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 独出心裁爱风流

他13岁登基，阅历浅薄，错把奸人当作生父和生母；他嗜好金钱，欲壑难填，鸿都卖官，明码标价；他寻欢作乐，不顾及帝王应有的尊严，把宫廷重地当成喧嚣的市井之地；他身为帝王，很少关心政治是否清明，却是荒淫无度，一心要做人间神仙。这就是汉灵帝刘宏，可以说是汉代帝王中最无知、最爱钱财、最不成体统、最荒淫无度的皇帝。

无知　认贼作父

汉灵帝刘宏，建宁元年（168年）继位，东汉帝位传承至此，已有140余年，帝国之锐气渐渐荡尽，又碰上一个荒诞另类的他，气数也快到了尽头。

灵帝年少继位，无知无识，缺乏心计。据《续汉书》记载，每次汉灵帝准备大赦天下前，就让人密封三钱之府。这是因为汉灵帝自认为金钱最为宝贵，担心大赦天下时，有人乘机盗取府中财物。河内人张成自称会观天象，会占卜。他知道汉灵帝将要赦免天下有罪之人，就教唆他儿子杀人。果然，他的儿子被抓7日后，就赶上大赦，被免罪释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灵帝本人城府不深，略有心计的人就会察觉出汉灵帝的一举一动，知道他将要做什么。

汉灵帝执政期间，国家屡遭兵寇，天下开始显现大乱迹象。官员刘焉认为刺史权力太轻，不能令行禁止，所用之人，又不能尽职，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他建议汉灵帝改置刺史为牧守，从朝廷中间遴选大臣，镇守全国各地。然后，刘焉又暗地里结交当朝的权贵，希望寻找一方重地担任牧守，借此机会逃避迫在眉睫的天下大难。朝中大臣对刘焉的建议争议不断，汉灵帝不知所从。此时，恰逢益州刺史郗俭为政苛烦，地方百姓谣言四起，闹得京城也不得安宁。加之此时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也被叛军杀死。汉灵帝为了消除眼前祸患，没有考虑清楚刘焉建议的严重后果，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刘焉如愿以偿地担任了监军使者，并且兼领益州牧职位。太仆黄琬担任了豫州牧，宗正刘虞担任了幽州牧。从此以后，牧守的权力日益显重，掌握了地方军、政、财大权，最终酿成了日后军阀割据的局面。

汉灵帝不仅无知，还认贼作父。汉灵帝时，宦官把持朝政，可是汉灵帝却对周围亲近的人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是指大宦官张让。汉灵帝在位时，宦官张让和赵忠一起担任中常侍，同被赐封列侯，他们两人和曹节、王甫等人，狼狈为奸，坏事干尽。曹节死后，张让兼任大长秋职位。

“一人升天，仙及鸡犬”。张让有个家奴，管理家中一切事务，但他仗着张让的势力，手眼通天，贿赂百官，声名显赫。京城三辅地区有个叫孟佗的人，家产颇为丰厚，一心想与这个家奴结交，便倾其所好，无所不送。张让手下的这个家奴为孟佗的慷慨大方而打动，自然也十分听他的话。有一次，张让的家奴问孟佗：“只要我力所能及，你想让我帮什么？”孟佗说：“我别无他求，就希望您和您的下属给我下拜一次。”这实在太容易了，张让家奴二话没话就答应了他。当时，每天拜见张让的来宾车马络绎不绝，有数百辆之多。孟佗也去拜见，他故意在人多的时候到，自然也是进不去。可是过了不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家奴却率领他的下属主动出门，在大路上迎拜孟佗，然后，他们又一起坐车进入张让家的宅院。前来的宾客大吃一惊，都以为孟佗与张让关系非同寻常，于是见不上张让的那些人都争着抢着用天下的珍品贿赂孟佗，孟佗然后把其中的一部分馈赠张让，张让大喜过望，便举荐孟佗担任凉州刺史。由此可见，一个普通家奴尚且如此显贵，炙手可热，就更不必说张让个人的权势了。

