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清初财政的三大改革让清代的财政制度保持了一贯的高效和节制，并保证了政府的财政充裕。

清前期，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每年在四千万两白银上下。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为例，这一年的财政收入为四千八百五十四余万两白银，财政支出为三千四百五十一余万两白银。由于乾隆时期的统计制度还不完善，这次统计也并不完全，各有一些项目没有统计，但整体上的大数都应该包括在内了。

在财政收入方面，最主要的项目是地丁银，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占了总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为给官员发养廉银而收的耗羡也达三百万两有奇。清廷按照规矩，每年会向社会的富裕人家出卖一定的功名，获得三百余万两。

盐曾经是许多王朝的收入大项，清代仍然实行一定的专卖。但是，和汉、唐、宋的盐税占了总财政的一半相比，清代的盐税收入是适度的，只有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占了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不到。

除了盐之外，另一个收入是关税。这里的关税不是对外的，而是在国内的各个关卡收税，相当于一种商业税，这种税有五百四十余万两。关税所代表的商税在总财政中占比只有百分之十一，也可以看出清前期的财政重心仍然放在了农业上。

在财政支出上，满汉军队的军饷占去了财政开支的一半，达一千七百余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余万两，外藩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合计约达五百二十九万两。

另外，朝廷的办公经费中，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也是一个大项，达六百余万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备用银达五十六万两。水利费用、运河运输费用也不低，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余万两，更定漕船一百二十万两。

由于每年的费用都比较固定，而每年的收入都高于开支，到最后，政府的府库里就会堆积越来越多的财富。

清代前期的府库盈余已经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常态。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国库存银五千万两，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支出。雍正即位之初，随着摊丁入亩改革的进行，国库再次丰盈，存银六千万两。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国库存银更是达到七千八百万两。

由于财政丰盈，政府还推行了几次全国性的免税措施。康熙五十年，由于国库丰盈，皇帝宣布免天下钱粮，在未来的三年里，分地区轮替着将农业税完全免除。第二年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也是一种减税措施。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五次采取康熙五十年的政策，免天下钱粮。

除了西汉文帝时代，能够多次减免天下钱粮的只有清代做到了。而其余大大小小的免税措施，更是不胜枚举，反映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农民的优待。

更难得的是，清代前期需要面对的战事并不算少，大量的军费用于战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的财政盈余。

清代前期的战争，有经费可查的是乾隆时期。乾隆十二年的第一次金川战争耗费了二千多万两白银；乾隆二十年开始的针对准噶尔人的一系列战争，花费了三千三百多万两；乾隆三十一年，清廷曾经因为边界纠纷，与缅甸开战，耗费了九百多万两；乾隆二十五年开始的第二次金川之役，更是耗费了七千多万两；乾隆五十六年，为了保卫西藏，与尼泊尔廓尔喀人进行了一场战争，花费一千零五十二万两；乾隆五十二年，台湾发生变乱，政府投入了八百多万两用于镇压。

乾隆时期的战争花费，总计达到了一亿五千零五十二万两以上，大约相当于不到五年的日常财政开支，再加上五年的天下钱粮普免，耗去了政府一共十年的财政开支。即便这样，仍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即便到了乾隆帝死时，财政仍然足够强壮。与财政相伴的是人口的大量繁衍和经济的活跃。如果没有1840年的西人叩关的话，这个皇朝仍然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

从纵向看，清代已经是集权制的高峰，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超过汉唐，社会也拥有着更加良好的稳定性。

但历史仿佛和中国人开了个玩笑。就在伟大的康乾盛世时期，另一项更伟大的运动正在欧洲发生，将康乾盛世从人们顶礼膜拜的纪念碑变成了笑柄。

在清兵入关、正式创建全国性政权的那一年（公元1644年），如果放眼欧洲，会发现整个欧洲处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英国人正在打内战，此刻距离国王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还有五年。欧洲大陆也还处于三十年战争的凋敝之中，这场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战争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就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样破坏力巨大，令人震惊。

西班牙人只能在美洲逞威风，欧洲人在亚洲虽然已经占据了不少岛屿，但仍然不够强大。哪怕他们在东南亚，也是以小偷小摸的低姿态出现，为了商业利益，不惜低三下四地祈求于南亚、东南亚的君主们。

清军占领了中原之后，继续向西部扩张，创建起了庞大的帝国圈，将东南亚、朝鲜、中亚的一些国家都纳入到朝贡体系，又在西藏、新疆和蒙古国创建起更加严密的控制。

这时候，中国的实力仍然较强。

随后，中国进入康乾盛世，经济步入了快车道，一百多年结束后，是否能将欧洲人甩得更远呢？

恰恰相反，当皇帝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之后，回头却发现，当年惨不忍睹的西欧国家已经弯道超车，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在这一百多年里，世界的政治风头已经彻底转变，流行了两千年、占据压倒优势的集权帝国体系被另一种新兴的制度超越了。这种制度在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更能够促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当然，如果深入研究，会发现实力变化并非如此突兀。公元17世纪前期，欧洲虽然进入了乱世，但制度、商业因素已经具备，而清朝却仍然沿着老路前进。

清朝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人面前也不值一提。清政府的财政仍然围绕着农业来安排，但欧洲的工业、金融、商业带来的综合实力，却已经逐渐过渡到了强调资本、强调工业的轨道中，工业比重加大，全球性的开发也让欧洲人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威胁。政府依靠工业、金融杠杆获得更多的税收。

清政府的第一次财政危机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出现的。

乾隆死后，嘉庆帝继任伊始，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白莲教。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陕西一带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白莲教叛乱。

在中国历史上，会道门往往是一个不能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的现象。东汉的黄巾军、元代的红巾军时期，恰好处于政府财政崩溃、大肆搜刮的时刻，但清代的两次叛乱——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却并非因为经济原因，它们更多是一种地下社会的抱团行为。

在中国，所有的会道门和地下社会都有着一个清晰的“天子梦”，当信徒大增时，他们首先会组织起类似于集权政府的政治组织和法律系统，并以组织和法律的名义实施内部统治，内部统治最终又会通过家庭、亲戚关系扩散到外部，引起政府的注意。

而在中央集权模式下，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权力核心，当会道门试图创建另一套权力机构时，政府必然会对这种争权行为进行打击。双方的摩擦如果激化，就会造成一次会道门式的叛乱。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如同是太平天国的先声，拖了九年，政府耗费了两亿两白银对其进行镇压。在乾隆末年，国库还有存银七千多万两，这次战争将国库耗空，政府不得不征收特别税，通过捐纳制度等获得了三千万两的收入。

由于政府财政出现危机，乾隆时期积累的问题也一一出现。虽然清代的赋税制度相对简单，但经过多年的运行，也会出现拖欠赋税的情况。而此刻，政府已经没有魄力像当年办理奏销案一样，下令将所有人革籍降职了。

乾隆时期，这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由于政府不缺钱，清廷虽然不断地讨论欠税问题，却没有办法整治。

到了嘉庆时期，随着财政日益紧张，欠税问题被更加频繁地讨论。嘉庆十七年，仅安徽、山东两省，就各自欠税四百余万。江宁、江苏的欠款也达到了二百余万。为了清理税收，皇帝威胁将欠粮太多的地区的地方官员直接斩首，但依然无效。

不过，清代的财政随后又得以恢复。随着和平的到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维持在四千万两左右，财政收入仍然大于财政开支，回到了稳定的轨道上。一次战争可以给政府造成暂时的困难，却无法永久地使其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