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简史——俗文化



社会的构成是多元的，而较之上流社会的生活，平民阶层的文化似乎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

大众娱乐

魏晋之际的娱乐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当时的创造。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娱乐活动不过是上层阶级消遣的方式而已，上流人对这样的游戏，观赏多于参与，而对于民众而言，实际上是具有表现性质的。还有一些游戏活动，广泛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是真正的全民同乐。

如果认真追溯起来，许多体育活动都是原始人生活技能的必要的训练方式，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不断提高，而这种训练方式却保留下来，于是形成为体育活动，以满足人们强身健体的朴素愿望。

体育活动经常以比赛和表演两种形式出现，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魏晋之际，体育活动获得比较快的发展，是同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种交融，使得骑马射箭以及角力等原本属于少数民族人们基本生活技能的技艺，为汉族兄弟学习，演化成为大众参与的娱乐活动。

田猎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类型了，不过田猎是属于上层社会贵族们的活动，它的大众参与度十分有限，但是始于魏晋之际的田猎之风，是无法回避的。南朝刘宋时，王僧达游猎可称为典型。他出任宣城太守时，肆意驰骋射猎，有时三五天都不回府，受理郡中诉讼居然在田猎的间隙进行。梁朝人曹景宗自幼爱好田猎，练得一身好功夫，据说，他每次与人田猎，总是要等到鹿马混在一起时，才发箭射之。大家都担心他会失手射中马腿，而结果往往是鹿应弦而倒毙，马却安然无恙。

如果田猎只是少数人的游戏，那么射艺则是魏晋时代“全民健身活动”的保留项目。从三国时代开始，由于社会动荡，骑马射箭之技就颇受重视。这或许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大胆改革，史载“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可见，当时之人不仅视骑射为戎旅之技艺，也是一种健身手段。

魏晋之际的骑射流行，应该同少数民族入中原后，继续保持了游牧部落的生活传统有很大关系，比如，北魏为了推行骑射活动，每年举行“九日马射”活动，以至于形成了“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师”观看的宏大场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敕京师妇女悉赴观，不赴者罪以军法”，这一规定或许过于严格了，但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才引发了独特的妇女尚武的时代精神。

强身健体的美好愿望之所以在魏晋之际变得尤为强烈，与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这不仅是因为时代的黑暗使人们总是存在朝不保夕的焦虑，现实缺乏也成为人们渴望得到的，于是各种养生之术广为流行。另一方面，东汉末年形成的道教，其主要的中心就是倡导吐纳导引，鼓吹补导术，以求长生不老、肉身成仙。

玄道之学可以说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发展流行开去的。魏晋名士无不是养生之术的忠实爱好者，最具有代表性的恐怕就是嵇康了。他“常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还完成了《养生论》一篇来宣扬自己的观点。

正是在社会大兴“养生之道”的背景之下，出现了许多旨在保健的体育活动，比如五禽戏、导引等。

据说，五禽戏是三国时代的名医华佗所创，它是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动作设计的一套医疗保健体操。华佗认为，虎戏可以强壮四肢，鹿戏得以活动经络，熊戏能够增长力气，猿戏则可以让手脚灵活，鸟戏使动作敏捷轻快。相传，华佗的弟子吴普谨遵师傅的教导，每天坚持练习，到九十余岁的时候，仍然耳目聪明，牙齿完整。

与五禽戏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应该算导引之术。导引也是一种保健体操，它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导气令和，引体令柔”。而这后一原则同五禽戏的原理颇为相似。不过，由于导引之术早在《庄子》中就有提及，所以包含了浓厚的道家成仙之说，在这个层面看来，导引之术的理论基础要比五禽戏更具有说服力。

陶弘景可以说是导引之术集大成者的理论家。他的《养生延命录》和《导引养生图》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养生理论，保存了大量古代导引养生的资料。陶氏在书中提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所谓“闭气纳息”之法，“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呬，皆出气也”，“委曲治病，吹以去热，呼以去风，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呬以解极”。

流行于秦汉时的蹴鞠、射箭等在此时更加普及，而且像“投壶”这类原属礼仪范畴的也转变为民间游戏，参与的大众化使得投壶的技巧也发展起来。以前，壶中装有一定数量的小豆，以防止投入壶中的箭跃出，后来，人们用竹箭代替木箭，以增加箭的弹性，让游戏更增添了乐趣。原来，箭弹性增大后，有可能会跃出来，回到手中，这就叫“骁”，据说，投壶的高手可以用一支箭实现一百次骁。