按道理说，张让如此受到汉灵帝的宠幸，应该忠于汉灵帝才是。可是，张让却是个吃里爬外的家伙，他暗地里背叛汉灵帝，与反官府的黄巾军首领有往来。这个阴谋后来被官员王允揭穿。王允少有大志，早晚习武。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揭竿而起，王允官拜豫州刺史，率军平定黄巾军，他和左中郎将皇甫嵩等名将大破黄巾军，黄巾军投降10万多人。他从红巾军的降将中得到了张让宾客所写的书信，发现张让与黄巾军秘密勾结的事实。汉灵帝虽然十分震惊，由于张让的叩头谢罪，汉灵帝在痛骂他一顿后，最后居然饶了他。张让大逆不道，却没有被治罪，由此可知，汉灵帝好坏不分，认贼作父。而侥幸活命的张让从此怀恨在心，捕风捉影低毁王允。第二年，王允就被逮捕入狱。明代不畏权奸的东林党人杨涟在熹宗皇帝面前指责魏忠贤说：“魏忠贤是大奸大恶之人，他的罪过罄竹难书。而今陛下怜悯他小忠小信的行为，不忍舍弃他，难道不知他已罪恶满盈，令人无法容忍。汉代张让、赵忠，汉灵帝常以父母称呼他们，可他们却背叛他。”杨涟言外之意，就是不要认贼为亲。实际上，汉灵帝和熹宗皇帝一样，都是不辨正邪、认贼为父的昏君。

爱钱　售官营利

光和元年（178年），汉灵帝在鸿都门前开榜，公开卖官售爵。这就是汉灵帝遭到后世批评最为激烈的事情之一。汉灵帝公然向世人宣示，官员职位可以随意出售。至于官员职位大小随其等第，明码标价。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州郡县吏，价格等级，各有差别，富有者可以先交钱，贫穷者任职后加倍交纳。利欲熏心的汉灵帝售官时还双管齐下，他一边公开通告全国卖官，一边又通过宦官“暗箱操作”，当然主要针对的是人人艳羡的、显赫的官职。朝廷三公大员之位，标价1000万；九卿之位，标价500万；二千石的郡职官员，标价2000万；四百石的县职官员，标价400万。官员职位虽是明码标价，但也不是绝对遵循的原则。有时可以根据买官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实际拥有财产的丰厚程度作一定的浮动。尤其荒唐之极的是，有钱者可以现金交易，无钱者但有关系者可以到任之后，加倍偿还。因为朝官的地位一般优于地方官，所以，朝官的价位比地方官的价位要高出一筹；在地方官当中，价位又有不同，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富庶，一些地方贫瘠。贫瘠地方的官员价位较低，而富庶地方的官员职位是买官者竞相争逐的目标，所以价位不菲，职位的获得者就是开出价格的最高者。

当时名流之士段颍、樊陵、张温等人虽然功勋卓著，享誉一时，然而他们也都是先交纳钱财，然后才登上三公的位置。崔烈是崔宴的表兄，他是冀州的一位名士，人品和学问都比较好，他从地方郡守一直做到朝内九卿，可是他偏偏一味贪慕权势，总觉还不能满足自己的权势欲望。于是他托人拉关系，走后门，终于攀上汉灵帝的奶妈赵娆，因为她早年扶养汉灵帝，被汉灵帝封为平氏君。崔烈通过与汉灵帝奶妈的不寻常关系，交上了500万，居然一下子买上了自己垂涎已久的大司徒官职。崔烈如愿以偿，圆了自己多年来一直未圆的梦想。可是“钱是试金石，在钱的面前，是最能检验一个人的价值观的”。从此以后，崔烈声名狼藉，受到正直人士的鄙视。

等到崔烈走马上任的那一天，百官前来祝贺，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为这是朝廷大员正式任命的礼会，汉灵帝出头露面自然也不例外。汉灵帝亲眼目睹这一热闹非凡的场面，心里一个劲地后悔，觉得要价太低了。眼见崔烈自己收取贺礼丰厚，不仅有了官位，而且狠赚了一大笔。此时的汉灵帝觉得吃了大亏，这样的好事居然让他得到了，他恨不得自己就是崔烈，可以收取那么多的礼金。汉灵帝禁不住对自己身边宠幸的人说：“这个官真是没卖值，当初应该向他要1000万。”当时程夫人在旁边回答道：“崔公本来是冀州名士，难道是他愿意买官吗？假若他真是这样的话，在见识上反而不可以与寻常妇人相比！”汉灵帝为此事后悔不迭，总觉得自己仿佛是做了一件傻事，当了一次傻子，被人狠敲了一竹杠，一连好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过汉灵帝总算是没有找崔烈的后账，不知是崔烈背后找人做了汉灵帝的思想工作，满足了汉灵帝的额外要求，还是汉灵帝恪守了“金口玉言”为君之道。

