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 以奢相尚的促织天子



大明277年的历史，他在位仅有10年，却弼成了最为辉煌的“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然而史家对他的看法却不像对汉代之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那样好评如潮，他面临种种非议他一改太祖、成祖恢宏拓展的作风，定内敛守成之国策，停远航、弃安南、用宦官；他一生酷爱文学艺术，是明代帝王中最有才气、艺术成就最多的一位；他违背祖制，开废立皇后之先河，满足于歌舞声平的太平盛世，习惯于歌功颂德的官俗文风，洞开有明一代骄奢淫逸的风尚。明宣宗朱瞻基，中国历史上受到争议颇多的“太平”天子，让我们揭示他真实的“另类生活”，走进他生活的另一面。

定内敛守成之国策

大凡新朝建立，开国之君的工作重点多集中在廓清规制、改元更化上。明朝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太祖剪除群雄、创制立业初见成效后，第二任帝王建文帝立足未稳，就在一场被称为“靖难之役”的皇位大战中消失了，他的叔叔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成祖入主南京。成祖上台后建立内阁，肃清吏治；鼓励垦田养殖，发展经济；治理会通河，迁都北京；经营边疆，派郑和下西洋，继续执行积极扩张的政策，可谓气势恢宏。然而，成祖过于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他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城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屡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他自己也于1424年（永乐二十三年）病死在北征蒙古的途中。

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10个月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们对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业采取守成之策，迎来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明初70年，国力臻于全盛，在亚洲乃及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继西汉文景汉武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史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堪称盛世。

然后就在宣宗去世后的10余年，大明帝国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宦官专权、农民起义、敌对的蒙古族大军兵临城下。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兴盛到危机不过10余载，其中虽有偶然因素，但谁在繁华盛世里埋下了乱世的祸根？明宣宗！一个“太平天子”，其内敛守成的国策里潜滋暗长了哪些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他究竟是如何从“励勤”走向“倦怠”的？让我们沿着宣宗成长的足迹，透过600年的时空隧道，去探寻历史的真实。

明宣宗的“太平天子”之称，源于明成祖朱棣。据《明史·宣宗本纪》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时任燕王的朱棣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朱元璋将一个巨大的玉圭交给了他，他在梦里已兴奋不已，因为在古人看来，圭是权力的象征，这梦境岂不暗合了自己图谋皇位的心愿？这对皇权充满无限渴望的燕王来讲，无疑是一个好兆头。朱棣醒来，恰好宦官来报，长子高炽的大儿子出生了，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宣宗朱瞻基。小孩满月时，朱棣抱着怀里，上下打量，“这孩子一脸英武之气，很像自己”，想想太祖送圭的梦境，便越发喜欢这个孩子。

此后不久，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嫡成功，终入大统，改元永乐，后人称明太宗或成祖。成祖花大量的时间培养小瞻基，“靖难功臣第一”的姚广孝、尚书夏原吉、学士胡广等都亲自给他讲经论道。瞻基自幼聪慧，喜好读书，对经学典籍和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仅如此，在成祖出征和巡视时，还经常把瞻基带在身边。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令瞻基同行。次年（1410年），朱棣亲征蒙古，让尚书夏原吉辅佐瞻基留守北京，学习处理日常政务，颇有“监国”之意。成祖后期，在多次对蒙古族用兵时，常常把瞻基带到身边。其间，他还专门抽时间带着瞻基深入田间地头，体察耕作之苦和民生治业之艰，希望他能树立“以农为本”和“体恤民力”的思想。成祖就是要让瞻基通过在战场上的征战历练和生活中的施政治国的训练，为将来治理国家积累宝贵的经验，为自己打造出一位文治武功的接班人。

瞻基的表现也一步步印证了成祖的苦心孤诣没有白费。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端午佳节，成祖在宫中组织一种叫“射柳”的娱乐竞技类游戏。瞻基技术超群，屡射屡中；在玩文字游戏时，成祖的对子“万方玉帛风云会”刚刚出口，瞻基即出口对答：“一统山河日月明。”这也就难怪朱棣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

