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化简史——书籍刊印

清代的书籍刊刻与明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古典文化发展到清代正是兴盛发达的丰收期，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典籍，已是如山似海，车载斗量，内容广博，数量空前，而且其中不少的典籍，已经因年代久远漫长而不堪辨识，同时又因文字音、形、义发生的极大变化而难以识读。于是，在文化史上，一个总结整理古籍文化的任务摆在清代人的面前，一个将丰富的中国典籍进行一番筛选、清算的时代已经到来，而这次文化总结整理的过程，主要从书籍出版业体现出来。

《四库全书》

清代所出版的书籍，不但种类繁多，几乎涉及了人们所接触的一切文化科学部类，而且体制庞大，卷帙浩繁，融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话本、小说、戏曲等著名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以及《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还有学者不畏艰辛，耗尽精力编纂而成的学术巨著，如：《文献通考》《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佛藏、道藏等等。

其中《四库全书》的编纂，将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加以编排荟萃，其规模之宏大、编制之精密，不仅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编纂的一部丛书，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纂修，经十年始成。另外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由总纂官纪昀、孙士毅、陆锡熊主持。《四库全书》为写本，其誊写原定六十人，后加四百人，后因缮写《荟要》又增加二百人。《四库全书》第一份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二、三、四份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春缮就。

《四库全书》共收著录之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总目中仅存书名未收其书者就达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四库全书》采用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各部之中再分若干类。经部分为十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史部分为十五类：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文、记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子部分为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语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集部分为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由于卷帙太大，《四库全书》修成后，仅刊印出一百三十四种，二千八百九十一卷，这就是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虽然乾隆帝提倡编修《四库全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借此消灭明末清初的著作中的抗清思想，其谕文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而且又用恐吓的辞语说，“若此次传谕之反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意藏匿伪妄之书”，揭示了其集书的真实目的。但在编纂过程中，根据当时的要求，编纂人如纪昀、陆锡熊、邵晋涵等学者确实尽到了校辑的责任，使《四库全书》成为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古代文化宝库。

《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清朝时纂辑的另一部大类书。康有为说它是“清代第一大书，将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

《古今图书集成》先是康熙时进士陈梦雷编纂，在康熙四十年（1701）完成初稿，次年缮成清本，初名《古今图书汇编》，后改名《古今图书集成》。后来雍正帝又命蒋廷锡为总纂进行了修整，三年后改编成一万卷巨册，分为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中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等。雍正四年（1726）编排印刷，至雍正六年（1728）完成，共印成六十四部。这是历史上用铜活字排版出版的最大一部类书，分订五千册，分装五百二十三函，每函十册、八册不等，另外编有目录二十册，分装两函。总计五百二十五函，五千零二十册。

正是所谓“贯通古今，汇通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木制造，诲西秘法，元不毕旦，河为典籍之冠。”

书籍出版——三分天下

清代书籍出版系统与宋元相似，仍是政府出版、私人出资版刻和书坊、书肆三分天下的格局。

清朝政府的出版机构最著名者为武英殿修书处和扬州书局等，到了晚清，还有各省设立的如金陵官书局、江楚书局、江苏书局、浙江官书局、安徽官书局、山西官书局、山东官书局、直隶官书局等。这些书局出版的书多为“御纂”和“钦定”的本子，经史居多，诗文次之。

康熙十二年（1673），重视文化的康熙皇帝命令补刻明经厂旧刻《文献通考》的残版，于是在武英殿设立修朽处，让校对官吏、写刻工匠都集聚一处，由负责大臣总领其事。从此以后，武英殿就成了清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出版机构，清朝历代的官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内府书籍如实录、圣训、御制诗文、御纂经典、会典、方略等全归武英殿刊版印行。武英殿出版的书籍有《清凉山新志》《圣祖御制文集》《御纂朱子全书》《御纂性理精义》《钦定十三经注疏》《钦定二十四史》等，并辑刊《二十四史》。在乾隆当政的六十年中，武英殿刻印出版经史文集达一百多种。以后数量略减。

政府的出版机构除武英殿外，著名的还有曹寅主持的扬州书局。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康熙时历官通政使、两淮盐政、江宁织造，同时主持扬州书局校勘古籍工作。扬州书局所刻书有《全唐诗》《佩文斋书画谱》《词谱》《佩文斋咏物诗选》《历代诗余》《全唐诗录》《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题画诗类》等，都是工楷写刻。