崔烈名声扫地，威望大大降低，他自己也感到忐忑不安。有一回，他私下问自己的儿子崔钧：“我现在居于三公之位，不知人们如何评说我呢？”崔钧回答：“父亲大人，您年少就有英名，而且不断升官，做官做到九卿一级。议论您的人认为，父亲不应该担任三公，然而您现今却登上了这个位置，天下仰慕您的人都非常失望。”崔烈困惑地问儿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评价呢？”崔钧回答道：“他们说，您身上带有一股铜臭味。”崔烈勃然大怒，举起大杖就要打儿子。当时的崔钧正担任武职官员，是当时军中的虎贲中郎将，他穿盔戴甲，戴着鹖尾，狼狈地逃跑。崔烈一边追，一边骂：“你这个怕死的兵，父亲打你，你就跑，你还算个孝子吗？”崔钧一边跑，一边说：“舜侍奉父亲，小杖就挨，大杖就跑，不能算是不孝。”崔烈这才放过儿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名士都像崔烈一样无耻。汉灵帝曾经想让羊续接任太尉一职。按照当时通行的惯例，只要是官拜三公的官员，都要交纳1000万的礼钱。汉灵帝派遣宫中常侍前去督促羊续，名义上是叫“左驺”，其实就是汉灵帝派使臣前往羊续的家中道贺，按惯例，升职的官员不仅要热情接待，还要自觉地如数送上丰厚的礼金，而且恭恭敬敬，厚厚馈赠来使，事情就算水到渠成了。可是，羊续根本不买汉灵帝的账，他居然让汉灵帝派来的使臣坐在破旧的单席上，举起自己的温袍，对使臣说：“这就是我个人的资产，如此而已。”汉灵帝的使臣怏怏不乐，回去向汉灵帝汇报，汉灵帝大为不悦，这羊续太不给面子了，提拔羊续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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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时期碑刻《张迁碑》

文人傅子说：“汉灵帝时，在鸿都门外，贴榜卖官，以至于太尉段颍、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这些人，都是交纳钱财，少至500万，多至千万，才买到三公之位。段颍数次征伐，有大功勋；崔烈在北州有很大名气；张温有杰出才干；樊陵能偶遇时机。他们都是显赫一时的有名之士，还都要交纳钱财，才能获取官位。何况刘嚣、唐珍、张颢之流！”曹操的袓上曹嵩，投机钻营，贿赂中官太监，交纳钱财1亿，结果官拜太尉。所以在汉灵帝统治末期，京城广为流传着“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的童谣。

熹平年间，宫省当中的狗都戴有官帽，佩有绶带，一时被人们传为笑谈。据说，有一条头戴官帽的狗，突然跑到司徒府中，便有史家对狗跑到司徒府作了如下的诠释：“宰相多非其人，尸位素餐，不能主持公正，不能保持气节，阿意曲从；当时在位者都如狗一样，所以狗才会跑进司徒府门。”可见人们的愤恨与不平。汉灵帝时，司徒的地位，如同丞相，总理全国的一切政务。东汉人京房在其《易传》中说：“国君不能正直，臣下想要篡位，必然会有妖狗戴帽而出。”虽然这些都是附会之言，不可相信，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当时社会的不正常现象。

买卖官爵在汉灵帝之前的汉安帝和汉桓帝时期已经存在，但却是在灵帝时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汉灵帝时期，官爵的买卖呈现前所未有的特点：第一，卖官途径更加多样；第二，卖官从台后走到台前，从秘密转向公开；第三，从卖官的级别上来说，从普通官员的提升到中央、地方重要的官员任命；第四，卖官的根本目的发生了质的转变，从权宜之计提升为以营利为根本宗旨；第五，卖官持续时间长，断断续续持续10年，危害性极大。

