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 虚伪另类的十全老人



清高宗乾隆皇帝，是清代268年的统治、10位帝王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史家论起其功绩，常与康熙、雍正相提并论，并以“康乾盛世”概括此时的繁华。中华帝国的社会经济历经2000年发展，到了清王朝建立70年后再次弼成了“封建”盛世，国家统一，边地安然，农耕经济发展，文化繁华等，出现了“封建”社会最后的高峰。这一成就与清初50年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所致的纷乱相比，与1840年以后的被西方列强肆意欺凌相比，自然大有不同。这些成就与乾隆的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康乾盛世却是封建末世最后的绝唱，“大治”之后就是“大乱”，就是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所谓的“久盛必衰”难道是事物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一个远超前代的最高水平的繁华盛世之后是不是注定要出现一个中华帝国发展的底谷？作为盛世社会的操纵者，乾隆盛世的背后所蕴含的“逆流”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让我们走进盛世之巅时的乾隆皇帝生活的另一面，来剖析这个以“十全”的名义穷兵黩武者，一个以巡幸的名义数下江南的风流天子，一个以盛世的名义禁毁图书、摧残文化者，一个以禅让的名义继续玩弄权柄的虚伪另类的皇帝，在“大治”之后是如何给中华帝国带来“大乱”的。

以十全的名义

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是雍正帝胤的第四子，雍正元年（1723年）时由一个普通的皇子被密定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9岁时，弘历入学读书，接受“六艺”即礼、乐、射、御、书和数等教育，研读满、汉典籍，遍习文武，协助雍正处理军政事务，全面而严格地接受人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25岁的弘历顺利登上皇帝的宝座，年号乾隆，开始了长达64年的统治。

乾隆登基的时代，清军入关已近100年。中国传统核心统治区在历经近50年大动乱之后，总体已经归于平静。同时，经过一系列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康熙中后期至雍正年间，经过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到乾隆初年，传统的农耕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并得以继续发展，国内政治稳定，文化事业有条不紊。

然而，随着清王朝统一中国的步子逐步推进，随着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在西北、西南、东南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满族为统治中心的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对立，尤其是随着以近代沙皇俄国、英国殖民者等为代表的西方列强试图把他们的范围侵入到中国传统辖区内，中外反动的割据势力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在边疆地区的管理与控制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乾隆帝在位期间，为巩固和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国家统一，平定各地叛乱，制定管理制度，确定管理措施，积极开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乾隆帝在控制和巩固边疆的统一和稳定的过程中，由于他的虚荣心理作怪，一味诉求武力，凡事务求斩草除根，导致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官怒民怨，给清朝的统治埋下了祸根。

乾隆帝晚年把他一生经历的10次重大用兵征伐概括为“十全武功”，他自诩为“十全老人”。所谓“十全”是指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一次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两次扫荡金川，一次平定台湾林爽文之役，降服缅甸和安南各一次，以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等。乾隆的这十次征伐情况各有不同，性质也有较大的差别，既有抗击外族侵略、维护正义的，也有平息地方叛乱、安定边疆的；既有耀武扬威，小题大做的，也有多管闲事，得不偿失的。年迈的乾隆把当政之年的重大征伐拼凑成“十全武功”，也反映了他沾沾自喜的心理。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应该是不惜代价的；但对国内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却不应该以狭隘的本民族的利益或炫耀所谓的国力诉诸武力，以肆意屠戮为家常便饭。

大小金川战役。金川有大小两条河流，地处四川省西北部，山高谷深，河流湍急。这里居民多以藏民为主，大小二金川长期联姻，形同一体。明朝时在这里设置杂谷安抚司以管理，在接受中央领导的前提下，由少数民族首领自主管理。清初承袭明制，承认金川地区藏民传统的世袭自治制度，但到乾隆初年，大金川的势力不断强大，土司头目莎罗奔不断侵扰相邻各部。为了惩罚这种部族之间的侵扰行为，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发兵3万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由于山势险峻，气候恶劣，进展极不顺利，直到十四年才迫使莎罗奔投降。10余年后，金川地区的各土司部族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廷再度出兵给以镇压，直到乾隆四十年底，才将大金川之叛平息下来。为永绝后患，乾隆在此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险要地方设置重兵镇守。大小金川，地广不过二、三百里，人不过3万，而两次金川之役共耗银7000余万两，第一次出兵就三易其帅，将士死亡过万；第二次，乾隆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解，坚决予以彻底消灭，仅围困勒乌围就达两年之久，并将大小头目一一查出，就地正法，可见战争之惨烈。

