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化简史——峨冠博带的载体——书籍刊印（上）

兴旺的背后

最迟在唐代中期，雕版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抑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几。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消灭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应天（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朱元璋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发兵攻灭陈友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朱元璋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百余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大半。朱元璋历百难千劫始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来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朱元璋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由此可见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明享国二百七十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六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但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关“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十五卷，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五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年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弛，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版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抑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两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达到这个程度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明代图书市场的需求增长，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通贩贸易的活跃，都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当时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于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这样，图书的消费群体就更为广泛了。而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也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而图书本身也是商品，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唯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溢，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年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那么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另外，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

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的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

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目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四万五千零二十三张，黄毛边纸五百七十张，白户油纸一万零三百九十五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许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刻书常用白、黄绵纸，嘉靖至隆庆年间（1522～1572）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五花八门的官刻版本

明代刻书系统和前代一样，由官刻、私刻、坊刻三大部分组成。明代官刻可以用“政出多门”四个字来形容。从中央到地方，刻书机构之多，历朝历代皆难与之比拟；刻书内容之丰富，亦堪称历代官刻之最；就数量而言，则仅有清代的殿版可与之比肩。依其刻书机构与版本名目的不同略述之，有如下几种：

内府本。明洪武年间，宫廷刻书多在南京内府锓梓，如其间所刻《元史》《回回历法》《大明日历》等，称“内府本”。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逐走惠帝而得帝位，为强化君权，赋予宦官的权力极大。他在宫中设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权势最为显赫，其不仅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诏令，亦掌管刻书。由宦官掌管中央政府的刻书事业，是明王朝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书史上绝无仅有的怪现象。明内府一共刻了多少书，因诸家书目所记不一，难有确数。明代刊有《内府经厂书目》，著录经厂贮版书一百一十四种；明宦官刘若愚《酌中记·内板经书记略》著录书目则多达一百七十二种；明周宏祖《古今书刻》载内府书八十三种，几者参照，除去重复，当不少于二百种。较著名的本子有《孟子集注》《大学衍义》《诗集传》《礼记集说》《四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节要》《大广益会玉篇》《古今列女传》《律学新说》《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大明律附例》等，还有《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通俗读物。司礼监掌管刻书，大可不吝财用，故选料、雕印、装帧俱佳，多取上好洁白绵纸以佳墨精印，早期印本多为包背装，版式阔大，行格疏朗。字体上承元代遗风，喜用赵体，字大如钱，读来悦目醒神。版式常见有四周双栏、大黑口、双鱼尾，首页钤以“广运之宝”朱文玺印，气象凝重、恢宏，观感上庄严、华美，有很强的艺术性。

不过，自明代至今，很多人都以为经厂本刻印固佳，外形固美，但因宦官不学无术，校勘粗疏，就内容而言，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劣等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评论说：“经厂即内番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书尚有流传，往往舛错，贻误后生。善天禄、石渠之任以寺人领之，此与唐朝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

指斥明朝廷委司礼监掌管关系天下“文运”的刻书业所用非人，是有道理的，但其刻本中有不少“习见之书”，是否就是“猥杂”却很值得探讨。提供图书供宫内供奉人员学习、诵读，是司礼监的一个重要任务。举例来说，据《芜史小草》卷十六所记，明宣德时，令十来岁的小太监读书，发给《内令》《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等书，宫女另给《女训》《女诫》等读本，这些书都是由司礼监刻印的。这既是对太监、宫女们进行的封建伦理纲常的灌输，也是文化启蒙教育，四库馆臣们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待此类书，实属大谬。在任何时代，通过刻书、印书来致力于文化启蒙，都是无可非议的。

监本。明代监本有南北之分，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成为陪都。故南京国子监所刻之书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所刊之本称“北监本”。

南京国子监储藏书版甚富。朱元璋定都应天，下令将集中存贮于杭州西湖书院的宋元旧版悉数送往国子监，又集有元各路儒学所存路史版，并自地方上收取书版，其中包括著名的宋绍兴年间刊《眉山七史》版、洪武三年（1370）内府刊《元史》版等。洪武、永乐、宣德年间多次对残缺版片进行修补，有些书版又被工匠窃去，损失亦大，就如明黄佐《南雍志》所记：“本监所藏诸梓，多自国子学而来，自后四方多以书版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修补，旋补旋亡。”即便如此，书版的大量征集和集中毕竟为南监刻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南监所刊图书以《二十一史》和《十三经注疏》为最有名。据考，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刻史书，除上述宋、元旧版外，又取广东布政史司于成化年间刊《宋史》版付监，自吴下购得《辽史》《金史》善本翻雕及洪武刊《元史》版，遂成《二十一史》，至嘉靖十一年（1532）七月书成。即如柳诒徵《监本史评》所云：“明南京国子监《廿一史》，世称南监本，其中固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唯辽、金两史翻刻元版，宋、元两史为明版。”因其由宋、元、明版递修而成，又称之为“三朝本”。《十三经注疏》为儒家经典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北监刻书，有常设官员督管，工匠亦有固定编制。弘治年间刊谢铎《国子监续志》称：“本监特设典籍一员，以掌书籍，又设印刷匠四名，以给其役，可谓重矣。”但在数量上，北监刻书远比南监为少，《古今书刻》载北监本四十一种；嘉靖《皇明太学志》著录四十七种，合嘉靖之后所刊约在百部。北监本多据南监所刊翻雕，如南监所刊《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即皆予重梓。