朱瞻基小小年纪，不仅技艺出众，才识亦超凡脱俗。据说，成祖对太子、瞻基的父亲高炽不甚满意，因为他身体肥胖，且为人懦弱，只是因为过于喜爱瞻基的缘故才没有废掉他的储位。一次，成祖率太子高炽、次子汉王高煦和太孙瞻基等前去谒陵拜祖。高炽行走迟缓，虽有两名内侍搀扶，还是滑了一跤。汉王朱高煦遂即讥笑道：“前人把滑，后人知警。”哪知话音刚落，身后有人应声对曰：“更有后人知警。”高煦惊愕回首，是年纪尚轻的瞻基正在怒视着自己。

成祖病逝后，仁宗即位，不足一年就抱病而逝。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全面整肃朝纲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内敛守成的国策开始付诸实施。到宣宗时，更是将“守成”国策全面推行。宣宗一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浦）、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可谓人才济济，中正盈朝。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采取蠲免赋役、恤贫赈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消除了前朝较为紧张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然而，年少时代随从祖父征战于北部边疆的战争阅历，在培养朱瞻基文韬武略的同时，也让他对边地连年戍守征战带来的消极影响产生了直观的印象，尤其是成祖时四处出击，连年征战，大兴土木，导致军匠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比较尖锐。这对他后来君临天下后治国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他把成祖积极开拓的策略转变为积极内敛的守成策略。只是，他的内敛收缩守成的力度过大，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执政作风从太祖、成祖时的“孜孜不倦”到宣宗时代的“因循倦怠”，进而导致官风和仕风的沉迷，并对后来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上台不久，宣宗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与许多海外国家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而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在边疆上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重用宦官，为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外戚、贵族和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纵容的作用，导致宗室、勋戚、官僚的恃势兼并和百姓的破产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仅9岁的明英宗继位时，明朝的统治危机已时隐时现。1442年（正统七年），宦官王振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开始由前期转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便急剧恶化，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景象也宣告结束。

树歌功颂德之官风

宣宗能在他的执政时代弼成十数载的盛世，自然有其在治理国家方面独到之处，具备盛世明君的基本素质，如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等。他深知“天下之事至繁”，只有广大开言，“通上下之情”，才能保证上令下达，下情上达。他非常开明地说，所有的官员及普通百姓都可以上书言事，他奖赏直言忠臣，言者不当无罪，不如实反映问题的官员反而要吃罪。他不止一次提到要向从善如流的唐太宗学习。

像唐太宗一样，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恪尽职守。虽然宣宗号召人们多提意见，但他在许多场合下并不能真心实意地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触及他的内心深处的痛楚意见。宣宗确实也真心实意地听取过一些意见，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涉及他本身的问题时，他马上就撕下了温情面纱，痛下杀手，这让许多官员不寒而栗。一言以蔽之，宣宗是一个“让善即喜，翘君即怒”的有一定人格缺陷的谦谦君子。比如，瞻基比较钟情于书画艺术、古玩鉴赏，甚至是非常荒唐的游乐活动，常常因此懈怠了朝政。早在瞻基还是皇太孙时，他的两位老师曾向成祖反映他过于贪玩不好好学习，他即位以后，两位老师继续直言反对他游玩打猎，一个被他打死，另一人被投入死牢。宣宗玩跑马射箭的兴趣越来越浓，年轻御史陈祚上疏，请他读一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旨的《大学衍义》一书，宣宗大怒，说：“这个书呆子竟然说我不读书，太瞧不起我了，一定要杀掉。”宣宗时，他对宦官越来越放纵，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一次，宣宗竟然赏赐给一个叫陈芫的宦官两个宫女作夫人。当有官员向宣宗提议此法不妥时，他竟然当庭宣布割去那位官员的舌头，并下令将这个官员活活饿死，幸亏有官员暗中保护，才得以幸存。