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西北地区准噶尔部族之间以强凌弱，动荡不安，波及西藏和蒙古地区，引发一系列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战争。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部族中首领阿睦尔萨纳在部族战争中失败，遂投降清政府，乾隆帝想借机实现对西北的控制权，遂发兵5万，一举消灭达瓦齐的势力。哪知阿睦尔萨纳意在借兵自重，公开对抗中央，乾隆帝龙颜大怒，决计荡平准噶尔地区，在阿睦尔萨纳死后，继续在西北清剿残余，对西北准部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西北地区数千里的无人区。清朝在平定叛乱后，在西北地区实行了“三光”的野蛮政策，天怒人怨，无可原谅。乾隆帝以无数生命、鲜血和历史的大倒退换来了边疆的巩固和版图的奠定。

对缅甸和安南用兵。从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乾隆帝还先后对邻国缅甸和安南两国用兵。就战争的性质而言，这两次用兵，都不能说是正义战争，给中国人民、缅甸和安南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从福建逃难到台湾生活的农民林爽文不堪忍受地方官的贪暴，领导汉族和高山族贫苦人民起义，这是一起典型的反抗贪官酷吏暴行的农民起义，队伍发展至数十万人，席卷整个台湾岛，乾隆发兵6万余，历时一年多，将起义镇压下去。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82岁的乾隆在取得反击廓尔喀战争的胜利后，他拼凑了在位期间自以为最值得炫耀的十次战争，列为“十大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兴之所至，他撰诗云：“开恩逭孽明颁旨，竟得十全大武扬。”当年十月，余兴未尽的乾隆又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并下令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将这篇《御制十全记》镌刻碑文，建盖碑亭，竖立在拉萨布达拉宫康熙皇帝的御碑之旁，永久纪念。他骄傲地说：“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赐？”

乾隆御制平定苗疆得胜图序

不可否认，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中，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乾隆在继位之初，尚能以清醒的头脑告诫自己不要轻易兴师动众，所谓“佳兵不祥”。他也曾心平气和、宽宏大量地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谈和解、谈共处，但随着国力的增加，自我感觉的良好，让乾隆失去了足够的理智与清醒，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兴师问罪”。乾隆帝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信心越来越足，战争越来越多。在战争中，乾隆推行了极其野蛮的、血腥的屠杀政策。对民族地区的征伐和控制方式也大有可商榷之处，满族以少数民族之身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敌视和恐惧导致斩草除根的做法，以及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安的做法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对炫耀所谓的盛世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威而对周边国家事务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也是害人害己的。乾隆在耀武扬威的时候，不分内外，不分敌友，正如李治亭说：“高宗对此次军事行动（指武力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作为他的‘十全武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行动。这与前叙之‘武功’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是其虚伪另类的心理在作怪。

以文化的名义

自幼饱读儒家典籍的乾隆皇帝深知中华传统思想价值之所在，随着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良好的物质条件和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温饱足而思淫欲，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除采取武力和法制直接镇压外，还逐步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利用传统的儒家学说，笼络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刽子手”和“牧师”的两种职能。盛世帝王乾隆以发展文化、繁荣学术的名义，制造文化繁荣，制造文案冤狱，再为他的虚伪另类添上浓重的一笔。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组织学者编写史学、修纂典籍。他在位期间开办的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是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意指以经、史、子、集四类总括天下典籍。《四库全书》的纂修始自大臣提议的对前明永乐朝编辑的《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在位时集天下文献分类编辑的卷帜浩繁的类书，到清代多有亡佚。在大臣的提议下，乾隆下令开馆访求天下之书以辑《永乐大典》之佚，从而促进了《四库全书》的纂修，以及文字狱的迭兴。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再次下诏访求天下图书，凡各地方、各机构、各色人等，务求将所藏书籍解交到官府，官方搜访，民间献书，不拘一格，统一送到北京的四库馆。为了表彰献书有功的藏书家或尽心访书的督抚学政，乾隆帝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奖励办法。短短几年间，征集图书达13500余种。