据史书记载，早在汉桓帝执政之初，京城便流传有这样的童谣：“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这首童谣生动地揭露了当政者的贪婪本性。“城上乌，尾毕逋”，是说处在高位者有利独吞，不与下边共分，当朝国君特别喜欢聚敛；“公为吏，子为徒”，是说东汉周边部族将要起来反叛。父亲既然作为军吏，他的儿子又要成为军卒前往作战；“一徒死，百乘车”，是说前面有一个人去讨伐胡人，已经战死，后面又派遣100多乘车前往；“车班班，入河间”，是说皇上将要驾崩，班班车马，前往河间迎接汉灵帝；“河间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是说汉灵帝登上皇位后，他的母亲永乐太后喜好聚敛钱财，修建藏金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是说永乐太后虽然积聚了大量金钱，仍然不能满足她贪婪的金钱欲望；“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是说永乐太后教唆汉灵帝，让人卖官敛钱，所以官授非其人，天下忠诚正直的人士，愤怒而有怨言，想要击鼓求见，而主管击鼓的官员，却是谄媚之辈，十分生气，却不让他们击鼓。

汉灵帝是一个爱金钱胜过一切的帝王。他在西苑里修建了一个“藏金堂”，专门储藏金钱和宝物。他用聚敛来的钱财，铸造了4个铜像、4个金钟、4个蛤蟆，用以保护他通过各种手段聚敛来的金钱。他像当时的大庄园主一样，买田置地，营造自己的庄园，不时地到自己的庄园进行巡视，看看自己的财产是否增值。《隋书》评价说：“汉灵帝在鸿都门外张榜，开通卖官的路径，上至公卿，下至州郡官员，各有等价。汉代常科，四方都要进贡天下珍品，而汉灵帝却派人先把这些珍品输入皇宫中署，美其名曰‘导行’，天下丰厚程度不同，租赋各有轻重，而汉灵帝统统‘亩税十钱’。结果，政治上许多不合法的事情却因为行贿成了功，这一切使人人深受其害。”

政治资源属不可再生资源，要有一定的限制。官员职位理所当然也属于政治资源，也有一定的限制。胡乱创设官员职位，随意售人，必然会出现“十羊九牧”的现象。可是，历史上偏偏有一些帝王，无视官员任免制度，把官员职位作为敛财之道。历朝历代，总有一些帝王为了博取大臣们对他的忠心，通过不规范手段，赐予大臣一些特殊职位，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一些高级官员，因收受贿赂，利用权势，为他人谋取职位，也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可是在历史上，皇帝公然恬不知耻地明码标价地大规模卖官，汉灵帝还是第一人。

汉灵帝宠信善于谄媚的贵族子弟、永乐太后的宾客和鸿都门的乌合之众，他们相互勾结，上至公卿，下至牧守，一同敛财。后来，汉灵帝又派遣御史在西邸开始卖官，关内侯的价值是五百万，赐予金印紫绶；官民可以亲自上书，买取县令官长，根据所任县情的好坏，丰厚贫穷程度，各有价位。而强者如同豺虎一样贪婪，弱者却不能称职，实际如同狗戴帽子一样。一些善于投机钻营者，空手套白狼，大肆举借高利贷，谋取官员职位，然后到任之后，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贪污受贿，大肆捜刮民脂民膏，敛取钱财，把地方政治搞得一团糟，使地方贪污腐化之风漫延。唐代诗人杜荀鹤所说的“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就是当时吏治状况的真实写照。

“这个官真是没卖值，当初应该向他要1000万。”言为心声，汉灵帝的心理完完全全是商人经商的心理，只知如何取利，却不知有“见利思义”，完全颠倒了帝王与商人的角色。然而，汉灵帝嗜钱如命的个性并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他深知所处环境和时代的影响。他的前任皇帝汉桓帝早在161年（延熹四年），就以用兵为由，出售官员职位敛财，开卖官之先河。汉桓帝曾经以不同的价位出售过关内侯、羽林郎、五大夫等职位。汉桓帝的“垂范”，董太后母子记忆犹新。董太后日后如出一辙，还教会了汉灵帝。汉灵帝则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把皇帝“卖官”事业发扬光大。