宣宗在位时一直致力于改善民生，他自以为在读书、治国、理财、治吏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志得意满之情常常溢于言谈举止之间。在痛下几次杀手处理了几起胆敢对自己直言犯谏的官员之后，其他官员大都选择了曲意奉迎。加之，在宣德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也确实出现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上自皇帝，下到朝中高官都认为朱明王朝统治下的“盛唐之治”时代已经到来，明代官场上歌功颂德之风，突出地反映在官员之间，官员的奏疏，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里。

在明代诸帝中，堪称文采风流者，当推仁宗与宣宗。仁宗朱高炽在东宫较久，虚心好学，学问较为渊博。他酷好宋欧阳修的文章，“乙夜翻阅，每至达旦”。仁宗有《御制集》上、下二卷，已不存于世。在文学方面，仁宗比较喜欧阳修的文章，一是欣赏欧阳修忠心事君的臣节，二是喜欢欧阳修雍容醇厚的文风，因为这种文风很适宜于朝廷庙堂文学。时任朱高炽辅导老师的杨士奇经常与他论文谈诗，杨荣、杨溥等辅佐大臣投皇帝之所好，亦倡导和鼓吹宋唐文化艳风，又由于“三杨”俱为台阁重臣，遂在明初文坛形成了代表官方意义的文学派流——“台阁体”，这股文学创作之风对明初文坛有巨大的影响。

宣宗亦喜欢文学，这进一步助长了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文风的形成及传播。宣宗喜做诗，写过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写过律诗和绝句，还写过词。他自己就说：“朕喜吟咏，耳目所遇，兴趣所适，往往有作。”

据陈宝良的研究，宣宗的诗作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受儒家文学思想之影响，诗作具有说理的韵味；二是宣宗一朝，运际雍熙，治隆文景。宣宗时与臣下同游，赓歌继作，造就了一个台阁体诗派。作为倡导者，宣宗的诗作也极有宫廷的韵味，这种韵味就是颂谀太平景象，显示皇家的宏伟气魄，《新春诗》、《元宵诗》、《七夕诗》等首，都是粉饰太平之作；三是宣宗在明代诸帝中，也算是一个英主，所以他的笔触就不仅仅局限于皇家宫苑的生活，而是对民间百姓的生活与疾苦给以客观的描述。每当亢旱岁歉，宣宗均能循己自责，减租赈恤，并毫不掩饰地写下这些与太平景象不符的农民实况。如《书愧诗示户部尚书夏原吉》一诗，所反映的就是“关中岁屡歉，民食无所资”的现实生活；四是宣宗为人风流儒雅，大有文人气习。故诗作中多有写景之作，而且显得文采斐然。如《四景诗》四首，对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变化的刻画堪称细致入微。

从宣宗的全部诗词作品来看，他擅长写诗而不擅长写词，他六言诗写得不如五言诗，五言诗不如七言诗，最差的是词；作为一个皇家宫廷诗人，宣宗写宫廷活动之诗不如写自然景物之诗，写山水动物之诗不如写花卉形态之诗，写大场景之诗不如写小场景之诗，最差的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说教诗；宣宗是个略有才气、但又才气不足的诗人，他那些刻意拼凑堆砌之诗不如随意抒情之诗，雍容浮华的长诗不如朴实真切的短诗，写给别人的诗不如写给自己的诗，最差的是那些颂扬太平的应景之诗。

“台阁体”文风不仅体现在文学方面，还表现在书法、绘画与音乐等方面。宣宗对音乐的爱好，大致也是太祖、成祖的继续，所喜者多为歌功颂德、弘扬朝廷恩典之作。如宣德三年（1428年）九月，大学士杨士奇进《平胡饶歌鼓吹曲词》十二篇，宣宗喜纳之。

总体论之，“台阁体”文风的基本特点就是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这种文风，平庸呆板，毫无生气。它是文学发展上的一股逆流，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文坛，几十年内很少文人不受它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原谅政治上君唱臣和的温清脉脉，却不能对文学和社会领域内缺乏生机与张力无动于衷。

