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元代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帝统治时间都不长，他们如同匆匆过客，虽然制定着不同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又在死后被推翻，由新人重新制定新的计划，这些政策根本没有时间得以落实。

另外，忽必烈是典型的汉化派，但在他死后，子孙们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到底是保留蒙古传统，还是拥抱先进文化？到底是保留蒙古人的部落制，还是实行汉人的官僚制？

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总是朝三暮四，基本上这个皇帝愿意采纳中原统治方式，下一个皇帝立即决定恢复蒙古文化。后期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这一点决定了政策具有摇摆性。

在摇摆当中，帝国的财政问题被搁置了。元政府不仅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还随时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措施来破坏财政。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统治了十四个年头，算是中期统治最长的皇帝。他在位时期，元代经济有所恢复，但随后就进入了彻底的失控期。

即便是铁穆耳时代，也只是把问题掩盖了下来而已。官僚数量膨胀、赏赐无度成为这个时代的通病。在忽必烈死去那年，铁穆耳就开始了他的赏赐之旅。根据有据可查的数据，为了稳固人心，他一年内共送出了金四千两、银十六万七千九百两、钞票二十三万三千一百锭。

一边是大幅赏赐，一边是亏空的国库。为了要钱，皇帝将目光转向了钞本银。

所谓钞本银，就是准备金。政府如果发行纸钞，就必须有真金白银做后盾，当人民手中拿着纸钞，必须有一定的银子做保证。

元代初期，钞本银虽然不足，但毕竟政府还设立了一定的储备。而忽必烈时期为了战争曾挪用过准备金。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是财政困难的时期。成宗下令，将存放在全国各地的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准备金只留下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剩下的全部运往首都供他使用。之后准备金有所恢复，到了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成宗下令再借二十万锭。到了大德三年（1299年），元政府已经有一半的财政是出自钞本。

另外，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朝发兵攻打位于泰国的八百媳妇国，又造成了失控的军事负担。第二年，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至元钞发行量达到了创纪录的二百万锭。

这种挥霍无度的使用方法立即造成了通货膨胀，但成宗皇帝并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到了武宗海山统治时期，他不仅想恢复蒙古人的荣耀，还要养活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四处花钱的做法令财政危机更加明显。海山开始进行所谓的改革，目的是通过裁减官僚数目来节省开支，并加强政府的理财能力。但实际上，不仅没有把机构减下去，皇帝一不小心又增加了新的机构。

由于中书省机构僵化，办事效率变得更加低下，武宗希望恢复尚书省，由尚书省专门负责理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保留了中书省的同时，又平白多出来一个尚书省，反而让官僚阶层越来越庞大。

另外，他模仿元世祖忽必烈，再次想到了发行新钞票的办法。武宗发行的钞票叫作至大银钞，同样按照忽必烈的老规矩又将旧钞票贬值了五倍，规定至大钞和至元钞的比值也是一比五，和中统钞的比值是一比二十五。虽然叫银钞，准备金其实已经不足，于是，武宗干脆下令，以后不准纸币兑换金银，民间也彻底禁用金银。

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至大钞的发行总量达到了一百四十五万锭，折合中统钞三千六百三十万锭，印钞量比前三年翻了七倍。再加上一定的增税措施，从这时起，元代就已经出现了末期的症候。武宗死后，仁宗虽然废除了他的所有改革措施，但武宗改革的影响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即便废除也于事无补了。

到了文宗时期，由于皇位争夺战，元代的政治结构更加脆弱，接近于解体，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也失去了。

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上台时，元代经济已经近于失控，人们都意识到再不改革就要完蛋。

伯颜作为右丞相时，采取了降低盐税和普通税的方法，让民间经济少受骚扰，减缓民间的反抗。但由于他在民族政策上是个守旧派，他赞成加强民族区隔，取消科考，避免蒙古人的进一步汉化。这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经济措施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这时，随着元顺帝地位的巩固和脱脱的执政，他们开始对帝国财政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丞相脱脱更希望通过雄心勃勃的改造，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将帝国带出政治和财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