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化简史——华夷交融，中西碰撞

西方儒者——利玛窦

明末，没有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有利玛窦那么大，他被尊称为“利西泰”，被明末士人视为西方的儒者，得到明神宗的召见。实际上他到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胜于有限的传教成绩。

近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部文化有两次大规模的接触：一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在中国扎根，最终佛教被改造成本土信仰之一。受印度佛学的影响，逻辑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在中国兴起；二是明末清初，这是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高峰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天学”，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

利玛窦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十六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学习天算。15～16世纪正值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的世纪，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组团招募人员到远东传教。利玛窦自愿加入传教团体，万历五年（1577），他报名参加耶稣会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在葡萄牙候船期间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至此，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

万历六年（1578）三月末，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同年九月中旬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视察员派他到中国传教。万历十年（1582）四月，利玛窦从果阿出发，四个月后到达葡萄牙在中国的根据地澳门。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

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抵达日本鹿儿岛，意识到中国文化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中国才是传播基督教义的大有作为之地。为了踏上中国大陆，他做了种种努力，但终其一生，足迹仅到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没能跨上大陆本土。直到万历八年（1580），传教士们才稍稍打开僵局。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随同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万历十一年（1583），他和利玛窦一起来到广东肇庆，着手建立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根据地。尽管得到了知府的支持，但当地士绅百姓的抵触情绪非常大。他们采取了缓和矛盾的办法，尽可能研习中国文化，将基督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摘取有关“帝”的条目，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天主。利玛窦为吸引中国人目光，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为了适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于是利玛窦的住宅门庭若市，他在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地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他同时学会了与中国士绅相处的技巧，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敲门砖”敲开了贵族、官员的大门。他们在肇庆建立了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

但是，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中西方两种文化对抗激烈，罗明坚在绍兴、桂林均遭到当地官绅的反对，只好铩羽而归，同时肇庆当地官员因担心惹祸上身而放弃了对传教士的支持，肇庆、广州爆发了针对传教士的抗议活动。利玛窦在这两个地方无法立足，于是挑选了一个繁荣的小城市——韶州，在粤北建立了又一个传教中心。利玛窦采用的办法是彻底地中国化，他穿儒服，兴建中国式的教堂，但韶州的反传教士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利玛窦决定到别处争取支持，他跟奉召赴京的兵部侍郎石星一路北行到达南京，但一个外国人除非有进贡这样的理由，否则在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城都无法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玛窦离开南京。

利玛窦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早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

利玛窦深入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探讨各种哲学问题，但他的传教效果不大，这使他意识到，只有获得皇帝的许可，传播福音的事业才能真正展开，否则会在一夜之间遭到禁毁的厄运而前功尽弃。利玛窦的想法得到本部有关负责人的支持，他们在澳门搜集各种精巧的礼物带到南昌。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随同前任南京礼部尚书到达北京，但没有丝毫进展，不得不绝望地返回南京，继续在官员王忠铭的庇护下生活。他深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旁观儒生的祭孔活动，与达官贵人关系良好，一如在南昌的生活。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官员、文人集会时公开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的风俗习惯，分发彩绘圣像，每每引起激烈的辩论。他同时动手编辑又一本格言集《二十五言》，刻印后广为发行。一部分较易接受新生事物者对新的哲学神学极有兴趣，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万历二十八年（1600），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再次向北京进发，他们在临清遇到税监马堂的阻挠，等了足足三个月后，终于通过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努力，获得万历皇帝侍从的允许，直接到皇宫觐见皇帝。

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但是，他们突然遭到逮捕，因为外国人觐见皇帝本属礼部官员的职掌范围，而利玛窦一行绕过礼部走了捷径。在支持传教士官员的帮助下，利玛窦直接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利玛窦开始了广泛的传教活动，他们的足迹上至达官贵人的府邸，下至穷乡僻壤，大量发行教义的宣传物。万历三十五年（1607），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礼入教。各地的抗议活动依然此起彼伏，两种文化的冲突仍在继续。万历三十八年（1610）三月，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在北京拨出一块墓地，利玛窦今天依旧长眠于北京阜城门外。