开废立皇后之先河

普通人的私生活本无可厚非，虽然皇帝废后也属私生活，但帝王家国天下的特殊地位，其一言一行，举手投足，无一不对天下臣民、乃至国家大政方针和实施运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宣宗废后与此后二百年明代帝后政治结合起来考虑，并不应该忽视其消极影响。可以说，宣宗改立皇后对后世宪宗、武宗、世宗和熹宗的后宫生活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朱元璋建立明朝，总结历朝经验教训，对帝王诸子后妃做出了种种限制措施，核心思想是：后妃以贤德为先，严格从民间选拔，禁止外戚干政。太祖与马皇后、成祖与徐皇后的关系都算融洽。明宣宗朱瞻基开启了扰乱后宫的大门，他亲手导演了一场调换皇后的悲剧。

宣宗的第一任皇后叫胡善祥，她是在成祖时代应诏入选进宫为皇太孙妃的，父亲胡荣是济宁卫的一个低级武官。据史家言，胡氏贞静端淑，知书达理，做事稳重，以母仪天下为己任，深孚众望。但她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古板的女性，加之身体病弱，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这让以才情自嘘、风流成性的宣宗大为不悦。而此时，他的身边却出现了一位面貌姣好、善解男人心、讨皇帝欢心、聪明伶俐的女人，她就是孙氏贵妃。

孙贵妃是一个颇有来头的女人。孙氏原来是河南永城县主簿孙忠的女儿，巧的是，仁宗皇帝的皇后张氏也是河南永城人，在巴掌大的小县城，食禄皇粮的高门大户自然非常熟悉，两家此前就有一些来往。在张氏的推荐下，天资聪明的孙氏后来一直升到了宣宗的贵妃。张氏历明初六朝，是一个聪明才智过人的女性，无论是仁宗、还是在宣宗时，她都是左右大明后宫的重要人物。宣宗即位之初，非常尊重自己的母亲，朝中大事均与母亲商量，故母子二人关系融洽。正因为孙氏与张氏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孙氏的野心越来越大，取代胡氏成为皇后，是孙氏的一大心愿。她与宣宗开始了谋划。

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宣宗的老谋深算与孙氏的野心勃勃结合在一起，最终上演了四步连环计，并最终达到了目的。

第一步争取张太后的同意。张太后母仪天下，虽然与孙氏有同乡之谊，但国事与家事之孰轻孰重，她还是一清二楚，儿子的心思她十分清楚，却并不主张换掉贤德的皇后，令天下人嘲笑。宣宗就采取步步为营的作法。宣德初年册立后妃时，按规定，皇后胡氏有宝（即金玺）有册（即写有皇帝封赐命令的金册），孙氏贵妃只有册没有宝，宣宗就央求母亲张太后破例赐予孙贵妃以金宝。张太后以为此举虽有违碍，却无大妨，也就同意了。在明朝，贵妃有宝玺就是从孙氏这里开始的。

第二步玩弄“母以子贵”的伎俩。中国古代“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嫡庶有序”的王（皇）位传承制度确立后，“母以子贵”也成为传统帝位传承中的普遍现象，历代内廷都曾发生过围绕后妃、宫女怀孕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宣德初年，皇后胡氏虽然没有生子，但孙贵妃同样也没有生子。宣宗以皇后无子改立孙氏的理由并不成立。于是，他们二人又合计上演了换后的第二幕——“移花接木”。宣德二年，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宣宗向外廷朝臣公布，贵妃孙氏生下了皇子朱祁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母究竟是不是孙贵妃，后人自然浮想联翩，谜底恐怕只有宣宗和孙贵妃等少数人知晓了。此后不久，朱祁镇就被立为皇太子。生性厚道的胡氏绝对没有想到，在生子的问题上让孙氏抢了先，自己失去了挽回败局的机会。

