属。这是治国之经，立国之本，是进入朱元璋乌托邦的通行证或者说敲门砖。

朱元璋的乌托邦版图辽阔，在这个乌托邦中，朱元璋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亲民特别是亲近农民的仁者。洪武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南京三山门看见几个农夫在护城河里的冰水中捞工具。他立刻下令赏给这些农民锄头和工具，同时派人将那些整治农民的督工官吏痛打一顿。随后朱元璋下令，南京所有服役农民一律停役回家。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惩罚是和对农民的亲近相辅相成的。这当然起源于朱元璋的出身和他最初朴素的阶级情感，哪怕在身为统治阶层的第一代言人之后，朱元璋还是本能地保持着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原始冲动。为了惩治贪官污吏，朱元璋甚至下令在将他们处死后剥皮塞草，做成稻草人，以为后者警戒。而在其任内处理的两大贪案，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璋爱憎分明的统治观：

郭桓案。洪武十八年发生了郭桓案。户部侍郎郭桓贪污，倒卖官粮。据朱元璋查实，郭桓直接贪污七百万石粮食，加上各种各样的折扣、钞，共计二千四百万石。此案牵连极广，从户部到十二布政司无不涉及，朱元璋发现后出手极狠，诛杀无数，《明史》记载说，“天下中人以上之家，破产大半”，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狠。

驸马欧阳伦案。欧阳伦是朱元璋的女婿，因为走私当时的战略物资茶叶且非法闯关而被告发到朱元璋处。在怎么查处驸马案上，朱元璋起初还是颇费踌躇的，因为欧阳伦的妻子是安庆公主，系高皇后马氏所生的女儿，也是他朱元璋最亲的人。杀还是不杀，朱元璋面临情与法的考验。但最后为了他的乌托邦之梦，朱元璋还是忍痛杀了驸马欧阳伦。世人一时为之震惊。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并且商人在考学、从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另外为了进一步抬升农民的地位，朱元璋身体力行，亲自在皇宫大院里种植蔬菜，他甚至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很有“我是农场主我怕谁”的意思。所以朱元璋的乌托邦可以说就是个静态的大庄园，一切自给自足，唾弃商品经济。而在言行举止上，强调用一种思想、一种信仰来规范全体民众的意志和行动，从而让帝国呈现出知足常乐、和谐有序的气质来。

每月初一和十五，朱元璋都要举行乡村教育运动，教育村民要“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由此，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朱元璋的乌托邦初见成效。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国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祝允明《野记》），似乎回到了周朝礼仪尊严、民风淳朴的时期，相对于元朝后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朱元璋打造的乌托邦令人刮目相看。当然这里面的原因细分起来有两种：一是他的调教功夫了得，整个帝国的思想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严刑峻法打击了贪官污吏，使得国风、官风趋向正统和廉洁，朱元璋的帝国便不可能不变得“冰清玉洁”。

与过往那些王朝相比，朱元璋的新朝显得如此强悍和与众不同。但是危险也如影随形，在随后的岁月，朱元璋乌托邦的破绽逐渐触目惊心，并发出可怕的断裂声，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气质与走向。在接下来近三百年的时间路径中，一幕幕悲剧无需彩排便接踵上演，而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只能无可奈何、防不胜防，令人唏嘘不已。那么，到底是在哪个环节或者程序上出错了，才导致帝国走上悲情之旅呢？最后的答案有待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