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公元1367年（元朝灭亡的前一年），割据吴越一带的吴王张士诚在平江（苏州）被朱元璋打败。在被押解前往应天府（南京）时，他选择上吊自杀，不辱于对手。

张士诚死后，朱元璋统一了江淮，为北伐元朝打下了基础。然而，对于长江下游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地区的百姓来说，苦日子却到来了。

当元代末年全国各地频发叛乱时，张士诚维持了苏松嘉湖地区的和平安定，轻徭役、薄赋敛，很受人民的爱戴。在他死后，朱元璋对待这个地区却是另一种做法。他怨恨这里的百姓爱戴张士诚，不及早归顺他，下令对这个地区施加重税。

在明代，官田的税率平均为一亩缴粮五点三五升，民田的是三点三五升，重租田的是八点五五升，而罚没充公的土地（没官田）的租税最重，是十二升。但即便是最重的没官田，也和苏松嘉湖地区的税率无法比。

在这个地区，明代政府将富人豪族的土地尽数罚没，算作官方土地（官田），并按照田租的方式来收税。在中国古代，租和税是两个概念，税是由国家来收的，一般占产量的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之间。而租则是没有土地的人向有土地的人租地缴纳的租金，一般租金是产出的一半左右。没收土地，将原本向国家缴纳的税改成租国家的土地缴纳的租金，是将缴纳数额上涨了至少五倍。

随后，司农卿杨宪仍然认为，考虑到浙西土地的肥沃程度，钱还是收少了，再次奏请皇帝将租税加倍。三番五次加税之后，苏松地区的租税额最严重的甚至达到了一亩缴纳二百到三百升（二三石）的地步，是普通农田税率的四十到六十倍。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在全国进行减税，苏松嘉湖地区也受益。按照新的规定，原来税率在每亩四十四升到七十五升的减税五分之一，每亩三十六升到四十四升的，一概减到三十五升。

但即便按照这个税率，当地百姓仍然无法承受。根据统计，苏州一府的秋粮产出在二百七十四万六千石左右，来自民田的粮食只有十五万石，其余的都成了官田。而苏州一府缴纳的税收，有时甚至比一个省的税收都高。

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为把土地都收归官田、抬高农业税是对苏松嘉湖地区的惩罚，却于无意中造成了另一种现象：当人们在土地上被盘剥过度之后，许多人干脆放弃了土地，去经商，成了城里人。这些人有充足的商业头脑，又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结果，江浙一带不仅变得更加富裕，也成了皇朝文化的主宰。在明清两代，江浙一共出了二百零二名状元，仅仅苏州一府就独占三十五名，仿佛嘲笑着明太祖的诅咒。

朱元璋即便在天有灵，也一定不会明白，为什么当初的惩罚反而成了苏州人的机会。他的脑子里只有农业，并把主要的税收建筑在农业之上。

明代是一个农民意识最强的朝代，朱元璋试图创建最严密的户籍和土地制度，用这种方式来约束整个社会。但不幸的是，这套制度过于严密，除了朱元璋，没有人能够玩转。等他死后，这套烦琐的制度反而成为继承人的枷锁，令他们疲于奔命却徒劳无功。

明代的财政制度主要依靠两种资料来收税：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前者相当于现在的户口簿，后者相当于土地簿。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下令，天下的府县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的结果要编订成黄册，作为征派赋役的标准。

他把农村分成许多叫作“里”的单位，每一里有在一百一十户人家，其中十户税额最高的担任里长，剩下的一百户，每十户为一甲。城市中的里又称“坊”，在城边则称“厢”。

根据规定，每一里编一本黄册，黄册里不仅登记人口信息，还登记每一户的财产和土地信息，作为征派赋役的依据。

然而，仅仅有黄册还是不够的，因为黄册上虽然记载了每户有多少土地，但是许多人在登记时不会说实话，隐瞒了大量的土地。为了清查全国的土地状况，政府必须派官员到每一块土地去，丈量土地的大小，并落实土地归谁所有，再把这些信息统计起来，计算出每家每户有多少土地。

在编订黄册六年后，明太祖下令，丈量全国土地，编订鱼鳞册。鱼鳞册指的是一种带有图示的土地登记册，画出了土地的形状、分隔和归属。这种图示看上去如同鱼鳞，所以叫鱼鳞册。

创建黄册和鱼鳞册是两项雄心勃勃的工程。在当时，要依靠人力去一一统计全国的土地和户籍，需要耗费皇朝几年的时光。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由于明初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明太祖顺利地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全国户籍共计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积则达到了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这次清查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土地，通过清查，全国在册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皇帝的税收大大增加。