单从这次访书活动看，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官府将散于民间的珍贵典籍统一收藏、管理、整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存和弘扬文化典籍；另一方面，不少民间藏书家将世传家藏图书交上，这些书绝大部分没有被返还，民间私人藏书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些珍贵的典籍由于可能涉及清朝统治者的统治而被禁毁，从此永绝于人间，对中华传统的文化典籍事业的发展带来致命的影响。随着征求图书事业的深入进行和《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进行，这场由访求遗书而带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浩劫——禁书、毁书、文字狱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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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正文书影

这场禁书和文字狱活动显然是乾隆皇帝一手操纵的。随着各省访求图书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一些书中“违碍悖逆”的文字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关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正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缴所谓的违碍书籍。随着禁书活动的大规模展开，乾隆皇帝察察为明，复加苛求，各级地方官为迎合上意，吹毛求疵，小题大做。

由乾隆直接主持的禁书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历时19年，据黄爱平统计，仅官方编译的查禁而销毁图书就有3100种，15余万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民间因害怕连累而私下销毁的不计其数。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文化浩劫中，禁毁的图书与刊刻保留下来的书大致相当。被确定为禁毁之书包括乾隆以前历代典籍精华之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杂剧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之书，“御批”书籍等，尤其可笑的是，就连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戏剧艺术形式，如昆腔、石牌腔、秦腔、楚腔等，也都在查禁之列。各省采进而来的所谓禁书，送交军机处，经翰林院详细审查后，最后报呈乾隆皇帝处裁定，送到武英殿付之一炬。名义上的编修史书活动实际上演化成为一场“寓禁于征”的政治阴谋，名义上的修纂实际上演变为一场“焚书”活动，演变成为一场肆意篡改历史文献典籍的文化浩劫。

更可怕的是，伴随着查抄禁书活动的展开，乾隆朝的文字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突出地反映了清代、尤其是乾隆时代文化政策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摧残文化的一面。据《清代文字狱档》收录的文字狱档案统计，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的48年间，重大的文字狱案有53起。这一时期，统治者动辄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各色人等之间告讦之风大盛，许多极为普通的事件，竟至酿成文字狱，株连惨重，触目惊心，使许多无辜的下层民众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

所谓的康乾盛世开创的一代文化成就的最高峰，竟然是建立在“焚书”和“文字狱”的基本之上，高傲自大的乾隆竟然会如此的色厉内荏。

从长远看，乾隆发动的这场征书、查书、禁书和毁书活动，其最大的危害还不在于禁毁了3000余部书，也不在于4000余种图书因不符合封建道德标准和清朝的统治而判为“存目类”，而是在于文化浩劫对知识界、思想界和社会各界沉重的打击和致命的摧残。事实证明，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外矛盾日趋复杂，统治者再也没有心思和时间去揣摸文字方面的细枝末叶时，才发现，中华帝国所落后的不仅仅是在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更加落后的则是在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这种落后，在乾隆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骨子里担心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统治存在思想或行动上的威胁，而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舍我其谁、高高在上、与民同乐的姿态，这才是另类皇帝乾隆的真实面目。

以巡视的名义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重大而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六次南巡，也就是离开北京，长途跋涉数千里之遥，到江、浙一带巡视。帝王巡游，在史前时代和早期国家时期，被称之为“巡狩”，稍后亦称“巡守”。它是指帝王作为权力的最高拥有者，本人率众亲到他的权势所能覆盖的范围内（统治区域）内进行的巡视、巡狩、视察等行为。这种行为既可能是早期英雄时代的个人巡游（包括早期国家时期的迀都寻找稳定的可控制地区），也可能是后世帝王在政局稳定以后，定期或不定期地体察民情、宣威四方的出行。据说史前时代的帝王“五年一巡”，其他四年，各地诸侯王到京觐见，以示臣服与监察之意。如尧、舜、禹执政时期都曾多年大规模巡视天下，舜帝和禹帝甚至都死在巡视途。

