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皇宫内的零余者

一个人的成长线索和生存际遇，往往可以泄露世事的微妙，以及世道对一个人不由分说的影响和改变。

同治元年，登极大典。6岁的小皇帝在冗长的仪式中，终于失去了耐心和配合的兴趣，而是张扬起他的生命本能，不懂事地撒了一泡尿，尿湿了龙椅。这不是个好征兆，但很显然，6岁的小孩不知道这些。在随后的权力格局中，小皇帝发现他和母亲的关系迥异于寻常。“一日，老佛爷召见载淳，载淳行于前，战栗不止，甚至不敢抬头仰望。”这是一个太监眼中同治母子关系的真实记录。这样的关系充满了隔阂和冷漠，阴谋和算计。权力切割了亲情，也让一切事变得不正常起来。同治13岁那年，慈禧并没有将最高权力移交给他，而按惯例，清廷的天子差不多都在这样的年龄开始亲政了。这是一种不正常。

不正常的母子关系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它首先带来的是对同治生命活力的扼杀。每天，他作天子状在龙椅上正襟危坐，在养心殿里做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行尸走肉。同治的权力被抽离了，他的情感也被抽离了，这导致了一个人的异化。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异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最大的伤害还没有到来。那是亲情对爱情的霸占或者说掠夺，它在最后时刻破灭了同治对这个世界仅存的美好想象。

《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18岁那年，他看上了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这大约是一种爱情，并且，同治帝也得到了爱情，这是皇帝宫廷生活中绝无仅有的美好体验。但很快，他的体验被蒙上了阴影，因为慈禧也看上了一个女人，侍郎凤秀家的女儿，她想让后者做自己的儿媳妇。最后的结果虽然由于同治帝的坚持，阿鲁特氏被立为皇后，可与此同时，凤秀女也被封为慧妃。这是慈禧太后干预的结果，这实在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同治帝如鲠在喉，婚姻生活差强人意。慈禧太后也悻悻然、茫茫然，觉得儿子大了，自己难以掌控。

为了证明自己的掌控力一如从前，慈禧太后悍然下了这样一条懿旨或者说家规：慧妃贤明淑德，皇上宜多加体贴；皇后年少，礼节未娴，皇上不应太过耽迷，误了政事。这让同治帝进退两难。所谓动辄得咎，他难以人言的爱情在母亲这里受到了粗暴的干涉，为了反抗这样的干涉，同治帝索性一个都不靠近，而在宫廷之外寻找那点可怜的生命欢乐。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到了后期，同治帝的性乱甚至到了不顾颜面的地步。一份史料这样记载同治狎幸太监杜之锡和他姐姐的：“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同治，这个皇宫内的零余者，权力格局中最大的看客就以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完成了他生命中的人格嬗变。他毫无顾忌的放浪形骸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反抗或者扭曲，同治在宫廷之外一具具可疑的女人肉体上麻醉自己、放纵自己，从而也放纵了帝国的责任，丧失了可能的自救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治帝的人格嬗变其实也是帝国国家形象或者国家气质的一种深层嬗变。这样的性乱毫无疑问就是自戕，同治帝的报应可以说呼之欲出，他的身体很快出现了症状。在同治最后的日子里，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详细描述了报应（身体症状）的可怕程度：十一月二十三日，“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二十八日，“腰间溃如椀，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这样的描述反复让人闻到了一个王朝的恶臭，看到了一朵恶之花的邪恶绽放。只有在这样的王朝，这样的人格嬗变中，一个皇帝才可能这样痛苦不堪。

但痛苦不仅仅属于同治帝一人，它弥漫于整个同治王朝，皇后阿鲁特氏也痛苦。她亲眼目睹了同治在恶臭中死去，也分明闻到了整个王朝的腐烂气味。慈禧皇太后和她是不相容的，慈禧甚至不允许其去养心殿探视丈夫，为此所采取的对策是“牵后发以出，且痛抶之”。在大庭广众之下揪着阿鲁特氏的头发将她拖出养心殿，并且边拖边打。一个皇后的尊严就这样被践踏了，以至于阿鲁特氏要苦苦哀求慈禧才能保住自己性命：“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留媳妇的体面！”

不过阿鲁特氏最终还是随同治帝去了。在同治帝死后75天，年仅22岁的她遵照慈禧的懿旨“可随大行皇帝去罢”自杀身亡。夫妻二人终于在死后同居一室了。这是一个王朝的残酷与决绝，也可以说是最高权力锋利与无情的再一次证明。

那么，慈禧就不痛苦吗？在皇权角逐的游戏中，慈禧是不是那个唯一的收获者？也许她是。但她的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难以人言。在同治去世时，这位39岁的女人，虽然权倾天下，却丧夫又丧子，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也是变异的。帝国的重量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又要背负千古骂名，寻常女人的幸福，于她一概无缘。说到底，慈禧也是同治朝的失意者。这个王朝，到了竟没有一个赢家，人人不得好死，真是衰败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