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简史——唐代的外来文明

四方辐辏之地

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东方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各少数民族和各国对唐朝都心生仰慕之情，他们纷纷到中国来学习或经商，甚至进行传教活动。当时中国的长安、广州等大城市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大量的外国人在这些城市中生活。用“四方辐辏之地”来形容此时的唐朝一点也不为过，唐朝已经成为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唐朝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除自身的强大和繁荣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社会出现了一种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人们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为国家的强盛感到骄傲、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的民族自豪感，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唐朝人对外来的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更多的是充满了好奇之心，而不是对外来文化的恐惧。鲁迅先生对此曾经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

唐代六十一宾王像

其次，唐朝对外来文化的政策也是开放和开明的，这在政治上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唐高祖在武德五年（622）给高丽王武建的信中提出了“柔怀万国”的政策，其宗旨在于“申辑睦，敦聘好”。唐太宗更是表示出对华夷“独爱之如一”的气派。到开元盛世，唐玄宗更是气度恢宏地宣称要“开怀纳戎，张袖延狄”。唐朝政府还给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各国派来的使者、各国商人等提供便利的条件，这些也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人来华。唐朝政府专门设置“鸿胪寺”来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并给予他们各种优待。当时，各国来华使者在唐朝期间和归国途中的资粮都由中国供给，并有定制。据《唐会要》记载：“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地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这自然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者来华。同时，对于普通的来华外国人来说，他们可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在唐朝为官为相。

最后，唐代对外交通的发达则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客观条件。当时不仅通往国外的陆路交通发达，海路交通也十分方便。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新疆境内，有三条道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大理、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河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到日本有四条路，从登州、楚州、扬州和明州都可到达日本。从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岸，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唐朝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稳定的社会政治吸引了世界各国人民到中国来，唐朝统治者以恢宏的气度和开放的政策对待这些外来的文明，再加上唐朝海陆交通的发达，这些因素一起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

眼生迷离的域外宗教

唐朝繁荣稳定的社会局面，吸引了众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进行学习、经商等活动，随着他们的到来，各种宗教大量涌入中国，同时唐朝实行了比较开明的宗教政策，使这些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中国化”的过程，他们的一些教义、礼仪和宗教术语不断地融入中国本地文化之中，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宗教主要有：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

祆教

祆教，又称拜火教、火祆教、波斯教或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是古伊朗充满神秘色彩的一种宗教，相传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由一个名叫琐罗亚斯德的人所创。该教独尊阿胡拉马兹达（善神，他从不行恶，是光明、公正、真理的象征），其余的神都是他的辅弼。该教相信，起初是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他是世界的造物主。但安格拉·曼纽（恶神，执掌着一切黑暗和罪恶势力，既凶恶又狡诈的一个神）侵入了善神创造的世界，使之成为一个善恶混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善的事物都在阿胡拉马兹达和诸神的领导下与恶神及其属下争战。在最后的一场决战中，救世主苏什扬特战胜一切邪恶，当出现弗拉舒克勒提（快乐世界）这一神圣的时刻，人类的灵魂将接受一次最后的审判，善的灵魂复活，恶的灵魂将坠入地狱。从此，人类世界开始进入分别之世，善与恶将永远分离。到那个时候世界将充满光明。琐罗亚斯德教导他的信徒们，在当今这个混杂之世，应当奉守“善思、善衍、善行”的道德教条，站在善神一边，战胜邪恶势力，这样在最后审判来临之时，才能够进入天堂。由于火是光明的象征，因此他们崇拜火，拜火教之名就来自于此。