历史上，帝王巡游在唐朝以前比较频繁，如颇具传奇色彩的周穆宗西游至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西北、东北、西南都留下其足迹；汉武帝在位53年，巡游全国达数十次之多；隋炀帝“巡幸”之事不断，在位14年，留居京城的时间不足1年，隋炀帝巡游的理由非常简单，观风俗、采民风、纠冤狱，“四聪以达，天下无冤”。不过，唐朝建立时，唐太宗总结历代天子之游、尤其是隋炀帝亡国之鉴，认为：天子出游，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应该慎重对待巡视。

宋、元、明三朝，天子巡游天下之事甚少。为什么到了封建末世，康熙和乾隆相继兴师动众，劳师远行呢？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在第六次南巡即将结束之际，乾隆皇帝抛出了他南巡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南巡记》中，他说：“我在位五十年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西部的用兵，二是对江南的巡视”，“到南方巡视，一是效仿圣祖康熙六次南巡，事必躬亲，其次，南方河工之事甚重，通过巡视来督抚检查这项工作”，使“循法而不扰民”。只要大致看看乾隆下江南都干了些什么就知道，乾隆找的这两条理由都非常牵强，这种掩人耳目的说法实在荒唐。乾隆的意思是：自己仿康熙之法南巡，如果南巡有点功劳，那是自己“躬敬以法”的结果，如果有游山玩水之嫌，那是康熙开了很坏的先例。乾隆南巡的目的虽然只提到了“河工”，但已点明了为治理国家、保国安民的需要。这恰恰是康熙和乾隆六下江南的真实意图之一，只不过，乾隆欲盖弥彰的做法显得更虚伪。

首先，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夷治华”，清统治者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大多居安思危、勤于政事，唯恐天下出现什么变故，尤其是南明时期南方如火如荼的“反清复明”运动让清统治者心存忌惮。帝王对南方加强巡视的政治及军事意图显而易见。

其次，清帝巡视体现了少数民族地位的正统观。明代中期以后，江南文化发展迅速，江浙是汉族人文士大夫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从骨子里对满族统治最为敌对的地区。“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乾隆帝六下江南，广交江南学子，或召集，或提拔，或安置，与南方士人交流。乾隆到南方后，接见士人，拜访书院，他甚至把《四库全书》分抄七部，四部藏于北方仅供皇室阅读，而将另外三部悉数放在江南，即一部在杭州文澜阁、一部在扬州文汇阁、一部在镇江文宗阁，供江南学子浏览。在下江南期间，他还六次祭礼明太祖陵、三次祭礼孔子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禹陵，谒少昊陵、周公、孟子等。乾隆崇文重道的良苦用心可谓足矣，他的文化南巡，既体现了对满族作为统治者的尊崇，又强调满汉一家，尊重汉族传统文化，以达到政治稳定的目的。

第三，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巡游也都带有明显的游山玩水的性质。二人都喜欢汉族园林艺术，喜欢汉族的传统文化形式。每次到南方巡游，乾隆要带上一些画师随驾，见到名园胜景，就摹绘下来，回到北京后就加以仿造。乾隆是整个清朝建园最大最多的皇帝，在著名的“三山五园”中，除畅春园一景是康熙所建，乾隆时未有较大增修外，圆明园以及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都是乾隆时新修或扩建。

乾隆时期修重的园林大都有南方园林的痕迹。如圆明园、长春园内有四个附园，是摹仿江南园林之作，安澜园仿海宁陈宁安澜园，狮子林仿苏州名园狮子林，小有天园仿杭州汪氏的小有天园，如园仿南京的瞻园等。

