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同治中兴

在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中，总有一些拐点时刻提醒世人下一个轮回的即将来临，同治王朝已然走到新一轮朝代循环的节点。天子的权力被悬置了，大平天国、捻军、云南回族起义、小刀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外患。所有这一切的联合作用完全可以将两个女人同治的帝国予以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同治帝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灾难旁观者和受害者，仅此而已。

但帝国却意外地没有沉沦，相反，它走向了中兴。因为出现了以下这些名字：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彭玉林、张之洞，他们在这个王朝不约而同地涌现并且集体发力，终于挽狂澜于既倒。

文祥，道光二十年的进士，同治十三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做过的官职有：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直至武英殿大学士。这是个在宦海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与恭亲王奕訢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这是同治朝“改革开放”的总纲领。文祥和奕訢则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从这一举措或者说从此刻开始，直到1894年甲午战前，危如累卵的帝国赢得了差不多30年的发展窗口期，这使它在最后时刻走向软着陆，帝国有惊无险了。

我们来看这份特殊时期的“改革开放”总纲领，看看两个历史推手手中的宏伟蓝图是如何变成现实的。一、练兵：在北京创建神机营，在上海收编戈登的常胜军，并入淮军之中。这些新式军队配以洋枪、洋炮，以和国际接轨。二、简器：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在北方创设天津机器局。以达到“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李鸿章语）的目的。三、造船：主要是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建了一个“轮船制造局”，该局前后造船40艘左右。四、筹饷：曾国藩办湘军要钱，左宗棠西征要钱，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去打仗也要钱，这些钱最后都解决了。五、用人：主要是用“懂得洋务的人”。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另一方面也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同治元年，恭亲王和文祥在北京设立“同文馆”，五年后增加了一个“天文算学馆”。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与此同时，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船政学堂，其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洋务人才。

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五项改革措施只是经济改革的尝试之举，但在当时，收效却很明显，太平天国、捻军、云南回族起义、小刀会，都在同治朝富国强兵的背景下被平息了，起码暂时平息了，而欧美各国也似乎乐见一个古老的国度与他们接轨，乐见一个古老文明的惆怅与嬗变。1872年，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甚至不无妒忌地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只是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就像文祥临死前所担忧的那样——“改革开放”总纲领能走多远，关键看人心。这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忧心忡忡地上了一份遗奏，表达了对人心的担忧：“如（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世上事唯“持久”最难。事后证明，文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大学士倭仁就站出来坚决反对办洋务。这位同治年间的顽固派首领反对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后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如果一定要造就天文、算学方面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来当什么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当然倭仁所谓的“中国能精其法者”只是个概念或者说馅饼而已，当慈禧太后令他“保荐几个来”时，倭仁给出的回答是：“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种种因素导致同治朝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走多远。这一方面是顽固派的坚强存在，另一方面在于“经改先行，政改不动”模式的先天缺陷。撕开包装，我们看到，同治朝的改革分明是向后看的改革，是精英们做出的向康、乾盛世致意的最后努力。朝廷内外，几乎集体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感。儒教重回大地，慈禧太后或者说同治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默认甚至鼓励。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改革。这是相对于皇权专制体制的西方宪政体制改革。在那位忧伤的年轻人，日本天皇明治的身边，聚集了这样一批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当然还有思想家福泽谕吉。这是一批日本的改革精英，一如中国的改革精英一样，他们也选择了在历史的断层时刻集体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努力，只是他们的改革路径与中国人截然相反。向前看，政改先行。当李鸿章着迷于军事层面的变革，缔造北洋海军时，伊藤博文却设计了日本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政府）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视人权的法律，这样一部法律的出现最终将日本推进到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当同治中兴后，清政府自得于拥有世界第八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十三位时，日本却出人意料地在1895年击败中国，并在1905年击败俄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

制度领先或者说制度突破的优势到此时昭然若揭，同治中兴的胜利成果最终不堪一击。一个王朝的突围被历史证明未能走出多远，看上去更像一次自我安慰和回光返照，虽然红光满面，却是虚假高潮。所以，那些同治精英们的努力到底昙花一现，落花流水春去也。只是可怜了同治皇帝，又一次担了误国的罪名，尽管他的身份只是看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