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路径之别

说到底还是制度之错。

当朱元璋陶醉于他的乌托邦礼仪尊严、民风淳朴之时，他其实没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礼仪尊严是指等级森严，而民风淳朴则是民风肃杀的曲折表达。那些貌似事半功倍地构筑他理想之国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失效期或者说病毒程序。利弊杂糅之间，帝国的隐患已是呼之欲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县学训导（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叶伯巨上书朱元璋，直指朱元璋“用刑太繁”，对官员杀戮太狠。昨天刚升的官，今天就把他杀了，搞得“天下臣民莫之适从”。所以在朱元璋的新朝做官，很多人做的不是官，而是恐惧。因为朱元璋每天都要杀人，区别只在于多和少而已。朱元璋杀人的一个重要暗示在他的玉带上。据说他上朝时如果将玉带勒到腹下，那就预示着他这一天心情不爽，肯定要杀很多官员；反之如果他这一天把玉带系在胸前，那大约表示他心旷神怡，不会杀很多人。

在这样的肃杀背景下，众多的洪武朝官员每天都战战兢兢，以死囚的心态对待自己。特别是在四大案后，数万官员被杀，那些侥幸活着的官员不清楚自己哪一天也会人头落地，便每天在上朝前和家人诀别，吩咐后事，做好不归人的打算。如果下班后还能活着回来，那真是喜事一桩，要举家庆贺了——做官做到如此地步，也算亘古未有。

为说明朱元璋杀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或许可以引用某条史料加以说明：洪武某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戴死罪、徙流罪办事者358人。也就是说364人全都该杀，只是因为杀光了没人干事，只好戴死罪、徙流罪办事。但让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即便他这样广泛而深刻地杀人，贪官污吏仍层出不穷。他最终也只得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不知道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朱元璋的制度性杀戮从一开始就原因复杂，包含着公私兼顾或者以私废公的因素，特别是在政治谋杀这一点上。朱元璋杀人越多，人心越荒凉，官员的恐惧和仇恨心理也随之增长，加上其心魔作祟，可杀官员便层出不穷，杀也杀不尽了；而在对待贪官污吏上，朱元璋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就把众多的官员特别是中下层官员置于铤而走险的境地，逼迫他们不贪便无以做官。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朱元璋定百官俸禄数额，规定正七品只有区区七石五斗，正九品更只有可怜的五石五斗！毫无疑问这样一点儿俸禄在官场潜规则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能将洪武朝的官做下去，众多官员不得不铤而走险，在制度缝隙间求生存。由此著名的空印案浮出水面，而朱元璋又借此大开杀戒，表演了一把他的清廉秀，却最终收效甚微——官场腐败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不能不说都是制度惹的祸。朱元璋成也制度，败也制度，却到底弄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实在是一个悲剧。

官风一片肃杀，民风同样肃杀。虽然朱元璋的新朝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隐藏其间的深层次问题却是民众的不敢为与不能为。这是个笼子里的帝国，朱元璋规定了笼中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表情和动作。百姓们表面上安居乐业，其实却是行动权、思考权、迁徙权受限。朱元璋的乌托邦是静止凝固的一潭死水。死水里甚至没有微澜，有的只是腐败的气息和无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朱元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意思是你们互相监督，谁都别跑到外面去惹是生非，否则就作为罪犯关押起来。朱元璋还热衷于做一件事：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的城墙更要修。这样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识。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禁通外番。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二十七日诏令户部严申交通外番之禁：“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严治其罪。”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致了视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燥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这是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发，他以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愈行愈远。1381年，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6000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年颁行，定为生员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艺术家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而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东西方的思想之别也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1581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财税改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

或许应该着重关注一下大明帝国最后的日子，关注一下最后日子里的中西方异事异相。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亡。此前四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帕斯卡发明利用齿轮转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托里拆利和V.维维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出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了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竞争力之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而从这样的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对帝国气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屡试不爽，逃无可逃。

但究其实，朱元璋在世时就已经感受到种种报应了。朱元璋废相后不久便发现，他摆脱了制度的桎梏，自己却被桎梏住了——他既是皇帝，也是日理万机的宰相，每天营营役役，苦不堪言。《春明梦余录》中记载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约20万字，处理事务400多件。可以这么说，在制度杀戮中，朱元璋成功地杀戮了制度，也在某种意义上杀戮了自己。虽然到最后他为了减轻重负，建置四辅官来分担事务，却终因所用非人而无济于事，让自己不折不扣沦为了制度的奴隶。

朱元璋的制度之锢不仅仅表现在废相后遗症上，还表现在他大刀阔斧改革后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产生了致命的反弹或者说副作用。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二十九日，因为一个久事内廷的宦官言及政事，朱元璋严惩不贷，并且立法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但在他身后，帝国的宦官专权现象愈演愈烈，正统王振专权、正德刘瑾专权、天启魏忠贤专权，搅乱了朝廷的权力格局，也使得朱元璋的乌托邦走向褪色和混乱不堪，一个因果轮回已是清晰可见；而更严重的制度弊病还在于朱元璋确立的分封制度与宗藩政策。朱元璋生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分封了二十四王，朱元璋当然明白汉代分封之后所产生的七国之乱恶果，只是那时已惘然。朱元璋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造骨肉兄弟间的反，但历史的残酷性却在明帝国毫无悬念地上演，这些领有军队的藩王拥军数万，人人心中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只要时机成熟，他们愿意像父亲一样，为了梦想而奋斗。

这样的制度之弊让朱元璋的良苦用心最终化为泡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开始“清君侧”，剑指朱元璋生前选择的帝国继承人朱允炆。乌托邦硝烟骤起，一切的制度设计都被推倒，重新洗牌。而朱元璋生前犯下的错误此时呈现得格外清晰：早在洪武九年，那个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万言书，指出朱元璋分封之弊，“如此封建，恐怕数世之后，尾大不掉。若削地而夺其权，则生怨望，甚至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他甚至准确地预见了日后造反之人必是燕王朱棣。但当时的朱元璋却认为叶伯巨“间吾骨肉”，将他关了起来，直至死于狱中。这是朱元璋在分封制度与宗藩政策上所犯的一个错误：没有及时修订政策，未能防范危机的发生。朱元璋在此问题上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生前杀戮太剧。四大案后，帝国再无可以力挽狂澜之将才，也就不可能辅助他的皇太孙朱允炆去保卫其政权合法性，“靖难”最终以建文帝朱允炆败亡，朱棣夺得皇位而告终。朱元璋的乌托邦至此完全变色，而他曾经倡导的《道德经》治国梦也只能成为明日黄花，朝花无法夕拾了。

一个帝王的杀戮与梦想最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暴力收场，正所谓成也杀戮、败也杀戮，而梦想在不经意间，偷偷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