今天依然秀美的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赞誉为“中国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杰作”的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它是以“兴修水利和为母祝寿”为名而建造的。颐和园大量吸引了江南园林（私家园林）风格，其中大量使用的游廊、爬山廊、拱桥、亭桥、平桥、肪、榭、漏窗、洞门、花街、铺地等，都是江南园林常见的建筑艺术形式，某些小品、细部、装修，大量运用江南多种流派的堆叠假山的技法，对临水的码头、石矶、驳岸的处理，水体的开合变化，以平桥划分水面空间等也都借鉴于江南园林。这些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工程建筑，如昆明湖、苏州街、谐趣园等，与乾隆时所见所闻大有关系。颐和园征调了全国上万名能工巧匠，仅初步建成就耗时15年，内务府共销算工程用银4482851.953两，动用了全国年度收入七分之一的财力。

“无为而治”是自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执政思想，“无为”即不扰民，以民为本，这一点乾隆是清楚的。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曾对这一思想发表高论道：“只有无为而治，才能持赢保泰。”天子出游，千乘万骑，扰民尤甚，这一点，乾隆也肯定知道。乾隆在首次下江南时，一再强调，出行所有经费，均由内务府提供，丝毫不得扰民，不许苛索于民。实际上，乾隆每次巡游，如同迁都。随行的后妃、王公、文武官员不可胜计，仅扈卫的士兵动辄数千人。各级地方官员、百姓为了迎接圣驾，更是竭其所能，尤其是运河两岸，乾隆所至，要修造专用的“御道”，要侵占民房，要黄土铺道，清水泼街，张灯结彩，香案高设等。许多百姓因此流离失所，倾家荡产。尤其可怕的是，江南富商之家，为投其所好，耗费巨资，争奇斗艳，把一派歌功颂德、歌舞声平的繁华景象展现到帝王面前。乾隆好巡幸，除规模空前六下江南外，乾隆还52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5次巡幸山西五台山，4次巡幸东北盛京等，总计近百次之多。其扰民程度不难想见了。

对于乾隆巡幸扰民的事实，官员和百姓心知肚明。文人袁枚在《扬州画舫录》中说，自天子南巡后，“增荣饰观，奢而张之”。连乾隆的亲信大臣也不无嘲讽地说：“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乃在热河口。”这一点，乾隆比谁都清楚。然而，他依然我行我素，而且每次出行时，还照例发布告书，说各级官员接待时一定要简朴，各游览参观地，不要因为他的光临增修扩张，其虚伪程度真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

清郎世宁等绘乾隆皇帝骑猎图轴（局部）

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退位之后的乾隆终于承认了他巡幸扰民的事实，在《知过论》中，他说，“如果说我南巡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是自欺欺人的。我感觉在我执政的这六十年里，唯一失德的是六次南巡，做了一些没有意义、没有好处的事情，劳民伤财呀！”

以禅位的名义

乾隆在位60年，但实际执政长达64年，在这四年，乾隆上演了一出禅位大戏。为了曾经的一句话，为了显示自己的仁、孝，竟然表演了一出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效果的作秀剧，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暴露了乾隆的虚伪另类。

1795年，85岁的乾隆皇帝在位已经长达60年。耄耋之年的乾隆虽然耳朵有点背，但身体还相当硬朗。关键是他的精神头还不错，头脑清晰，思路敏捷，甚至还可以步行亲自参加国家的各种重大仪式祭典活动。但他还是决定在1796年，原来是乾隆六十一年的正月初一日，即中国传统的春节之一天正式交出大清国传国玉玺，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十五子颙琰（永琰），自称“太上皇”。这一年，改元嘉庆。名义上的乾隆时代终结了。

帝权至尊，乾隆既有能力处理政务，又没有人武力逼迫他让位，又缘何主动退位？这还要从乾隆的一句诺言说起。

据说，就在乾隆即位之前，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小伙子怀着对祖父康熙皇帝的无限崇敬，曾焚香祈祷：“承蒙上天眷顾，得以入继大统，不敢奢望超过康熙爷在位六十—年之数，能在位六十年，我就心满意足，此后，就一定把皇位传给儿子。”乾隆话出自言，他肯定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能活多长时间，能在位多久？因为，在位60年，就要活到85岁才行，这实在是绝大部分人不敢想象的高寿！

