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 无事生非的垂帘傀儡



同治皇帝是清廷入关后的第八位皇帝，也是清朝被推翻前的倒数第三位皇帝。此时，大清八旗军挥师南平西征、凯歌高奏的时代早已经远逝，康雍乾的繁华盛世也已不复存在，倒是英法等列强洋枪大炮的轰鸣声在耳边时断时续。同治的即位非常难堪。他是在满清皇室被外国侵略者赶出家门、父亲客死他乡、在承德避暑山庄确立了皇位后，才入主紫禁城的。在大清王朝建立200余年之后，继位皇帝在落难的路上接替王位，这本身就是皇帝的大不幸，国家的大不幸。更为不幸的是，返回北京后的皇帝，外有列强的侵夺，内有母亲的凌驾，已经注定了6岁的“儿皇帝”一生的悲剧。清军入关后，每个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同治皇帝却是一个意外，从“祺祥”到“同治”的转变，既意味着一场血腥，也是一个悲剧时代的开始。“同治”年号的使用，是一个悲剧时代的开始，它初意是“共同治理”，即两宫皇太后共同垂帘治国，更为可悲的是，清政府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大清成为慈禧太后和西方列强“共同控驭”的对象。可怜的同治皇帝，反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无事生非的他热衷于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年纪轻轻就丟了性命。他也因此登上了中国另类皇帝的名册。

垂帘　一帘幽梦

清代的历史给人两个突出的印象，一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形成，清朝带给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辉煌文明的国家以屈辱和长时间的停滞。二是清朝的皇帝大都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他们似乎完全不像明朝的皇帝那样十之七八在悠然自得、甚至是浑浑噩噩中享受人间至尊的荣华富贵。这两个对立的时代特征显然无法用普通的逻辑关系来解释，勤政却导致亡国，这是历史的悖论吗？还是有其他复杂的原因？不可否认，这一时期世界大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欧美各国借近代工业革命的推动，操纵着坚船利炮，给古老的中华文化带来灭顶之祸。然后，从清朝统治者内部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落后挨打恰恰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因素，而失去了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同步发展的机会。早在“盛世”之期，乾隆皇帝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虚伪另类已经埋下祸根嘉庆时，懦弱无能的君臣们睁开惺忪的睡眼后，个个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道光、咸丰时代，政治腐败，国势大衰。正如孟森先生所说：“清至咸丰朝，文恬武嬉，满洲纨绔用事，伏莽遍地。清室本以八旗武力自豪，为英吉利武力尝试，而旗籍大员之奸侫庸劣，无一不备。”此后，百姓揭竿而起，列强纷至沓来，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地签订。内忧外患，相继而起，在救亡图存的关键之期，清朝的皇帝中却又出了一个无法自恃、无事生非的傀偏——同治皇帝，中华帝国的悲惨命运又添上浓重的一笔。

单就入继帝统、登上皇位而言，爱新觉罗·载淳无疑是清帝中最幸运的一位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帝位的轮替就充满了血腥与仇杀，载淳却是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登上皇位的。但人生之大不幸则是他生不逢时。

载淳，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紫禁城的储秀宫，生母懿嫔叶赫那拉（即后来的慈禧太后）氏。载淳是咸丰的长子，也是独子，自然就成为皇位的唯一继承人。

1856年的清王朝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勇猛的太平军展开殊死的搏斗，而英、法两国在沙俄和美国的支持下也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过，皇宫里似乎还一如寻常，凭借智巧登上皇位的咸丰最大的爱好仍然是听戏，平寇御侮那是臣子们的事。蹒跚学步的载淳的生活也就只是吃喝玩乐。直到1860年的8月22日13父子二人被告知英法联军就要打到北京城了，便以“秋弥木兰”为名，仓皇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在京津地区大肆烧杀劫掠，商铺抢劫一空，村镇沦为废墟。尤其是举世罕见的圆明园被洗劫一空。皇宫亦岌岌可急。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被迫续订和签订了比《南京条约》更为屈辱的卖国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城，开始直接影响和控制清政府。清政府则与外国侵略者公开联手，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国难深重，与6岁的皇太子载淳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后，随着1861年8月年仅31岁的咸丰帝的病死，历史的责任一下就落在了这个尚不明事理的幼童身上。

