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猜忌曾国藩

在咸丰的一生当中，他与两个男人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也许命运不会那么糟糕。这两个男人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奕訢，另一个则是曾国藩。咸丰和奕訢，一对本应同舟共济的兄弟最终因为心存嫌隙而走向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不仅是咸丰做人的失败，也是一个王朝器量狭小的证明。

他和曾国藩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咸丰朝，曾国藩是一个有才具的汉臣，而且颇具责任心。咸丰帝如果心胸宽阔，懂得识人、用人，曾国藩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于他多有助益焉。但是很遗憾，咸丰帝未能做到这一点。

咸丰和曾国藩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走向猜忌和防范的，相反，咸丰对曾国藩最初是相识相知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二日，咸丰帝刚即位，曾国藩就上奏《应诏陈言疏》，对吏治和用人之道提出自己的见解。咸丰看后，给出的评价是“剀切明辨，切中事情”。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乐章：和谐共处，相知相惜。但是到了第二年，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九日，署理兵部左侍郎的曾国藩上奏《议汰兵疏》，对军事建设和裁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时，咸丰帝开始有了敷衍和不以为然的意思，表示裁军事“等广西乱事平定再办”。但此时帝国已经民变纷起，“广西乱事平定”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的建言也就是一纸空文罢了。这时，咸丰和曾国藩两人的关系走向了第二乐章：相安无事，貌合神离。第二乐章向第三乐章滑落只用了50天时间。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又上奏了。这一次的奏疏名叫《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让谁“预防流弊”呢？自然是咸丰了。曾国藩在奏疏中指出皇上应当预防三种流弊：一是琐碎；二是“徒尚文饰”；三是骄矜。曾国藩甚至批评咸丰广西平乱用人不当，指挥有误；同时对其独揽大权和刚愎自用深表忧虑。至此，咸丰和曾国藩两人关系的第三乐章开始凸显：剑拔弩张、猜忌防范。史载咸丰阅后“怒掷其摺于地”，欲罪之。只因事后反复权衡，才心情复杂地认定曾国藩“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意尚可取”，但毫无疑问，此后他对曾国藩再也不能像以前那般深信不疑了。

咸丰帝一方面命尚在丁忧期间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另一方面却仅仅授之以“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的关防，其后还多次更换，以致“外间时有讥议……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令曾国藩痛苦莫名。湘潭之役打了胜仗，曾国藩自劾请罪，咸丰帝却趁机指责他：“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最后还革去曾国藩的侍郎职位，令他戴罪剿“匪”。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猜忌和防范。另外，在咸丰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也体现了咸丰的小肚鸡肠。曾国藩为筹军饷，在此间奏请将原任湖北巡抚的杨健名字也写入乡贤祠，但咸丰却认定他拉帮结派，用心险恶，“议革职，降二级调用”。

当然世上万事总是有转机的。咸丰虽然对曾国藩一味地猜忌和指责，曾国藩却始终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并且在咸丰四年八月攻克武昌，以湘军之勇取得了抗击太平军的阶段性胜利。捷报传至京城，咸丰帝的心理节点产生了重大变化，他似乎要改变对曾国藩的猜忌和指责心态，忍不住对军机大臣祁隽藻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表示要赏曾国藩二品顶戴，任命其为署理湖北巡抚。但是，两人关系改变的拐点却没有如期而至，因为祁隽藻接下来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由是，咸丰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署的任命，令他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这不仅仅是一次任命的改变，而是表明咸丰对曾国藩的信心依旧阙如。在此后的六七年间，咸丰再也没有授予曾国藩以总督或巡抚的实权。一个抗击太平军最具实力的人物就这样被边缘化了，咸丰朝也就此错过扭转时局的最好机会。虽然在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重率湘军攻下南京，鼎定了胜局，可这个胜利显然不属于咸丰。曾国藩为了这个胜利，整整用去十一年半的时间，而洪秀全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到夺取南京，只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咸丰对曾国藩的信心阙如之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底，还是两个男人的关系走向决定时局的走向。咸丰自然是懂权谋术的，也懂制衡术。这是帝王的驭道，无可厚非。但在两个男人的攻防或进退中，咸丰究竟要防些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细致地分析一下。

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已经对咸丰的“圣心多测”做了技术上的防备或者铺垫。他主动将一个出身镶黄旗的满人塔齐布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甚至视其为湘军名义上的统帅。但咸丰还“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见王闿运《湘军志》）。虽然这样的安排因为满人布克慎没有到位而不了了之，但咸丰的忧虑显然是挥之不去的。当其时也，长江水面上到处都是湘军水师的战船，每条战船上还都挂着绣有“曾”字的帅旗，咸丰见了，怎不触目惊心——这是曾家军不是大清的军队啊。

到了咸丰十年，太平军已是如火如荼之时，咸丰不得不把两江总督一职授给曾氏时，却又意味深长地任命刘长佑为两广总督，随后又调任直隶总督，以制衡曾国藩。帝王心术，果然无微不至，只是一切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行之不远了。因为咸丰十年的形势无论对咸丰还是曾国藩来说都已经不可收拾。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有才具的，咸丰却没有相应的器量去容纳这样的才具。两个在乱世中本应相辅相成的男人最终没有做到兼容相配，责任应该由咸丰来负。他们到底不是同路人，只能愈行愈远，直至一个危机四起的王朝走向撕裂和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