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改变和预警

帝国衰败的表征，有很多关键词可以提示。这其中，最准确的词汇应该是“礼崩乐坏”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翰林院编修吴大澄向亲政不久的同治帝上了一道奏折。吴大澄在奏折中直言：“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

吴大澄奏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同治帝亲政后，英、法、俄、美、德等国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要求。但是以什么礼仪觐见，准确地说，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成为这项外事活动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外国公使团当然是不肯跪。80年前，马嘎尔尼坚持以“单腿下跪”而不是“双腿下跪”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80年后，公使团们想尝试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不跪，站着见清帝。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对同治来说，却意味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礼仪是什么？是秩序，是尊卑贵贱，也是国力的象征。帝国做“天下共主”已经几千年了，万邦来朝从来是行跪拜礼觐见的，即便当年马嘎尔尼是以“单腿下跪”觐见的，可那也跪了不是，何况只是个案而已，乾隆盛世需要怀柔嘛。但现如今英、法、俄、美、德等国是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的，透着改变天下秩序的野心和实力，而在礼仪改变的背后，是“天下共主”时代的结束和“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这是同治朝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

继翰林院编修吴大澄上奏反对外国公使不跪而觐见不久，江南道御史王昕、浙江道御史边宝泉也纷纷上书同治帝，坚持在礼仪问题上要一万年不动摇。边宝泉甚至设身处地为同治提出解决方案，称外国使臣约等同于中国臣子，以中国臣子礼见皇上，怎么可以不跪拜？但同治看上去还是忧心忡忡。一个事实很明显，英、法等国不是中国的属国，外国使臣怎么甘心做中国臣子呢？其实，更要命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在于外国使臣和他平起平坐之后，以后的帝国人心怎么收拾——外国使臣都可以平起平坐，那中国臣子呢？是不是也可以参照执行？所以“礼崩乐坏”的背后是人心的土崩瓦解，这是最致命的。

关键时刻，李鸿章介入了进来。在李鸿章看来，帝国正处于“数千年一大变局”当中。帝国的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十几个国家的使节，礼仪制度要是不与时俱进，只能自取其祸。事实上祸亦不远，咸丰末年圆明园被烧后的遗迹还触目惊心呢。这个时代，实力说话，而礼仪只是依附在实力身上的一张皮而已。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让帝国趋福避祸。

李鸿章还认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这是礼仪的内外有别，这样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同治对于帝国人心涣散的担忧。另外，李鸿章古为今用，引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这两句名言为同治帝壮胆打气。的确，这样的时代，如果别人不安慰自己，那么自我安慰是最好的选择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初五日，紫光阁，同治帝终于心情复杂地接见了各国公使。虽然紫光阁是大清皇帝以前经常接见蒙古王子和其他藩属国代表的地方，把觐见地安排在这里，同治心里颇有阿Q式的快慰，但帝国的江河日下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各国使节们站着向中国皇帝行鞠躬礼，同治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看上去心情很糟糕，没有穿龙袍，只穿了一件黑色长袍，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这些长得稀奇古怪也说一口稀奇古怪语言的各国使节，真真无话可说了。还不到15分钟，各国使节等待了12年的觐见活动就结束了。皇帝最后传下话来，说以后各位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总理衙门好了，再无多言。

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在礼仪问题上，最糟糕的时刻要在20多年后才到来。那是在光绪朝《辛丑条约》的谈判中，各国使节对清帝光绪提出了三条与礼仪有关的条件：一，需派黄色御轿和仪仗走中门迎送使节，并且要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降升舆。二，皇帝必须站立会见外国使节，“并直接同他们讲话”，而在1873年同治接见各国使节时，皇帝在觐见时可以“坐立自便”。三，必须在乾清宫为外交团举行宴会，皇帝须亲自出席。这其中的第一条实在是直指帝国的命脉。因为黄色御轿乃皇帝专用，各国使节要坐黄色御轿进出中门，并且超越王公大臣的规格不在东华门外降舆，直接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降升舆，毫不客气地将帝国传承千年的礼仪制度踩在脚下，天朝上国的脸面至此荡然无存。

所以，在这样的大历史观下来看1873年同治朝的觐见，真可谓一次意味深长的改变和预警。应该说，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帝国的秩序变得骚动不安，人心也喧嚣了起来，只是同治帝看上去面目模糊，他苍白而无力地坐在龙椅上，直将自己坐成一个时代萎缩的符号。有仙乐飘飘不知从何处传来，让每一个人都沉醉其间，却不知这仙乐其实是凶兆，是在历史拐点时刻出现的一次凶险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