皇帝由一个6岁的儿童来担任，毫无疑问少不了辅佐之人，即皇权的实际操纵者。它召唤着有责任心的人挺身而出，诱使着有野心的人铤而走险。咸丰十一年，大清朝上演了一出将皇帝玩弄于股掌的皇权之争。

咸丰去世后，清廷主要有三股政治势力在角逐皇权：一是咸丰遗诏的亲信势力“顾命八大臣”，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等，他们被认为是当然的同治帝的辅佐大臣；二是旧有的皇族势力，即咸丰帝的兄弟们，以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为首，他们原来有机会像咸丰一样称帝，在此权力更替之际，认为有机可乘；第三，后宫势力，即两宫皇太后，包括东宫皇太后慈安和西宫皇太后慈禧，两个有野心的女人利用对同治的监护权，也参与了对皇权控制的角逐。从咸丰咽气开始，三股势力就开始了较量。

顾命大臣和后宫势力率先交火。西太后慈禧首先发难，她指使人上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顾命大臣们以本朝没有先例为由，严词拒绝。双方在朝廷上公开争吵，慈禧以怀里的孩子相要挟，吓得小皇帝哇哇大哭，还尿了慈禧的裤子。慈禧见势不妙，决定调动各方面力量对抗顾命八大臣。她首先与皇太后慈安结成同盟，商定由二人共同垂帘听政，各有职掌。然后她加紧与在北京的以奕?为首的皇族势力勾结，利用他们在朝廷中的旧有影响和势力，并争取到在北京握有兵权的胜保的支持。奕?火速赶到承德与两太后秘谈，并返回北京布置政变事宜。慈禧还是不放心，她自己抄小道提前返回北京再加布置。11月2日，慈禧遂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解除“顾命八大臣”的职务。几天后，载垣、端华和肃顺3人被处死，其他5人治罪。同时，废除掉原确定的第二年为“祺祥”的年号，改为“同治”。慈禧发动的政变，被称为“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这一年是农历的辛酉年）由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慈安为人比较忠厚慈祥，朝野大事主要由慈禧决断。从此，大清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后妃专制时代，家国天下悉数出于“一帘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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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处

“祺祥政变”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无进步与倒退而论，这是一场纯粹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战。无论是哪一方获胜，他们面对的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重新塑造一个太平祥和的大清国。只不过，中华帝国的命运最后交在了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手里，她也试图革新政治、兴利除弊、安邦定国。然而，当时的中国面临的矛盾比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绝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转。慈禧太后又是一个权欲极胜的女人，在执政期进一步加强了专制和独裁，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玩弄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颇具谋略手腕的慈禧，为了守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几乎把自己的心智都化为权术，出尔反尔，犹豫不决，损失国家和人民利益，把中华民族推向更加多灾多难境地。

危局　大局已定

慈禧太后和奕?以宫廷政变的形式夺得皇帝控制权之后，既要给自己的“夺权”行为正名，树立“正人立朝”的形象，又要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平寇御侮，富国强兵，所以，他们提升了一批较为精明能干的官员，重用了一批才学过人的理学思想家。此后一段时间，清廷不仅渐次镇压了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暂时摆脱了被推翻的命运，又办洋务、兴教育，协调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不仅社会局势较为稳定，还出现了社会经济复苏的迹象，封建士大夫艳称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

这一时期的同治皇帝并没有参与国家政务的处理，他的主要责任是看书学习。作为中兴事业最重要的开创者，在京有恭亲王奕?，在地方有受到重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

