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魏晋——当褒衣博带，遇上胡服劲装

鲁迅在《孔乙己》中，描述孔乙己“是唯一一个穿长衫，站着喝酒的读书人”。这句话当然不是闲言，举凡长衫者皆有相当的身份地位，岂能如着短衫的下等人一样站着喝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寻常百姓、士大夫、皇族宗室也都各有各的穿衣规范。

旧时王谢堂前燕，不历沧海桑田，是不会飞入寻常百姓家去的。在魏晋的屋檐之下，当短衣百姓还在田间劳作时，士大夫们的生活，却已是佳话频生，引人遐想。

话说，王献之的墨宝向来都为时人所重，有一位少年思而不得，正在苦恼之时，突然从别处得到了灵感，于是，便穿上一件精致的白纱长外衣，前往拜会。见到这情形，王献之激动不已，就跟他老爸看见带给他艺术灵感的白鹅一样，两眼放光。

脱下纱衣，任其纵笔恣意。一时间，竟“草正诸体悉备”，延至双袖、衣缘。少年看得心花怒放，脑子一热抢了就跑，却没想到，争抢中他只得了一只袖子——好东西见者有份，何况一人腿短，数人腿长，您想一人独吞，门都没有。

要说这少年从哪儿得知王献之喜欢白纱衣的呢，还得来看《宋书》中的一段记载：“（羊）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

看看，这风度，这格调，真是惬意得很呐。

暂抛此事不谈，光来看这少年的白纱衣。您想啊，王献之能在那上面挥洒墨意，想必其面料所用不少，由此不难想见，传说中魏晋褒衣博带的时俗。在《宋书·周朗传》中，曾提到传主“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贵族们出行时，往往是平展双臂由人搀扶，裙裾奇长由人携提，身周的随从们，还带着各式器具。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这样出行虽说气场足了，但难道不累赘吗？实际上啊，当时魏晋南朝的那些贵族们，平时所穿的官服不是这样的。

先说说祭祀。在这种正式场合，皇帝穿的是“衣画而衣裳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上衣下裳的衮服，诸王及三公九卿陪同在旁，也要身着衮服，只是呢，如《晋书》中所载，为了区分其间，从魏明帝曹叡时起，就兴起了“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的规矩，这也就是说，臣子们的衮服只能用织锦花纹。

在朝会和其他场合，皇帝一般穿袍服，多为绛色，青、赤、黄、白、黑色的纱袍，被视为杂服，根据不同场合、不同需要去穿戴。皇帝有五色纱袍，大臣们也是有的，具体的做法却是随时序而变——春则青，夏则朱，季夏则黄，秋则白，冬则皂（无亮光的黑色）。

要注意的是，这么讲究的穿法，主要还是对上层官员来说，而且到了南朝宋时，地位低的官员可以只备一色的朝服，不用当“变色龙”。

此外，五色朝服虽在，但臣子们多爱朱服，并不全然照做，于是在文官队列中，渐渐形成风气。中国人向来爱用借代手法，一来二去的，“朱衣”就成了文官的代称，并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南朝梁初期，便连皇太子和诸王都只穿朱衣上朝，可见时移世易，风尚也随之而变的常理。

我们都知道，明朝对服饰礼仪，是有不少讲究的，稍不留神就容易僭越招祸。而服饰礼仪逐渐法律化，其实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如，官员坐堂办公须穿官服，民间也不可随意制作奇装异服。再如，《晋令·服制令》中对二品以上官员，才可配饰如山鹿、白豽、游毛狐等珍罕禁物这样的条例，也是很严格地做过规定。

总的来说，魏晋南朝男子的服饰呈现交领衣长、袖根窄袖口宽的特点，贵族女子们则在衣长曳地之外，特意强调束腰之美。由于受到北朝的影响，她们一方面承袭秦汉遗俗，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另一方面，则大方地吸纳异族服饰元素，将女服款式做得上俭下丰，折裥裙也极为俏美，条纹间色一度成为时尚。

当然，由于劳作的原因，寻常百姓的服饰则是短、瘦、窄的，且一般用麻来织造，被唤作“白衣”。白衣自从成了平民的专属穿着后，五代时王定保又在《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这之后，才有北宋柳永“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的自我标榜。

这可以说是在失意情状下的强作风流之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百姓们可不是什么尚未发迹的读书人，他们往往被贫困的生活绊住手脚，有时连裤子都没得穿。比如，东晋玄学家、训诂学家韩伯，其母殷氏在大寒时节刚为他做了袄子，却没有余钱再为他做夹裤了。