第三，征得内阁大臣“三杨”等人的理解和支持。在换皇帝的问题上，宣宗与孙氏步步进逼，但也只是创造了条件，打好了基础，要想变成现实，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征求皇太后和大臣的认可是最为紧要的。在母亲那里，宣宗施展的是情感计，从感情上、从道义上打动母亲，比较顺利过了关。但在“三杨”等众大臣那里，要过的却是祖制和遗训的关。宣宗实在不想以专制的面目出现，他逐一授意，分头做工作，既给足了大臣们面子，又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最后，就连反对废后最为坚决的杨士奇也只好出面给宣宗出谋划策：“请胡皇后以身体不佳为由，主动辞去皇后的名分！”

第四，水到渠成的换后。宣宗以其高超的施政艺术，在做好了各种换后准备之后，终于等来了胡皇后“主动辞位”的这一天。宣宗在告天下人的换后诏书中这样写道：“皇后胡氏，因为身患疾病，不能承担母仪天下之职，加以没有生子，多次提出辞让皇后名分，以便颐养天年。朕念及夫妻之恩情，再三严令劝阻，无奈她陈辞再三，只好允准。辞位后，她的称号和各种生活待遇照旧贵妃孙氏，自皇祖太宗时选入宫中，德高望重，又生有皇子，大臣们说，母以子贵，特立孙氏为皇后”云云。如此冠冕堂皇的换后诏书其实只是一层遮羞布而已。

被“废”掉皇后之身的胡氏很快就搬出了正宫，入住长安宫。经过此番打击，对于生活，她亦万念俱灰。倒是皇太后张氏有情有义，对她非常怜惜，经常把她招到身边问寒嘘暖。从朝廷百官、甚至到乡村野里，都为风流皇帝换掉了一位德正贤淑的皇后而不平。

“宠艳妃而废元后”是中国传统社会判定帝王品行丑恶的重要标志，虽然宣宗极力掩饰，不过掩耳盗铃。就连宣宗自己到后来也颇有悔意或自责之心，自我辩解道：“此皆朕年幼时所行之事也”。

“母仪天下”是国家政治对皇后的要求，体现了皇后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宣宗换后自然招至朝野上下的热议。不过，人们似乎对宣宗的后宫生活并没有过于苛刻的要求。宣宗是一个风流天子，在妃嫔的挑选上他喜好朝鲜女子宣德二年（1426年）春末，28岁的明宣宗派使臣内官昌盛、尹凤、白彦等出使朝鲜选妃，而且规定是“十岁处女”。据说此次明廷带给朝鲜国王的“赉赐”礼物白金有1000两、丝、纱罗、锦帛240匹。当时的朝鲜国王世宗李当即下令朝鲜女子不得擅自结婚以供挑选，最后选中了7名女子，即成女、车女、郑女、卢女、安女、吴女、崔女等人交给明朝使臣。她们和另外的执馔女子10人、使女16人、太监10人等一行，于宣德三年（1427年）七月离开汉阳，并于当年十一月底到达北京。宣宗时期在朝鲜“采女以供婚配”仅此一次，但明廷到朝鲜采女的活动并未停止。

宣宗的后宫依然是一个无爱的欲海。宫女大都出自京城门庭清白的小户人家，一旦被选入宫，就意味着从此与家人生死永不得见，终生生活在灰暗、悲惨的世界里。明初的宫廷沿袭了元代惨烈的人殉制度，官女郭爱被勒令为明宣宗殉葬时入宫仅20天，据说，她在临终时作有《绝命辞》一首与父母诀别，字字血泪。诗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者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渐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以宣宗换后和选妃为代表的后宫生活，远比宪宗宠爱一个自己亦母、亦妻、亦情人的万贞儿更高明一些；也比无厘头帝王明武宗双性恋的怪癖更有理智；当然，他的换后艺术也远在大半生深受“换后”与“立储”之争的明神宗之上。

宣宗换后，展示其高超的驾驭权术的能力，满足了他自己一时的私欲，我们能充分理解这位风流帝王的生理与心理的需要；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作为最高权力的主宰者，他的行为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兴骄奢淫逸之风尚

明代的大多数皇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骄奢淫逸、吃喝玩乐、荒急朝政。统治者的游嬉带动整个社会风尚日趋僭制越礼，晚明社会奇人奇情，生活奢靡。而这一切都始自一位创造了“仁宣盛世”的太平天子宣宗朱瞻基。明宣宗是一个喜好吃喝玩乐，生活骄奢淫逸的帝王。