“同治中兴”，据《清实录（同治朝）序》宣称，清王朝在同治年间，“用能方夏载德，景运日新，扬无教之寐，成中兴之瑞”。中兴，包括在“武功”和“文治”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武功”系指在咸丰年间，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浙军务。同治年间复用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在十数年间先后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云南回民起义、贵州苗民起义等。“文治”，指同治年间，朝野理学士人活跃一时，清廷重用了一批重拾传统程朱理学的士人，如倭仁、罗泽南等，他们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辟异端、笼络人才、恢复和强化封建文化事业，为“同治中兴”竭尽努力，以期达到“乐育人才，振兴学术”的目的。“武功”是直接目的，“文治”则是基础、前提。

辛酉政变后，清王朝为了树立“正人立朝”的形象，不遗余力地提拔所谓“理学名臣”。理学家倭仁在1862年一年内3次升职，从擢工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再升至文渊阁大学士，并当上了年幼的同治帝的师傅，掌管翰林院，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内阁揆首和最高理论权威。倭仁当上帝师后，还辑录古代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编成《启心金鉴》，用这部渗透着程朱理学“君明臣良”思想的读本，来教导同治皇帝。其他理学家，李棠阶入军机，李鸿藻为帝师兼尚书，吴廷栋官刑部。理学官员在朝中已经荣登显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理学家们试图通过澄清吏治、兴办洋务、开办团练、兴办学堂、控制基层等方式，对社会施加全方面的影响。同治，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稳定，其中也不乏理学家们不懈努力的结果，不过，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国内不安定因素暂时被抑制下去，反清运动出现了短暂的低朝；第二，西方列强贪婪的胃口暂时得到了满足，他们还没有得寸进尺的要求；第三，慈禧与奕?的后王政治格局还处在较为密切的合作期。可以说，所谓的“同治中兴”只是被一些士大夫津津乐道，被清统治者大加颂扬的一相情愿的事情。这一时期隐含的复杂矛盾并没有解决。

首先，洋务运动难堪大任。

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一批掌有实权、头脑清醒的清朝官员认识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师夷之长计以制夷”，倡导并主持了以引进西方科技、机器生产的富强、自救运动。它对传统中国开启发展近代工业之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把学习西方的运动推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

应该说，由奕?主持的洋务运动在开启民智、打开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但其中包涵了太多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消极与反动的因素。总理衙门在协调与西方列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主权；走向国门、培养洋务人才，至少开拓了眼界，积蓄了力量；兴办洋务，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机器大工业，成绩有目共睹，但距近代化的路子确也相距甚远。尤其是当洋务运动变成清廷争权夺利的工具时，洋务运动的命运注定被抹上浓重的悲剧色彩。

同治时期的宫廷斗争主要表现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之间的斗争，具体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排挤和打击。洋务运动是在清政府的倡导下展开的，最初的支持者是恭亲王奕?，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默许。他们之间的矛盾对洋务运的推进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随着慈禧的高度集权的建立，抵制洋务派的队伍越来越大，洋务运动很难向纵深发展。同治年间出现的所谓“中兴”只能是昙花一现。

其次，西方列强的步步渗透。

同治时期，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政策上达成“合作意向”，互相支持以适应中国环境，以便尽快、平稳地获取在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还与清政府采取主动合作的态度。清政府为应对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英、法、俄、美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公使馆，逐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1865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总税务司署，名义上隶属总理衙门，而海关的行政、用人等大权完全掌握在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手里，列强宣称应当保持中国海关机关的“国际性”，以阻止中国人任何形式的“排外情绪”。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国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名，美国人8人，法国人12人，德国人11人，其他各国人4人他们利用洋务派急于发展“近代工业”的心理，步步渗透，在巩固和扩大经济利益的同时，攫取政治利益为下一步展开全面的对华侵略准备条件、积蓄力量。因此，可以说，同治时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政治、经济势力激剧扩张的时期，虽然不像军事侵略那样骤风暴雨，但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逐步加深，清政府一步步沦为外国列强侵华的工具，同治朝的外交是建立在屈辱和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