作为礼仪的投壶游戏是同罚酒联系在一起的。按规定，若连投四支不中，就要罚酒了，最后的胜负以中壶多少决定。但与此同时，投壶与游宴欢娱联系在一起，是它进一步娱乐化的表现。

生活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玄风影响，无论是在社会的上层还是下层，都产生了有别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胡汉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生活习俗，它们在整合过程中不断进行着相互适应的交互作用，从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也给传统、民族、地域文化以深刻的心理刺激和更移，促使思想观念产生变异而追求更加完美的生活情态，也为当时的生活带来了崭新的风貌。

魏晋之际的人们已懂得丝制的精雅，而且他们关于衣服所体现的等级差别的规定，其繁琐的程度无以复加，比如最简单的帽子，他们也要弄出一套最复杂的礼仪制度来。

当时帽子的名目繁多，帝王将相的冠冕自不必说了，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都有规定的帽子，是断然不能弄错的。通天冠是皇帝在朝会时戴的冠饰，进贤冠则是文职官员的帽子，武官还有专门的武冠，至于其他官员，则按照他们的等级有高山冠、法冠、长冠、笼冠等等，不胜枚举。

魏晋之际的平头百姓显然是无法理解种类繁多的帽子与身份的联系的，他们没有必要在生活中用帽子来装点身份，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用一块布包裹头发，仅此而已，这就是“巾”。其实，在冠出现以前，“巾”不分贵贱地为人们频繁使用，后来才逐渐成为士大夫以外的庶人所用的头饰。

不过，魏晋之际的文人总是无法放下崇尚自由的梦想，对政治的厌恶以及对隐修生活向往的旨趣，也在选择服饰的时候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巾”成为大众化的装束，它也成为是否出仕的标志了，隐士们都乐意戴巾来表示自己非官员的身份，并以此为豪。

西魏加彩武官陶俑和陶风帽俑

东晋著名隐士陶渊明时常着巾，一次郡太守去看他，正赶上他所酿的酒熟了，他取下头巾就来滤酒，之后又重新戴上，可见当时名士的放达作风了。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尚影响下，穿着偏爱宽大、舒适和飘逸的衣衫，就是迥然有异于前朝的了。考古资料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查对的形象，南京西善板发现的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中，竹林七贤均穿着宽畅的衣衫，敞开衣领，袒胸露背。唐代画家孙位的《七贤图》中，玄学领袖们也是宽袍大袖，袒露上身。这种衣服的款式应该是与七贤的玄远气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魏晋名士流行轻裘缓带宽衣的原因，说是因为当时的人喜欢吃酒喝药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这种有意思的分析，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蒸馍烙饼图

两晋时期有不少世家大族的纨绔子弟在衣着穿戴上更是刻意追求新奇的款式。他们斜簪散髻，宽衣博带，脸上抹粉施朱，足登高屐高履，腰间系着香囊。无所事事的他们往往三五成群，在街上招摇过市，望之有如神仙。

民以食为天，这条古训似乎尽显中国文化特色。精通饮食之道的中国人，不仅开发出独具风格的食品加工与制作方法，而且让“吃”这种最根本的人性欲求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大多数中国传统节日都同“吃”有直接的关联，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偶然的巧合吧。

地域上的幅员辽阔往往能够成就饮食的多样性，比如北方食麦，南方食稻就是地域差异带来的饮食习惯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南北方的土壤、日照等自然条件决定的。不过，虽然北方产麦多于产稻，面食盛过南方，但是南北方都不约而同地视米饭为贵。《晋书》上说，石崇的餐桌上往往要摆放米饭来显示自己的富足与豪奢。

上层阶级在饮食上的排场奢华，自然是不争的事实。西晋时的元老重臣何曾，每天用于饮食的费用在一万钱之上，还总是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而对于那些每日为糊口奔波的普通百姓而言，能够填饱肚皮就是最好的享受了，因此，尽管人们当时视米饭为贵，但大多数人只能以麦饭蔬食果腹，才不去管食用粗食粟饭是否是掉价的表现。