这时，韩伯年纪还小，殷氏让他帮拿熨斗，安慰他说以后再做夹裤，他却说，火在熨斗当中，熨斗柄已是热的，所以他只要穿了短袄，下身也同样会暖和起来。一个孝顺懂事，且长于思辨的孩子，日后果然长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士。

在魏晋南朝上层流行褒衣博带的时候，北朝那边的服饰特点则可以“胡服劲装”一词来作概括。可能因为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多数来源于西魏北周的关陇贵族，因此北朝衣冠较之南朝，更有“上承汉晋下启隋唐”的意义——当然，东魏北齐的服制也有遗存。

说及隋唐男子的装束，幞头、圆领衫、缺骻袍、革带和靴子，这可以算是一身标配了，而这种标配，就是来自于北朝。南宋理学家朱熹都在《朱子语类》中写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言语之间，朱熹对此似乎是大为不满。数百年后的朱熹且如此，更不要说当时的南朝人士了。话说，在南朝梁天监年间，褚緭来到了北魏。原本宣武帝元恪还是有意重用他的，但这人参加了朝会后，却口出戏言激怒了大家，最后得到“出为始平太守”的“待遇”。他吟了一首诗，诗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意思就是，你们魏朝学咱们汉人，能不能学全套啊？笼冠学咱们的，朱衣学咱们的，这很好，但是——你们的朝服样式，根本和我们不同，是在原来的裤褶的基础上改成的，这般不伦不类，真是笑煞老夫也！

这里暂且不评价褚緭的戏语和北魏人的自尊心，只说一说裤褶和北朝另外一种爆款——裲裆。裤褶和裲裆，是由战国时的胡服演变而来的样式。虽说它们本来主要作为戎装，用于北朝军队之中，但已慢慢流行于民间，成为便服了。

所谓“裤褶”，上衣为衣紧而窄，对襟而开长仅及膝的褶，下衣为用锦带截为几段，在膝盖处扎住裤管的缚裤。裤褶之上还有束腰，多用皮带，有的也用蹀躞带——在玉带板之下，可挂载小物件的玉带。

值得注意的是，胡服一般为左衽袍，也就是衣襟向左掩，与汉人的右衽截然不同，那么，汉人便从不用左衽袍吗？用，当然用，死人穿的上衣便是如此。所以，北朝服装的这个特点，也招来了南朝人的不少白眼。

所谓“裲裆”，则是指一种用布帛缝制的，胸背各有一片的服装，大多数中有夹棉，利于保暖。在这一点上，后世的马甲倒与之极为相似。但不同的是，裲裆上有皮制的搭襻，在肩部将胸背两片连缀起来，而且腰间还有一条皮带，马甲可不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北朝人衣裳分制的服装样式迥异于传统汉服，一时间不为南朝人所理解和接纳，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随着南北方融合程度的加强，慢慢地，褒衣博带、高冠大履和裤褶、裲裆也不再泾渭分明。

在北齐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中，北齐的士大夫们正在进行“散发裸身之饮”，但他们这身头戴纱纶巾、身穿薄纱衫子里衬着“背背佳”（薄款裲裆），外加白绢裙的行头，是颇有些魏晋风度的。

“（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祼身之饮，对弄婢妾”，这样的放旷佻荡的模样，竟然也出现在北齐名画中，这自然是文化合流的一种表现了。

小　贴　士

【男人穿女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不过，他们所崇尚的男性美，是近乎女性的阴柔之美。因此，诸如傅粉何郎之类的男子，不仅傅粉，还“行步顾影”“好服妇人之服”，这种风气在后世是很少出现的。

【铠甲】当时，铠甲的形制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东汉铠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筒袖铠，其特点是由鱼鳞纹甲片或龟背纹甲片穿缀成前后相接的身甲，当肩处有筒袖，同时，士兵们还需戴上护耳的兜鍪；二是形制与裲裆相似的裲裆铠，要配合兜鍪和裤褶穿戴，其长条形或鱼鳞形锁甲的甲片，一般是用金属、皮革的材料，铠甲的里面往往衬有裲裆衫；三是明光铠，因其被打磨得十分光亮，会在日光下反射出耀目的明光而得名，其质为金属，其形为圆形，位于胸背之处，至于形制，有的叠加于裲裆之上，有的则与护肩、护膝一并穿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