好吃是人口舌肠胃之本性。宣宗好吃，一是吃得刁钻，二是吃得气派。所谓“吃得刁钻”，据说他非常喜欢朝鲜人饮食，尤其喜欢朝鲜女厨师做的朝鲜风味豆腐。为了能经常吃到这种豆腐，他还写信给李朝的国王，索要女厨师。他在位10年，共从朝鲜招来“执馔女子”（女厨师）等朝鲜女性达100多人。

所谓“吃得气派”，就是要吃得风光体面、风流无限。为了体现君臣和谐、天下太平，宣宗时大兴游宴之风。每逢节日或心情高兴时，宣宗就会约上朝中大臣，歌乐声色中，觥筹交错，饮酒赋诗。宴会常常安排在皇家花园里举行，宣宗会让宦官随从在游船上张网捕鱼，现捉现做，有时还亲自张网捉鱼，而且常常是亲自动手，边做边讲解煮鱼之道。有一次，宣宗兴之所至，还捻弓搭箭，射下一只飞鸟，待大厨煮熟后，自己又亲手分给大臣们享用。宣宗俨然就是一位出色的美食家。君臣之间相互敬酒，尽得欢颜。这很让人联想起后世武宗等与臣等泛舟湖中寻玩作乐的场景。

吃中有玩，玩中有乐。宣宗把吃饭变成了一门享受的艺术。不过，吃还只是他玩乐的其中一种方式。宣宗嬉戏玩乐的方式可谓无花八门，多种多样。

作为一个颇为自负的“文化人”，宣宗之喜好多效仿前代文人雅趣，如书法、绘画、古玩等。宣宗颖敏过人，有志于经史。每次殿试学子，他常常自撰程文，并说：“我不当会元及第耶？”显得极为自信。闲暇之时，提笔翰墨，长篇短歌，下笔立就，他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宣庙御制总集》。

在诸多艺术门类中，宣宗的绘画艺术成就最高。宣宗的绘画起步于宫廷画师的培养，创新于对生活的观察。雍容的心境、悠闲的宫廷生活是宣宗绘画创造的基础。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臣下官宦们的热捧也无限度地刺激了年轻帝王的创作热情，他的绘画题材涉及山水、花卉、鸟兽、人物等。宣宗是明代帝王中第一位书画艺术家，是绘画上第一位画老鼠的画家。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鼠图”，简率随意，天然巧成，质感鲜明，姿态生成，是国宝级。

宣宗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和书法鉴赏家，《万历野获编》之“宣宗御笔”称他的书法“学颜清臣，而微带沈度姿态”，宣宗年少时对书法课颇为用心，他的行楷清丽潇洒中带些皇室的雍容柔媚之气。一心追求太平盛世的宣宗兴之所至，常常挥毫泼墨，写诗作画，并赏赐给众大臣。由于宣宗酷爱和擅长绘画书法艺术，宫廷上下聚了一批宫廷画家，他的继任者英宗、宪宗、孝宗到神宗等也多受影响，亲近艺术。宣宗培植了数代宫廷画派，在中国书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明宣宗鼠画

宣宗的生活里充满了高雅、奢侈的格调，他不仅大肆命官窑烧制玩赏之物，还在全国各地广泛搜集奇玩。中国瓷器史上的巅峰之作——青花瓷在宣德年间成为绝唱，故有专家称赞曰：“宣德明朝极盛时也，选料制择，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泥勃青，至成化其青己尽，用平等青料，故论青花，以宣德为最。”