不过，米饭毕竟味道更加鲜美，只是价格更加昂贵，普通百姓的折中选择就是煮米粥，在节俭的清贫之家，更是常见。于是乎，为父母守丧者也饮粥表示哀悼。在灾荒之年，米粥也是政府赈济灾民的主要食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魏晋之际人们的素食主义。西晋潘岳的《闲居赋》有云：“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表明当时的人们普遍遵循平日吃素，过年过节才吃肉的习惯。即使在招待亲友宾客的时候，若非过节，也不会有大鱼大肉上桌。这种以粮食和蔬菜为主的素食结构，应该是同当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正如潘岳所云，素食习惯应当也是追求田园风光的隐修之士的养生之道。

当然，素食主义并不排斥鱼肉在饮食中的地位。特别在南北朝的时候，由于胡汉融合，胡族的饮食习惯传入中原，也改变了人们的口味。胡人逐草木而居的游牧方式使他们喜食乳酪。这种口味影响到了中原的人们，乳酪也成为汉人广泛流行的副食。《齐民要术》中还介绍了一种羌族人菜肴的制作方法—“羌煮貊炙”。“羌煮”是仿照羌人将精选的鹿肉煮熟后切成块，蘸着各种调料制成的浓汁吃。“貊炙”就是貊人发明的烤乳猪，做法是用火慢烤，一边烤，一边往上洒酒抹油。烤熟的乳猪色泽鲜丽，呈琥珀色，入口即化，汁多肉润，是上等美味。

屯垦画像砖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形成发展的时期，这个注定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阶层，在居所上也印上了自己的痕迹—士族庄园。士族庄园是政治、经济特权与隐逸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豪门大户多选择风景秀丽处建设自己的独门山庄，以借自然地势求工取巧，实现返璞归真的美好愿望。实际上，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一直是魏晋名士的理想，隐居山林或者纵情山水，都是他们选择逃避的一种手段，而抱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初衷，建造属于自己的庄园，则是最必然的结局。

由于建筑格局的改变和优化，起居用具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最具特色的是胡床的发展与流行。胡床早在东汉后期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因其轻巧实用、携带方便而普遍流行开来。胡床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马扎，四足成对交叉而上有横木，横木列窍以穿绳条，可以折叠。胡床流行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改变了中原人的坐姿，因为胡床面积小，且用绳子穿成，人在其上无法保持传统的跪坐，于是开始垂足而坐。这也为后来靠背椅以及扶手椅子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魏晋婚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强调婚姻的等级性。因为豪门士族的相对封闭性，他们对婚姻近乎变态地强调门当户对。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证士族的纯洁性，然而也带来了许多恶果。一个在生物遗传学意义上的恶果就是士族过分追求门当户对而引发的近亲结婚和婚姻不计辈份。近亲婚以及异辈婚本来是受到限制的，儒家传统中一直存在“同姓不蕃”和“蒸报不伦”的限制。所谓“蒸报不伦”，即父死后子娶庶母为“蒸”，兄、叔死后弟、侄娶嫂、婶为“报”，显然是乱伦。不过，这种病态的婚姻形式由于士族对自身血缘纯洁性的强调而变得合理，并相当流行。生物学上的忌讳并不会因为士族的这种畸形想法而稍微减轻。高门士族在南北朝后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则是他们自己酿成的苦果。

当然，并不能说魏晋之际的婚姻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同样是由于儒术的独尊地位被冲垮，引发的一个后果是婚姻的相对自由，“不齿淫泆之过”的时代已然过去，而开启了择偶相对自由，不全由父母包办的新时代。当然，这种相对的自由一般在庶族婚姻之中更加常见，《世说新语》中曾有记载，王湛“少无婚，自求赫普女”，后来父亲尊重了他的选择。

另一个可以说明婚姻自由的方面是对离婚与改嫁的限制减少。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的独尊，对妇女的限制极其严苛，结婚必须秉承父兄之命，媒妁之言。离婚对男方来说，不是“离”，而是“休”；对女方来说，则只能“不二天”，寡妇改嫁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而魏晋之际，妇女地位有了一些改善，她们开始摆脱父权的压迫，在婚姻上争取到了许多自由，改嫁、离婚之风时或有之。《晋书》更是记载了一个勇于选择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的妇女形象，据载，晋人王欢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其妻患之，或焚其书而求改嫁”。这种妇女形象能够在魏晋时期的史籍中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北朝的婚姻特点。由于北朝是少数民族鲜卑统治的朝代，在婚姻制度上，既有魏晋的遗风，又受到了鲜卑风俗的浸染，与南朝在婚姻上的相同之处是早婚现象严重。这或许可以追溯到鲜卑民族一直推行的同姓相婚的习俗。