第三，后王政治格局的瓦解。

所谓“后王政治格局”是指“祺祥政变”后，清中央形成的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以恭亲王奕?辅政的联合执政模式。在此格局中，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握有实权，具有野心）代表皇帝掌握皇权，恭亲王奕?则以议政王的头衔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两个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处于领袖地位，掌有实权。在皇后和亲王派系之中又有像文祥等这样的官员从中维系与通融。

“后王政治格局”是在咸丰帝死后，新主年幼，各派政治势力皇权斗争的结果，然而，这种联合执政在专制主义盛行的晚清注定是不可能长久的。随着慈禧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善于玩弄权术的她想独揽大臣，排斥和打击奕?的势力1865年（同治四年），慈禧利用编修蔡寿祺的一份并无确凿证据的弹劾奏折，以“目无君上”和“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去奕?的一切职务，不许其干预公事。众多大臣莫名其妙，纷纷上书呼吁收回成命，慈禧见时机不成熟，不得不恢复奕?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却借机取消了他的议政王称号。经此打击，奕?变得小心翼翼，不敢放手做事。慈禧的胆子则越来越大，利用复古势力打击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势力。

所谓的“复古势力”主要是指那些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侵华浪潮，企图重回闭关锁国时代，或者一味排斥新事务，竭力倡导以程朱理学思想治国的人。像倭仁就鼓吹传统程朱理学中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学习外语，反对学习西方天文算学等。慈禧为了牵制和打击奕?支持的洋务派以及在洋务运动中掌握兵权的汉族新兴官僚，有意利用倭仁、徐桐和李鸿藻等复古派。

实际上，慈禧也知道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疏通对外关系的努力是救时疗弊之需，只是由于担心他们的实力过于膨胀，不利于自己驾驭，才重用“清流势力”与之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自己则便于从中制衡、操纵和控制。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迫于内外压力，慈禧太后同意撤去垂帘、停止听政，由同治帝亲政。但贪恋权位的慈禧太后再次玩弄政权手段，迫使同治陷于政治危机，这一花招就是重修圆明园。慈禧在同意撤帘时，要求重修圆明园以便于自己生活。同治也想让太后远离自己以避免干政，就下诏重修圆明园。无奈此时国力窘迫，除战争赔款外，办洋务，建工厂，开矿山，买军舰，制枪炮，都需要钱。于是同治帝就号召京城官员自愿捐资，无奈只搞到30万两，与修园要求相去甚远。在奕?等大臣的强烈反对下，同治帝遂下令停修圆明园，修建中南海和西苑等“三海”。重修圆明园，不仅打击了同治的士气，也借此机会打击了奕?的势力，慈禧给自己的复出和复出后的大权独揽创造了条件。可谓“一石三鸟”。

在国内矛盾没有消除、国外侵略势力急剧膨胀的紧要关头，一个少不更事、整日游荡的少年天子，一个不择手段、玩弄权术的皇太后，大清帝国的命运何其不幸！同治年间难得的“社会安定”没有、也不可能争取到喘息或复兴的机会。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更多的侵略者希望在中国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时候，随着国内生存环境的继续恶化，广大人民群众再次揭竿而起的时候，清廷必然走向灭亡。

戏淫　乱淫丧命

同治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似乎与同治皇帝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这似乎也不是这个6岁登基的少年傀儡天子的错误。然而，透过他短暂的一生，通过他并不算短暂的执政生涯，也许我们不仅仅是哀其不幸，还会为其不争气而动怒。

同治的一生是不幸的。如果说登上皇帝宝座、生活在帝王之家就算是人间幸运之事的话，也就不会有类似于崇祯皇帝“何为生我家”的哀叹了。六岁就死了父亲，对于一个男孩子而言，确实少了一些阳刚之气的锻炼，但历史上也不乏优秀的、成功的男人是在母亲（袓母）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是如此。同治帝的不幸在于生活在乱世之秋，生活在一个恶毒得能吃下自己亲生儿子的母老虎——慈禧太后的羽翼下。少年不自强，又受制于人，悲剧另类的生活就此铸就。