随着乾隆在位时间的延长，他的皇帝欲和权力欲也日渐浓重，60年退位的一句许诺渐渐成为他的心理负担。尤其是他的母亲钮枯禄氏也是一位高寿之人，85岁时还能与儿子乾隆一起登泰山、游承德。85岁，不正是乾隆自己在位60年吗？还是母亲了解儿子，于是钮枯禄氏就委婉地劝儿子说：“皇上天下臣民众望所归，至六十年时也不必一定要退下来。”乾隆对自己的许诺也做了变通，他说：“如果母亲一直能健康长寿，我愿意一直陪伴在身边，不再退位。”换句话来讲，如果钮枯禄氏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乾隆到85岁时就不需要禅位了。然而，岁月不饶人，高寿的皇太后在次年就不幸去世。又过了一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明确表达了自己85岁时禅位的意愿，同时对外宣布早在5年前就已经秘密立储。

乾隆的禅位也在时间的滴滴答答声里越来越近。他对皇位的眷恋之情似乎也越来越重。首先，乾隆改变了原来的彻底“归政”的主意，说退位以后仍将留在养心殿，而不是原来计划中的搬到宁寿宫。养心殿在军机处北面，是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处理国家重大事务、皇帝日常起居之所，是整个清朝的政治中枢。显然，在紫禁城，乾隆在意的并不是居所本身的问题，而是对皇权的依恋。朝野上下从乾隆这一态度里都读出了味道，以和坤为代表的王公大臣借机向皇帝上书，请求皇帝顺应民意，收回禅让承诺。然而乾隆是一个十分要面子的人，自然不会轻易自食其言。

其次，乾隆又在自己退位以后的待遇和称谓上讨价还价。为了保证既兑现禅位的诺言，又不失掉权柄，乾隆明确提出要求：退位后尊称“太上皇”，使用宫中喜字第一号宝玺“太上皇之宝”；太上皇仍自称“朕”，谕旨仍称“敕旨”；在皇宫内仍然继续使用乾隆年号，在宫外方可使用嘉庆年号；所有臣下奏疏，请安折子，均要一式两份，一份给太上皇，一份给皇帝，大臣奏章，都要由皇帝转呈太上皇，由太上皇最后定夺。乾隆开出的这些价码充分保证了他在“禅位”以后可以继续掌控大清帝国的运行。

第三，最后时刻差点儿反悔。嘉庆元年大年初一，禅位大典之期到来，文武百官、驻华使节悉数参加新旧皇帝的权力交换仪式。然后时辰已到，老皇帝却迟迟不愿交出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宝”，交换仪式一度陷入僵局。幸亏大臣们据理力争：要么停止“归政大典”，乾隆留居“天位”；要么交出“宝玺”，总不能让新皇帝做一个无宝之君。经过劝说和内心斗争，乾隆终于极不情愿地在最后时刻交上了掌管60年的“皇帝之宝”，走出太和殿，回到养心殿，开始了长达3年又3天的禅位时代。

乾隆太上皇帝之宝

不甘寂寞的乾隆一如既往地充当着最高决策者的角色。他自己常常说：“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他时常在御殿接见百官的觐见，已经35岁的时任皇帝嘉庆只有陪坐的份。老皇帝仍然生活在原来的浮华烟云中，新皇帝宛如傀儡在阴影下生活。这就是清朝这四年的真实面目。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终年89岁。嘉庆帝结束了3年多的伴太上皇圣驾的生涯，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亲政。

想当年，25岁的乾隆从父亲手里接到的还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太平盛世，如今39岁的嘉庆，接过来的却是一副烂摊子。嘉庆前3年的噩梦如果只是一瞬而逝的话，大清国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此时的大清帝国早已不是乾隆正当年那个时候的大清朝了。清朝颓废的态势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人们常常对乾隆的盛世极尽溢美之词，如果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话，清朝的衰败也绝非在嘉庆亲政以后急剧恶化的，可以说，在乾隆的最后20多年里，社会矛盾潜滋暗长，这些都被好大喜功、死要面子、虚荣心极强的乾隆给通通掩饰。他带着自己的心满意得，带着大臣们的歌功颂德，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而他的儿子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却在饱受了动荡、饥饿、疾病和战争的煎熬中，一步步地走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