作为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她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教养，对汉灵帝嗜钱如命的个性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学者徐难于认为：“进宫以后的灵帝，虽然贵为天子，但他毕竟还是10余岁的孩童，自觉性、独立性和分辨能力都比较差。所以可塑性也就较大。这样一来，董氏就凭着生母的特殊地位，对灵帝产生着任何人都难以比拟的影响。河间亭侯之子转瞬间位至九重之尊的现实，本来已经不可避免地使灵帝滋生了害怕皇位和拥有的荣华富贵突然失去的心态，而在董氏蓄意以及下意识的影响下，灵帝固有的贪心也就被大大地强化了。”再者，董太后家庭势单力薄，无力抗衡宦官势力，不能帮助汉灵帝排除政治上的失意，所以，为了讨取儿子的欢心，鼠目寸光的董太后，竟然荒唐地建议儿子通过卖官鬻爵来敛取钱财，从金钱数目的攀升上得到欢乐。而浅薄无知的汉灵帝居然天真地相信了母亲的话，把官员的职位当作敛取钱财的筹码。殊不知，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

钱的巨大作用赋予了她无比的魅力，成为许多人不断奋斗和追逐的目标。人们常常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俗语来形容金钱的神通广大。姚有志将军在一篇论金钱的文章中说：“古人在造‘錢’（钱的繁体字）字，喻义深邃。‘錢’字，由两半组合而成，左面一半是‘金’，右面一半是两个‘戈’。金者，是宝。说明钱的重要性，是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好东西。讲的是钱的有用一面，‘戈’者，兵也。兵兵相交，是凶杀的象征，说明金钱可能会给人带来危险与不测，讲的是金钱的负面作用。古往今来，能够参透金钱的两面性，就能有意识地趋利避害，做金钱的主人；参不透的，就会被钱牵着鼻子走，做金钱的奴隶。”董太后只知从金钱的获取中得到人生的快感和安全的虚幻；而汉灵帝时时与金钱为伍，只知如何赚钱营利，不知钱是否值得去赚，俨然是一个商人的角色，使自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守财奴。汉灵帝和董太后一样无知，只看到钱的有利一面，却无视金钱具有危害性的另一面，取之不当，用之不当，最后损失的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的帝国命运和江山社稷。

寻乐　不成体统

汉灵帝总觉得朝上的气氛沉闷、乏味，没有情趣。在大臣的口中，要么是这个郡发生灾荒，要么是那个县的“盗贼”兴风作浪，要么是一些阿谀之人肉麻的奉承，一天也不得安宁。在汉灵帝的内心世界里，他更渴望市井生活，羡慕大商人颐指气使的样子。汉灵帝于是突发奇想，他想过一过商人的瘾。他先是在西苑设立一个市场，不久，又觉得空间太小，就干脆在皇宫中也设置一个更大的市场。汉灵帝让宫中美女担任店铺的老板，以大商人派头，身穿商人衣服，担任各个店铺的大总管。每当他光临宫中美女所开的店铺时，这些宫中美女便受宠若惊，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贡献上来，任凭汉灵帝尽情享用。汉灵帝兴致大发，便和宫女们一同吃喝玩乐，店铺变成酒店，弦歌声声，余音绕梁。

在皇宫的市场中，宫中美女有的扮演商贩，有的扮演小偷，有的扮演买者，有的吆喝叫卖，有的讨价还价，有的偷鸡摸狗，此起彼落，互相嬉戏打闹，而汉灵帝一边饮酒取乐，一边观赏，汉灵帝就是这样变着法儿地寻欢作乐，根本不顾及自己是个帝王。后来，汉灵帝玩腻了，就干脆成立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全权负责宫内的市场管理和运作，以自己最心爱的妃子充任这个机构的大总管，自己却变换了一个角色，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一个管理人员。皇宫完全变了样子，没有庄严肃穆的气氛，却成了嬉闹的场所。无独有偶，东晋司马道子在宫府北园内罗列酒炉，开设酒肆，让美姬卖酒，自己扮作客人，屡屡游荡其中。司马道子亲自从事买卖交易，如果酒醉了，就在那里寄寓，动辄就是几天几夜。司马道子最终被废，流放远方，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了却残生。晋人干宝认为：“国君将要失去自己的位置，个人身上就会出现下贱的迹象。”这句话用在汉灵帝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为了寻欢作乐，汉灵帝还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鸡鸣堂，里面饲养了许多只公鸡。汉灵帝不分白天黑夜地饮酒作乐，宫廷宴会总是通宵达旦，有时醉如烂泥。第二天天亮时，而汉灵帝依然大醉不醒，于是汉灵帝身边的这些侍者便竞相学公鸡叫，大家扯着嗓子眼，高声叫唤，往往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唤醒汉灵。