明宣宗书法

宣德年间出产的最有名的器物是宣德炉。宣德炉其形制像圆鼎，上有耳眼，炉腹有雕镂精巧的花纹、云龙纹，样式仿取宋代的瓷炉，但更加精致。由工部监制，用料多达30余种，包括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各种稀有金属和矿砂，经精炼、铸造而成。据王棠在《知新录》中讲，宣德炉“假色外炫，真色内融，以黯淡中发奇光”，“久不著火，即纳之淤泥中，拭去如故”。为了追求尽善尽美的效果，宣宗亲自监制过问。有一次他问铸工如何使炉更加精美，铸工答曰：“过六道火可致珠光宝气。”宣宗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要十二道火方可。”以帝王之爱好，动用举国之力烧制的宣德炉，成为高级的皇家工艺品，也成为中国铜器中之珍品。

在成袓戎马征战中成长起来的宣宗对骑射狩猎颇感兴趣，对架鹰猎鸟，驯兽斗鸡充满了好奇。宣宗几乎每年都要派人到朝鲜去猎取老鹰，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护鹰使。宣宗最喜欢的嬉戏是斗蟋蟀。据说，他对斗蟋蟀极为上瘾，除让宦官四处搜索外，甚至诏令江南地方官协助采办1000只蟋蟀（时人称促织），结果弄得许多百姓人家因此破产。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还根据这一故事写成了小说《促织》。宣宗皇帝也因此落下一个“促织天子”的外号，活脱脱就是一个以奢相尚的荒唐天子。

说到底，生活中的宣宗是一个骄奢淫逸、寻欢作乐的皇帝。他既是明代第一个充分享受宫廷生活的帝王，也是洞开明朝骄奢淫逸生活风尚的帝王。宣德朝的宫廷生活丰富多彩，渐趋奢华。明人查继佐在《罪惟录·宣德逸记》中讲，宣宗“斗鸡走马，园情鹢首，往往涉略；尤爱促织，亦豢驯鸽，万姓颇为风俗，稍渐华靡”。

宣宗骄奢淫逸的生活已经引起当朝人的注意。宫廷画家商喜绘制了一幅《宣宗行乐图轴》，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宣宗行乐的场景。这幅堂皇巨作表现了宣宗春日郊游行乐的场面。轴为纸本，设色，纵211厘米，横353厘米，是明代中早期传世宫廷绘画中仅见的传世之作。画中20多骑列队，经石桥沿山坡迂回前进，他们头戴青纱小帽，穿着红、绿各色带有补子或不同纹饰的袍服，整齐华丽，每个乘骑后面又都跟有一抱琴小童随行，看来是侍从太监。唯在平坡上骑马前行的一人容貌丰肥，体格魁梧，头戴尖顶圆帽，身着窄袖衣，外罩紧袍服，从衣饰龙纹来看，无疑他便是明宣宗皇帝朱瞻基。在他坐骑后面还有3个小内侍各自捧抱乐器，背着弓矢，手擎宝剑，随时准备皇帝使用。画面山坡平缓，林木茂盛，松柏环抱，桃杏花盛开在山坡上，绿草丛生，一派绝好的春天景色，山坡、桥边、溪旁，鹿、兔、喜鹊、鸳鸯等动物正欢蹦乱跳，生动活泼的形象跃然纸上。这幅图画构图严谨细密，色彩浓丽，并突出了宣宗朱瞻基游乐的主题。

明宣宗行乐图轴（局部）

也许是纵情于歌舞升平，沉溺于声色享乐之故，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瞻基染上不明之症。病危之时，他命左右起草遗诏，由太子继位，所有军国大事均须禀告太后方能决定。不久死于乾德宫，终年38岁，可谓英年早逝。

作为创造灿烂盛世的一代帝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其另类生活开脱，比如内敛守成的国策，我们可以理解其为休养生息下的盛世繁华做出的努力；歌功颂德式的台阁体文风，我们可以理解为君臣和谐交融的熙然太平的表现；巧妙的更换皇后，我们可以理解为追求幸福的情感生活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奢侈淫逸的生活状态，恰恰是因为有了“仁宣盛世”丰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宣宗生活的年代虽然是明朝立国后60年，却已处于传统社会的末期，传统政治的积弊和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治理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仁宣盛世背后，隐藏着繁杂的社会矛盾，却由于宣宗执政立国中的消极因素，激化了这些矛盾，并由此引起了明中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