北朝婚姻的一个独特之处是买卖婚姻盛行，也就是财婚。颜之推评论说：“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计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颜之推身在北朝，这段评论应该是他自己观察到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可见北朝买卖婚姻不是个别现象。财婚本是鲜卑人的风俗，后来影响到了汉人。到孝文帝施行汉化政策时，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嫁娶论财之风更加严重。

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

胡汉融合是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多年历史的一个主题。在这个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即所谓“五胡”）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与汉族经历了由激烈冲突到逐渐融合的复杂过程。在双方的磨合中，汉文化因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注入获得了新鲜血液，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得以以一种新的形式保留下来，这确乎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

少数民族的服饰是很有特色的。

《史记·匈奴列传》载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王国维先生《胡服考》一文谓胡服之入中国肇始于此。王国维先生谓胡服为上褶下绔之式，即上身类似于袍，其长度大者至膝，小者较膝为短；下身类似于套裤，为左右两条裤筒。显然，套裤是游牧的匈奴为了骑马方便设计的服饰。匈奴人经常使用腰带，腰带又以带钩及带扣括结，这从许多汉、晋匈奴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形象。

至于服装的原料，氐族人很早就开始使用织品了。《后汉书》曾经讲到了广汉西部“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由氐人“有麻田”的情节可知，他们的织品中应包括麻布，而鲜卑人则对汉族服饰的丝织品有普遍排斥的态度，或许是他们更加倾向于“因地制宜”的选材，所以更加钟情于野兽皮毛制作的衣服。毫无疑问，对于游牧的鲜卑部族而言，羊皮绔一类的服饰来得更加直接，而且这样的衣服更加暖和，是抵御严寒的最佳选择了。

另外，鲜卑人长期有“辫发”习惯，汉人鄙称之为“索虏”。鲜卑人又有袒裸之俗，不过这同魏晋名士酒后袒胸露乳的举止还并不完全相同，对后者而言，不过是偶然为之的怪诞之举，为的是反对名教。鲜卑人的袒裸，则是长期流传的习惯，即使是鲜卑皇室贵族，时或亦不免故态复萌。《北齐书》中就讲到，魏孝武帝经常“袒露与近臣戏狎”。

胡族多是游牧生活，这决定了他们的饮食结构多以牲畜的肉以及奶制品为主，从营养学的角度讲，这样的食物结构能够给身体提供大量的热量，是少数民族具有良好身体素质的物质前提。实际上，畜牧业在胡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他们豢养的牲畜之中，牛、马、驴、骡可以用于耕作和运输，也可以食用，而猪、羊更是主要的肉食来源。

不过，史书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氐人另外一种生活状态。《魏略》说氐人“善田种”，还说：“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绢布漆蜡椒。”尽管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九谷”的名称，但可以肯定的是，魏晋以降的氐人“田种”的种类颇多，而所谓“九谷”，无疑也是他们的基本食物。

少数民族的烹饪方法也透露出豪放的气质来，据《太平御览》的记载：“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不秽贱之。”

羌人的豪饮也是出了名的，王子年《拾遗记》中提到了西晋武帝时，有一位九十八岁的羌叟，嗜酒如命，人称“渴羌”，这应该是魏晋之际羌人纵酒性格的一个生动例子。

作为游牧的部族，五胡给人一种野蛮剽悍的印象，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能征善战的匈奴人崇尚武力，人人皆长于骑射，以武勇著称。比如史载石勒“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其子石虎也是“捷便弓马，勇冠当时”。

少数民族这种孔武有力的气质，同他们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恶劣的生活环境锻炼着胡族适应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人们的身体条件。比如羌人，他们长年生活在寒冷的西北地区，因而大多“堪耐寒苦”，甚至于“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几乎是让他们的后代从出生的那个时刻起就接受着最严酷的生存挑战，当然会锻造出坚毅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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