同治帝书法

6岁的同治即位后，因年纪尚幼，主要任务是学习，这一点无可厚非。按规定，同治每天象征性地到养心殿坐一坐，算是行使一下皇帝的权力，发号施令的自然是身后帘子里的东、西太后，这种形式主义也真难为了一个好玩多动的小孩子。从朝堂上下来，他才开始自己的主业，即学习。同治幼年丧父，学习主要由母亲来监督管理。这一点与明代的神宗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明神宗有一个非常严厉、正直的母亲，慈安和慈禧太后都没有什么文化，既认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指导小孩子学习也不得法。加上她们生活慵懒，缺少积极进步的精神，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以有益的影响。

缺少积极管束的同治非常贪玩，对学习没有兴趣，“见书即怕”，跟着老师学上三、五个月也没什么长进。老师们就直截了当教他如何看奏折、把握要领，处理政务，但同治极不用心，对学习全然不感兴趣，“精神极散”。课堂上，他常常调皮捣蛋，“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师傅们对这么个小皇帝训也不行、打骂和体罚更是不敢。也曾试着给他找几个伴读，一来帮助提高学习兴趣、互相激励、彼此切磋，二来代其受过，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但这些方法用尽，效果也不明显。所以，到了十七、八岁亲政的时候，同治竟然连“奏折未能读”，甚至连最基本的《大学》还不能熟读。

从六岁至十七、八岁的十几年间，这位至尊的小皇帝在皇宫里除了应景式地上上朝堂，象征性地听一听师傅应付差事般地讲解，其他事情就是吃喝玩乐，游戏人生。我们甚至不知道同治从儿童到少年是如何转变的。他的生活一直处在他的母亲慈禧太后的操纵之下。慈禧太后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女人，谁不顺从她就要遭殃，他的儿子同治也不例外。这突出地表现在同治的选后和他的家庭、夫妻生活方面。

同治十一年（1872年），16岁的同治到了大婚的年龄，两太后着手为他选妃。不巧的是，慈安皇太后喜欢侍讲、蒙古正蓝旗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皇太后则喜欢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两宫太后意见不一，遂由同治自己来决定。同治选定了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时册立富察氏为慧妃。同治及皇后的不幸也由此开始。

皇后阿鲁特氏出身于官宦大家、书香名门，自幼知书达理。她性情耿爽，不善阿谀。结婚后，皇后还大书“戒嬉”二字，劝说同治帝收心勤政读书。同治帝非常喜爱这位“雍容端雅”、“美而有德”的皇后。

但慈禧皇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尤其是慈安太后喜欢的，她总是感觉很别扭，常常找碴儿难为她，甚至不许她与同治皇帝同房；慈禧还要求同治对慧妃好一些。同治深知母亲的威严，不敢违抗，只好有意疏远皇后，但也不愿意亲近慧妃，只好赌气独宿养心殿，生活寂寞寡欢。因为慈禧处处刁难，皇后的日子过得也很不舒心。同治病重，皇后护侍，也遭到慈禧的责难。据载，同治病重时，皇后前去养心殿探视，二人同病相怜，说了一些私房话，被慈禧皇太后知道。慈禧怒不可遏，以皇后没有事先请示为由，要对她施以杖刑。皇后脱口而出：“我是乘着风辇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明媒正娶的媳妇，现在来看一看生病的夫君，我何罪之有，让您来诘难？”慈禧一生最为遗憾的就是身居西宫，就是在咸丰临终前也没有册封自己为皇后。如今被皇后抢了白，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如果不是同治被吓晕，病情加重的话，不知慈禧如何发淫威了。不过，慈禧还是把这笔账牢牢地记在心头。等同治帝刚刚去世，慈禧就把皇后找来，先打了她三个耳光，然后告诉皇后的父亲崇绮，劝皇后自裁殉夫。皇后死了丈夫，本已心灰意冷，想想活着也要深受慈禧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便绝食身亡了。