两监刻书存在着同一个问题，就是校勘不精，讹舛弥甚，而多贻后世之讥。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此不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讪笑乎！”甚至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明沈德符则干脆斥之为“灾木”。不过，两监刻了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书。正经正史一刻再刻，对其流通、传世都是有好处的，即便是顾炎武也承认“北监视南稍工。而士大夫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灿然于人间矣。”又说：“宋时止有十七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辽、金两史向无刻，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两监刻书之有裨学术，嘉惠士林，功在当世，泽及后人，正不必以小瑕而掩大功也！”

部院本。明代中央六部及督察院、太医院等机构，也刻了不少书，可统称之为“部院本”。其中尤以礼部、工部、兵部及督察院所刻为多，如礼部嘉靖年间刊《明伦大典》、兵部洪武年间刊《武经七书》等。明代名相，曾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为规谏皇帝避恶趋善，学古明君治国之道的《帝鉴图说》，亦于万历年间由礼部付梓。可见部、院刊书，或是出自一定的政治目的，或是为推行其自身职能而服务的。督察院是国家的最高监察机构，它刻了不少书，而且内容相当广泛，兵书、医书、科技书、总集、别集都有。《古今书刻》载其所刻书三十三种，实际所刻，应尚不止于此数。颇为令人玩味的是，督察院竟刊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明中叶之后，皇帝昏聩者多，吏治黑暗，“流寇”蜂起，刊刻此两书，或者希望以之为镜鉴，从书中体悟能剿抚“流寇”的良方。至于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传》《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则为督察院诸公始料之所不及了。此外，这也的确说明当时对刻书的限制不多，相比较于清前期屡禁小说、戏曲，其间的差别实不啻于天壤。明代中央政府的一些其他机构也热衷于刻书，如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每年都要印行《大统日历》；太医院刻有《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等医书；御马监也刻有《马经》一类的专业书。

藩府本。这是明代地方官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也称“藩刻”。明初，太祖朱元璋将其太子以外的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地，历朝沿袭，形成分封制。这种做法和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本意并不相符，并由此酿成“靖难之变”。但对明代刻书业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明朝廷对藩王在政治上的管制相当严厉，朱元璋执政时就申明“唯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朱棣取得帝位后，进一步消除藩王的权力，使之成为地位尊崇却绝不允许觊觎政治的特殊阶层。但藩王之国，国家例有厚赐，使其可以姿情享受珍宝盈于后堂、美女充于下陈的生活，同时赐予大量图书，以陶冶其性情、消除其政治上的野心。藩王又可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广罗珍籍善本，使收藏日丰。如周藩定王橚的六世孙朱睦楔，家藏书四万余卷，所编《万卷堂书目》十六卷。庋藏之富，绝非一般的私人藏家能比。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就说：“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丰厚的物质条件，珍本善本盈于鄴架的藏书，养尊处优，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使不少藩王沉溺于读书、写书、刻书中，其既可自娱，又可扬名，且能免除朝廷猜忌，实为一举多得。遂使藩府刻书蔚然而成风气，有明一代，始于洪武，迄于崇祯，与大明王朝相始终。藩刻本因遭明末战乱，多有亡佚，现存不过一百余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考之于诸家书目所得，不少于五百种，超过了中央官刻的经厂本和监本；就刻家而言，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诸家书目所记，有四十余府。较著名的有秦藩朱惟焯、宁藩朱权、徽藩崇古书院、晋藩志道堂、崇藩宝贤堂、辽藩梅南书院、郑藩朱载堉、沈藩朱载塨、韩藩朱范址、潞藩朱常淓、赵府居敬堂、益藩乐善堂、唐藩朱芝址、周藩朱有燉、蜀藩朱让栩以及德藩、伊藩、汝藩、肃府、山阴王、弋阳王等；从刻书内容上看，为了免除朝廷猜忌，藩刻本中少见有兵书，为政治要方面的书亦仅有《贞观政要》等寥寥数种，绝大多数为经史文集、字书小学、戏曲乐律、诗词曲集、五行杂著以及琴棋书画、炼丹养生一类只谈“风月”的消闲怡情之作。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机构所不屑刻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明代官刻图书的种类。

书帕本。这也是仅见于明代刻书中的版本名目。据明袁栋《书隐丛话》所记：“官刻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二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此类礼品，虽然还说不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官场酬酢中也很难得了。明初，太祖朱元璋整顿吏治，严刑峻法，官吏贪污纳贿，动辄处以极刑。书帕本的出现，不仅说明当时刻书之盛，亦反映出明初官场还是比较清明的。另顾炎武《日知录》云：“昔时入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自万历以后，改用白金。”晚明吏治之腐败，亦略见一斑。书帕本作为馈赠礼品，但具书之外形即可，故刻印多草草，所以顾炎武评论说：“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此外，明朝地方官员刻书中，还有一种与书帕本相类的情况，这就是明王世贞在《居易录》中所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这些本子，大概也是虚应故事，精雕细琢者少。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说：“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