汉灵帝纵情玩乐，常常做出与帝王身份极不相符的荒唐事。作为君主，本来要尊重臣下的颜面，可是汉灵帝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乱搞一通。进贤冠本来是汉代文官的一种冠冕，前面高七寸，后面高八寸，长也是八寸。汉灵帝在自己专门的游乐场所中和臭味相投的贵族纨绔子弟变着法子玩狗，他们一起居然给狗戴上进贤冠，配上绶带，汉灵帝给狗以文官模样的打扮，令人哭笑不得，于是有人乘机讥笑文官的身价，仿佛如狗一般。东汉时期昌邑王有一次看见宫中的狗居然戴着一顶方山冠，陪伴在他身边的龚遂讥讽道：“王的左右都是戴帽子的狗。”

在生活起居方面，汉灵帝尤其喜欢胡人器具。他常穿胡服，盖胡帐，坐胡人坐具，喜欢吃胡人的饭食，还特别喜欢胡人的乐器，诸如箜篌、胡笛、胡舞。京城之中，达官贵人竞相效仿。

汉灵帝有舒服的皇辇不乘坐，却迷上毛驴车。他常常乘坐驴车出行。有时来了兴致，干脆从驾车人的手里夺下鞭子，亲自扬鞭驾车，在西园当中跑来跑去。后世有人批评说：“汉灵帝在宫中的西园驾着4个白驴，亲自操着缰绳，来回驱驰，自己以为非常快乐。公卿大臣、达官贵人于是竞相效仿，所以乘驴车者认为身价非凡，互相侵夺，驴的价格竟然与马的价格相等。在天上行走者，最快莫若龙；在地上行走者，最快莫如马。驴子能够任重致远，上山下谷，而它们只是乡野之人所用的畜具，哪有帝王和君子用它们作为车乘的？这些迟钝的牲畜现在却如此珍贵。上天仿佛在说：‘国家将要大乱，贤明与愚蠢便互相颠倒，凡是这样的执政者就像驴一样愚蠢’。”

汉灵帝的生活是荒淫的。他梦想过神仙一样的生活。作为一个帝王，他有这样的物质条件。据说，有一天，他看到水中鸳鸯戏水的欢乐情形，便想造一个人间鸳鸯戏水的游泳馆。灵帝初平三年（192年），终于在西园建起了10间“裸游馆”。每逢炎炎酷暑，汉灵帝都要泳馆来避暑乘凉，有时通宵达旦，秉烛夜游，尽享人间快乐。他下令让宫中年龄在14～18岁之间的美女都要陪伴他游玩，并让这些宫中美女们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地陪伴他到裸游馆中嬉戏。汉灵帝所为，可以与商代的纣王相媲美，酒池肉林，裸体相拥，醉生梦死。汉灵帝有一次感慨万端，他一往情深地说：“假如一万年都是如此这样，就如同天上神仙一般了。”一国之君，荒唐到如此地步，没有不亡国的道理。

总之，汉灵帝性格集商人、享乐者的心理于一身，他贪欲十足。所以，汉灵帝时期的政治，“官非其人，政以贿成”。东汉人应劭说：“汉灵帝屡次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前去拜见孽臣和内竖，又不时地赠予死人丰厚财物，把显贵的名号加于顽凶之徒的身上，他用印绶去沾污腐臭的尸体。”晋人范晔评价汉灵帝说：“《秦本纪》当中说赵高欺骗秦二世，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也欺骗汉灵帝，不让他登高望远，看来，亡国者大都是这样被蒙骗的。然而汉灵帝的谥号为灵，也算是对他格外眷顾吧！”《魏书》中评价说：“东汉灵帝，不修人君之礼，喜好与宫人罗列酒肆，进行贩卖，私立府库，存藏钱物，用来营取小利，后来终于出现颠覆国家、倾乱天下的祸患。前车之鉴，就是如此，很值得后来君主畏惧。所以作为君主，必须对所任用的人要详加考察和选择。”在笔者看来，汉灵帝目光短浅，饮鸩止渴，用商人理念经营政治，恐怕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