传教士们传教的步伐并没有因利玛窦之死而停止，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水利等各种西方学术著作陆续被翻译到中国，利玛窦本人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书也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文化又借传教士之笔传到欧洲，影响所及使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直到清初乾隆皇帝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中西方的文化仍然交流不断，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灿烂的一页。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写了许多著作，如在天文历算方面，有利玛窦著《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邓玉函著《测天约说》《黄赤距离表》《正球升度表》《大测》等；罗雅谷著《月离表》《日表》《月离历指》《日历指》《黄赤正球》《五经表》《五纬历指》；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等共修《崇祯历书》一百卷；龙华民著《地震解》；熊三拔著《简平仪说》《表度说》；汤若望著《浑天仪说》《星图》《恒星表》《测日说》；南怀仁著《康熙永年历法》《赤道南北星图》等。在数学方面，有利玛窦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勾股仪》《测影法仪》；艾儒略的《何要法》；杜德美的《周经出率》；穆尼阁的《比例四原新表》《比例对数表》等。在物理学方面，有邓玉函的《奇器图说》《诸器图说》，有重心、比重、杠杆、滑轮等仪器的简单构造；汤若望的《远镜说》最早带来望远镜。在地理学方面有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南怀仁的《坤与全图》、雷孝思测制《皇朝与总图》及各省分图。在哲学方面，有傅讯际著《名理探》，高一志著《斐禄江答》《西学修身》等，这些书是最早介绍给我国的苏格拉底哲学著作。在神学方面，有利玛窦著《天主实义》、安文思和利类思著《超性学要》、阳玛诺著《圣经直解》、艾儒略著《天主降生言行纪略》、贺清泰译《古新经全书》等，这些著作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着重大的作用。

徐光启和利玛窦画像

明末传教士把西方先进的科技带到中国来的同时，他们对中国古文献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力进行研究和翻译，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古文献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欧洲一代风流的思想旗帜，曾经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因为18世纪以前的欧洲笼罩在基督教文明之下，人们对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只是痴信和盲从，基督教神学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和心灵，造成了人们的愚昧和无知。但到18世纪时，欧洲资产阶级已作为历史主角登上了舞台。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此时，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思潮开始在神权、专制君权统治下的欧洲大地蓬勃兴起，这个时代在文化上的特点是要以哲学推倒宗教、用理性取代上帝的权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使欧洲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与当地流行的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相类似，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推崇的是“理”而非“神”。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就成了他们取证的榜样，他们也从中找到他们观点的旁证，从而坚定了他们的观念和斗志，丰富了他们的学说。

来华的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古文献典籍的同时，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详尽的描述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编成书在欧洲以译著的形式出版。举其要者就有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1487～1537）的《大中华帝国史》；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1610～1677）的《中国新经闻》；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的《中华上古史》；法国传教士冯秉正（1669～1748）的《中国通史》和戈罗西（1738～1823）的《论中国》等。特别是18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撰写了大量书信和著作，后由他们的耶稣会士同伴加以整理出版了被称为有关中国的三大名著，即《耶稣会士书信集》《中华帝国志》和《中国论丛》。

传教士们的这些工作，特别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启迪了欧洲的思想界。有学者认为，没有中国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将如何产生。启蒙思想家所崇尚的“理性”和“自然规则”等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构筑了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哲学家则从中提炼有益的思想滋养，以建立新的思维模式。伏尔泰曾以传教士的著作为素材，撰写了具有反封建思想的《风俗论》，他还根据传教士著作中所提到的中国古史纪年以反对《圣经》的权威；被称为“德国哲学之父”的莱布尼茨（1646～1716）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先驱。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却通过来华的传教士了解了中国并积累了有关中国历史、哲学、宗教、文化科学及习俗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和渊博知识，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事》出版。同时，他还与在华传教士频繁通信，询问并探讨他感兴趣的一切问题。比如他曾与传教士白晋在通信中探讨过《易经》，发现《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与其发明的“二进制”数学原理相契合。一般认为，他的名著《单子论》有《易经》的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曾于1721年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来宣扬唯心论的观点，以孔子的道德教训为例，证明人的理性凭自身的努力有能力达到道德上的真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灵魂赫尔德（1744～1803）是一位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类历史哲学大纲》中，专有一节论及中国，其认识来源也同样是来华传教士的报告。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欧洲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李约瑟在题为《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认为：“当余发现18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慰。彼18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固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17世纪中叶耶稣会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以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后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英国学者胡克在《关于中国文学和语言的推测》一书中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一词即来源于中国，儒教关于伦理道德和注重教育的学说，鼓舞了启蒙思想家去追求理性与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