明太祖更是规定，黄册和鱼鳞册每隔十年就要彻底清查一次，以便政府掌握真实的数据。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一次的普查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施。以第一次清查为例，从洪武十四年开始搞人口普查，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土地数据统计完毕，期间花了十二年的时光。明初，由于太祖的苛刻和严谨，官员们战战兢兢、尽职尽责，还用了十二年时间才完成统计。随着行政效率的降低，后来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完成十年一次的浩大工程呢？

明宣帝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在太祖人口普查三十年后，明政府再次普查人口和土地数据。这次得出的数据却让人大吃一惊。

人口在经过了明成祖时期的高峰之后，已经回落到了只有九百九十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九户，五千一百九十六万一百一十九人。如果说人口下降的幅度却还不大的话，那么土地数据就出现了剧烈的下滑。此时，明政府普查的土地只剩下了四百一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六顷，不足明太祖时期普查的一半。从这时到一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土地数据一直在四百多万顷左右，直到张居正清查土地，状况才有所改观。

土地数据下滑严重，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困难。

那么为什么人口会出现下降，而土地数据更是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滑呢？

明代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多次。比如，关于人口问题，成祖和宣宗时期的大臣周忱就认为，户口的下降是由于人们或者投靠豪门，成为佃户；或者冒充匠户，去两京谋生；或者四处做生意；或者四处流浪，甚至居住在船上，没有固定的住所，无法调查。

关于土地数据下滑，嘉靖八年时的大臣霍韫认为，从洪武元年到弘治十八年大约是一百四十年，大部分都是太平时代，按说土地数量应当增加，可是天下的土地反而减少了一多半，其中湖广、河南、广东减少得最多。这些失去的土地不是拨给了王府贵族，就是被刁蛮的猾民偷偷隐藏了。广东这个地方没有诸侯王府，那么不是刻意隐瞒，就是被贼寇占据了。

简单地说，由于土地直接和税收相关，比起隐藏户籍来，人们更加有动力将土地隐藏。另外，随着一部分人的流动，土地也进入了市场，但在市场上交易的土地往往会做手脚，使其避免进入黄册。而记录土地状况的鱼鳞册则更加混乱，由于鱼鳞册绘制麻烦，技术含量更高，政府官员们更有理由搁置这项工作，导致鱼鳞册的统计数据严重失真。

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明代的数据退化更是必然的，因为任何的全国性系统都需要执行层面严格的配合和复杂的计算，在一个依靠人力和畜力来维持经济运营的时代，其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官僚们能力所及。

与汉唐时期不同，明代是一个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人口的流动程度超过了汉唐，政府也不限制土地兼并，数据统计的复杂度比起前朝更是高出了很多倍。而明太祖为了巩固政权，避免子孙后代乱改法令，又制定了中国历代最僵化的行政体制。

当明太祖还活着时，这套行政体制因为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此，在他的摆布下，显得得心应手。但等他死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驾驭这套制度。行政退化从明太祖死后就已经非常严重，谁也无法再维持系统的高效运转了。

到了后来，户籍和土地普查已经进入了蒙人阶段，有的人死去几十年，名字照样出现在黄册里，至于鱼鳞册则更是乱七八糟。

由于明太祖规定，十年必须查一次户籍和土地，后来的皇帝和官僚必须遵守老祖宗的规矩，但是又实在犯懒，所以就把上次的数据抄一遍。在明代的土地调查数据中，出现了几次令人瞠目结舌的雷同。比如，明武宗时期一共进行了两次普查，一次发生在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第二次发生在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这两次全国的土地数据都是四亿六千九百七十二万三千三百亩，一分不差。这样的雷同说明，皇帝根本就没有去统计。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世宗嘉靖皇帝的前两次调查中，以及明代末年天启和崇祯年间的两次调查中。

由于数据的不准确，官员们征派赋役已经不可能再按照黄册进行。有的人就另造一本户籍，叫作白册，白册上登记的数据要比黄册上的更加准确。

黄册是拿给上级看的，上面登记的户籍和土地数量都较小，计算出来的总税额也较轻，而白册是用于实际征派赋役的，户籍和土地都更准确。通过这种方式，上级给地方官员的压力没有那么大，而地方官员仍然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信息。

土地信息的失灵还产生了“大小亩”的说法。所谓大小亩，是指黄册登记的亩数和实际土地的亩数有差别。一块地可能有十亩，但是在黄册上只登记五亩。在黄册上登记的数字叫大亩，是用来向上级报税的，而实际上的数字叫小亩，是用来征税的。朝廷只知道大亩的数据，却摸不清小亩的数据。

在民间、官吏的共同努力下，明代的财政如同一团乱麻，隐藏在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