武英殿和扬州书局所刻书籍，缮写工致，校勘精审。印刷端庄雅丽，有的还用细薄、洁白的开花纸箱印，尽善尽美，堪称经典。

明清之际，私家集资出版书籍的情况依然十分广泛，当时的私人出版家多兼学者和藏书家，对书籍的校勘了如指掌，对版本的源流胸有成竹。由于对书籍和图书出版事业特别的珍视和偏爱，他们对所组织刻印的书籍精益求精，其成品往往能与宋本媲美。这期间徐乾学主持校刻的《通志堂经解》、清王士祯的诗集《渔洋山人精华录》、黄丕烈的《士礼局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毕沅的《经圳堂丛书》、孙星衍的《乎律馆丛书》等较为著名。此外，清代私人出资校刻书籍还流行一种所谓“精刻本”，即一些著名文人的著作和前贤诗文皆由名书家精心缮写付梓。这些书籍以写刻工整秀丽、纸墨考究精良而著称。如候官著名书家林佶就手写汪琬撰《尧峰文钞》、陈廷敬撰《午亭文编》、王士祯撰《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这些书被誉为“林氏四写”，备受藏书家珍爱。

清代时，由于政府出版机构和私人出版家都是以正经、正史、文集等为主要出版对象，那些村塾用的四书五经读本、启蒙字书“三字经”和“百家姓”、初学字帖、影盘、尺版、戏曲小说、百科大全、医书药书、民间佛教谈本、历本等等就成为书肆、书坊的产品，这种约定俗成的分工，历经千百年依然没有改变。

关于书坊、书肆的营业情况，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里庙中……灯币岁三日，城皇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书坊、书肆刻印出版了大量满足下层人民生活需求的用书，加上流转快、需求量大，因而在出版史上影响深远。

刻书家张海鹏

清朝时期许多学者型的出版家和藏书家把出版书籍看成一种高尚的文化事业，为之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张海鹏就是其中之一。

张海鹏，字若云，一字子瑜，清代嘉庆间江苏常熟人。出身于书香世家，为县诸生，二十一岁时补博士弟子员，但他绝意仕进，笃志于书籍。其父张仁济以好学读书名重江南，藏书室曰“照旷阁”，内有图书万卷，多为宋元旧刻，十分珍贵。其兄张光基笃学敦行，能继家学，酷爱藏书，使照旷阁之所藏日益丰富，又辑成《礼记诸儒论说》，颇为习礼家称举。侄张金吾亦喜搜求遗籍，辟“诒经堂诗史阁”庄重收存，合家藏旧书，共得八万余卷。但张海鹏以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不过益己，刻书却有益于他人。故自中年起，于治经之暇，悉力刊刻古籍，即前人所称“以剞劂古书为己任”者，因而成为一代出版大家。

张海鹏所刻之书，最重要的是三部丛书，即《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和《借月山房汇钞》。《学津讨源》是对崇祯间毛晋汲古阁所刻的《津逮秘书》加以精审增删而成的；《津逮秘书》收经、史、释、道、医、画、笔记、诗话、见闻等书一百四十四种，分为十五集，共七百五十二卷。由于旧版年久漫漶，又加考核欠精，海鹏取而汰益之，重编为二十集，共收书一百七十三种，合一千零三十余卷。收存者皆经史实学及朝章典故、遗闻轶事或书画谱录可资考证者，较《津逮秘书》精善。所以用“学津讨源”的书名，是取刘勰所谓“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之义；《墨海金壶》搜集经史子集内有关实学而传本将绝之古籍一百一十五种，共刻七百余卷。所采多出自文澜阁本，也有一部分录自宋刻旧钞。诸如《平宋录》《昭忠录》《江南别录》之类的许多几近绝版但饶有文献价值的古书赖以存留。书名之“墨海金壶”源自《拾遗记》的一则故事：某神通极善书法，从肘腋间取出内盛墨汁的金壶，洒墨著物，即成纯美文字。盖用以比喻搜刻者皆卓异不凡、弥足珍贵之书耳。《借月山房汇钞》是以张海鹏本人的书斋命名的大型丛书。所选皆明清学者（包括其本人）有文献价值或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内容含经说、杂史、传记、诸子、艺术、小说、诗文评等等，资料极为珍贵。共收书一百三十五种，分为十六集。

除以上三部丛书外，张海鹏还据影宋钞本重新校勘并刻印了重要的类书《太平御览》，纠正了原刻的不少讹误。又帮助侄子张金吾搜集金源氏文献，使汇刻成《金文最》一书，成为迄今为止收存金代作品最多，堪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相比的一部断代文集。他还协助张金吾收采宋元以来经说，使共得经说八十余种，编刻成《诒经堂读经解》，可补《通志堂经解》之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清代图书刊刻和出版事业的兴盛时说：“其时刻书之风甚盛，若黄丕烈、鲍廷博辈固自能别择雠校，其余则多有力者，欲假此自显，聘名流董其事。乃至贩鸦片起家之伍崇昭，亦有‘粤雅堂丛书’之刻，而其书且以精审闻，他可推矣。”正是在这样浓厚的氛围中，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成果才得以集成、保存并弥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