除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之外，无尽的中国文学宝藏，如诗歌、辞赋、戏曲、小说等各类文学题材丰富多彩，内容详尽而完备，对西方的文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教士西传到欧洲的中国文学作品激发了欧洲文学家的想象力，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文学灵感，并得以寻求到新的题材，从而创造出新的人物。

最先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戏剧是法国马若瑟神父1731年翻译、1735年发表的法文本《赵氏孤儿》。它的问世为醉心东方文明的西方作家提供了新的文化取向，激励了他们新的灵感和新的审美情趣。伏尔泰就是以此为素材创造出《中国孤儿》这部颂扬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的剧作，轰动了当时的法国剧坛，并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英国、意大利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出现类似的改写本，从而使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先使者，其意义自然是十分深远的。

传教士西传到欧洲的中国文学作品对德国文学界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对德国巴洛克文学时期的几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小说提供了素材，比如德国作家哈格多思的小说《伟大的蒙古人》所依据的，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写的《鞑靼战记》。再比如首先提出“世界文学”理想的德国文学家歌德（1749～1832），曾接触到了一些译成西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并由此对中国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读过《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和《百美新咏》等被传教士译成了德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他还据此写成了颇有中国情调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咏》，借写自然美景抒写文人情怀和诗人的中国情怀，表现了作者对古老东方的向往。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作家、与歌德齐名的德国诗人席勒（1759～1850）对中国圣人孔子及其思想格外关注。1795年和1799年，席勒曾先后写下两首《孔夫子的箴言》，托孔子之名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和时空观。除歌德、席勒外，海涅、冯塔纳、德布林、黑塞、布莱希特等许多德国著名文学家也都创作过与中国相关的作品，或者说，他们的创作都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渊源。

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艺术，还导致了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的服饰、工业乃至园林等自然的或人文的景观都引起了对这个文明古国抱有好奇心的欧洲人的兴趣。西方美学家追寻中国风尚，收藏家崇尚中国艺术，整个西方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中国的瓷器、丝织等工艺品传到欧洲后风靡一时，甚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本人在1667年的一次大典上也穿中国装，化装成中国人，其情妇彭帕都尔夫人则养起了中国金鱼。中国趣味不但流行欧洲宫廷，而且走向十字街头，成为当时社会的一股风尚。

18世纪初，上层的欧洲人以中国筵席宴请宾客为荣，欧洲宫廷贵妇则整天不离中国折扇，并且此时的欧洲还兴起了园林中国化运动。德、法等国在风景园中仿建中国化的宝塔与榭台楼阁，垒起了假山，种上了月季、石竹等植物。受到中国服饰、陶瓷等物品上中国画影响的西方风景画家，如华笃、拉摩脱、高博等人，向社会奉献了以中国手法画的新作。“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成了人们普遍的崇尚，以优美、生动、自然为特色的“罗柯柯风格”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罗柯柯时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它唤起了欧洲一般社会以一种假想中快乐的人生观，给欧洲的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不管怎样，18世纪总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之后的罗柯柯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

在中西科技交流中，传教士所介绍的中国植物学、医学对欧洲的影响也很大。随着传教士的陆续来华，17世纪相继出版了金尼阁、曾德昭（1585～1658）、卫匡国、卜弥格（1612～1659）等人有关中国的著作。在他们的书中，经常提到中国的植物。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曾在中国长期居住，他撰有《大中国志》一书，描述了中国特有的水果，如荔枝、龙眼和柿子等；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在植物学方面颇着功力，1656年他在维也纳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较早讨论了中国的植物和动物；尤其是法国耶稣会士植物学家汤执中和韩国英二人在中西植物学的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汤执中经常在北京郊外进行植物考察，采集种子。除了植物考察外，他还研究过中国植物志，寄给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朱西厄（1699～1777），后来被进化论的创始人之一拉马克所使用。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在植物学方面也有许多贡献，1776～1814年出版的《中国论丛》一书介绍了许多中国植物，主要就是他提供的资料。

中医是人类的伟大遗产，包含有极其丰富的辨证治病知识，欧洲人对中医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来了解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在中国传教多年，他从小就对医学有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了许多中医和药物学的著作，他曾清楚地解释了通过把脉来诊断疾病的医术。脉诊不仅能诊断出疾病的类型，还能预知疾病的未来发展和结果，这和欧洲的诊断方法大不相同。卜弥格曾把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克勒耶整理出版的《中医示例》译成拉丁文，此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脉学。这篇论著后来成为英国著名医生弗洛耶（1649～1734）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