“同治”年号的使用注定了同治皇帝一生的痛苦。一直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幽闭深宫，没有说话的权力，没有施展的可能。他以放纵和堕落来宣泄自己的不满，释放自己的郁闷。而糜烂的宫廷生活，给同治的堕落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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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书法

清代的宫廷生活，在乾隆时已相当奢华，从皇帝到皇后、太后贪婪享乐。到同治的父亲咸丰时，宫廷里的时令节日、大小节庆、歌乐声色、娱乐生活甚是丰富。咸丰帝就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家伙，他对色情很感兴趣，置兵败国破于不顾，携嫔妃、美女游园作乐。当时就有大臣以献媚药擅长、得到升迀。有野史说，咸丰曾狂热地喜欢上一个叫朱莲芬的艺妓，时常召幸。有意思的是，有御史和吏部官员也与艺妓有染，这两位官员力劝皇帝当以国事为重，勤于政务，万不可亲近伶人艺妓，咸丰帝读了他们的奏疏，大笑说：“两个家伙争风吃醋呢！”咸丰还喜欢唱戏，经常传唱艺人入宫唱歌，甚至还指导太监演戏，兴之所至，还打扮一番，亲自登台唱上一段。在流亡热河期间，咸丰又是打猎、又是唱戏，俨然太平天子一个！

同治6岁时，父亲咸丰就死了，所以受父亲荒淫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父亲“亲手”营造的荒淫的内廷生活却变本加厉地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加之东、西两太后都喜欢听戏，宫里吹拉弹唱日日不休，娱乐项目丰富多彩，耳濡目染的皇帝有了直接模仿的机会。

同治帝婪恋女色，好房中之术。进士出身的上书房翰林王庆祺风度优雅，长于房中术和春药的研制，同治就把他由五品官破格升为二品官，在内廷行走。据说，有一次太监送茶，发现二人正在看《秘戏图》，两人兴趣勃勃，全然没有注意周围有人走动。同治帝对“淫词小说，秘戏图册”都很迷恋。王庆祺和宫里的太监还经常偷偷地带他出宫玩耍，酒肆、戏馆和花巷，都留下同治帝的身影。皇帝微行时到过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逛妓院，完全是有可能的。同治帝贪杯好色在宫里是出了名的。据说他竟然与内务府郎中贵宝呼为酒友，常常不醉不休。

同治十三年（1874年），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重病缠身，并于十二月初五日去世。由于生前生活放荡不羁，沉溺女色，加之清代宫廷档案中关于他病情的记载含糊不清，对于他的病因就闹得纷纷扬扬，民间普遍传说同治帝死于性病梅毒；而清廷对外宣布他死于天花。堂堂大清朝的天子，如果以性病而结束生命，既无言面对黎民百姓，也让洋人看笑话。像许多历史悬案一样，同治死因很有可能成为千古之谜。

同治死后，慈禧决计第二次垂帘听政。中国封建末世的政治最后归于一个女人的绝对统治，一直走到清王朝的灭亡和传统帝国的终结。

作为一个帝王，同治帝走过的一生不应该是一个帝王所经历的。历史上，少年天子为数不少，如果能有一个严父、慈母的管束，或者有母后（母亲）的深明大义，正确引导，胸有诗书其自华，亲政以后的同治应该有一番作为的，可惜他没有这样的好父母。历史上，受制于皇后或权臣的皇帝也为数不少，少年天子如果能够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争取各派力量，以皇帝的号召力，定能重拾权柄，一展帝威，可惜他没有这样的雄伟抱负；亲政以后的同治帝，本来有施展的机会，可惜他胸无点墨，没有什么“抱负”可以施展。在逆境中，他选择了逃避，他选择了堕落，选择了以荒诞另类来消除自己的意志和青春年华。他个人的悲剧也铸就了中华帝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