琐罗亚斯德在其家乡传教之初，并没有多少人信奉，但在波斯萨珊王朝（226～641）时该教被奉为国教，祆教才开始盛行。祆教可能在北魏时传入中国，但比较广泛地流传则是在唐代。唐朝政府沿用隋制，设有专门的机构“萨宝府”来管理祆教，萨宝府的官员是“萨宝”。“萨宝”一词，是回鹘语，原意为商队首领。杜佑在《通典》卷四十《职官典》中记载：“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注云：武德四年（621），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在这一卷中还记载：“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 唐朝的长安、洛阳、武威、敦煌等地都设有祆祠。据韦述《西京新记》记载，长安礼泉坊“十字街之东”有“波斯胡寺”，这是在当时波斯王的奏请下由皇帝亲批而建立的。另外，唐政府还规定各地的祆祠每年可按时祭奉两次，祭奉的时候十分热闹。据《朝野佥载》记载，祆教在祭奉时“胡商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但唐朝信奉祆教的多是胡人，汉人信奉的极少。当时信奉祆教的少数民族有：鲜卑、突厥、蒙古、藏，还包括古代在我国居住的波斯人、粟特人。

祆教在唐朝前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唐武宗时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佛教活动，祆教也跟着受到连累，祆祠大多被毁，信徒也多返俗。但是在波斯人和西域人中还有一部分人信仰祆教，一直到北宋，祆教还在一定范围内流行。

摩尼教

摩尼教，在中国也称明教、末尼教或明尊教。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216～276）在公元3世纪中叶创立的宗教，在今福建省晋江县的华表山的山崖上还有摩尼的雕塑。

摩尼教吸收了祆教、基督教、太阳神教等教的教义形成了自己的教义。该教创立之初在波斯广泛传播，但当时波斯的国教是祆教，摩尼教被定为异端，摩尼被处死。摩尼死后，摩尼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进入亚非拉的广大地区。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二宗三际论”，所谓的“二宗”是指光明和黑暗两种对立的力量；“三际”是指二宗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的发展中的力量对比情况。摩尼教认为世界在开始时（初际），就有明暗两宗，光明与黑暗两个王国虽互相对峙但互不侵犯。到了中际之时，黑暗势力开始侵入光明王国，双方展开了生死搏斗，光明国主神大明尊召唤生命之母，生命之母又召唤其子初人，初人又召唤其诸子五明子，即清净气、妙风、明力、妙水、妙火等与黑暗诸魔进行决斗。但在这次决斗中初人昏倒，五明子被黑暗吞噬；于是，大明尊第二次召唤明友、大般、静风等人制止了黑暗对光明王国的侵入，并救出了初人，但五明子已经附在了五类魔的身上，无法分开。明使静风把五明子和五类魔两种力量混合造成了世界，从战死的暗魔身上挤出光明分子造成了日月，仍然受到暗魔污染的分子形成了群星，暗魔的身体形成了天地和山川；大明尊又发出了第三次召唤，召出了第三使，第三使则召出了惠明使。这两个使者把光明和黑暗分不开的分子变成了植物。恶魔吸收光明分子，按明使的形象做出了亚当和夏娃，这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肉体由黑暗分子组成，灵魂由光明分子构成；大明尊作了第四次召唤，派明使耶稣唤醒亚当，不与夏娃同居，但亚当后来忘掉本性，与夏娃生了塞特，他的后裔便是人类。人类在躯体上是暗魔的子孙，但灵魂却是由光明分子组成，所以人类面对着把灵魂从肉体中拯救出来的问题。大明尊为此派出的使者有很多，如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等，但最后一位使者是摩尼，他将指导人类拯救自己。优秀的人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将回到光明王国，相反则被葬入地狱。在后际之中，宇宙将复归初际的状态，黑暗将永远被囚禁在黑暗王国，光明王国不再受到黑暗的威胁。而现世的世界，是属于中际时代，黑暗和光明正进行着斗争，因此，人们要起来帮助光明战胜黑暗。摩尼教的教规十分严格，要求教徒不能嫁娶、不吃肉、不饮酒、不祭祖、死后薄葬，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绝食，得病不服药。

摩尼教大约是在唐朝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据《佛祖统纪》记载，“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武则天召见了拂多诞，让他和僧徒辩论，武则天比较满意摩尼教的教义，准其在中国传教。得到朝廷的合法承认，摩尼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在长安和洛阳建立了摩尼教的寺院。但在开元二十年（732）之后，朝廷下诏禁绝摩尼教，理由是“诳惑黎元”。与此同时，又允许胡人自行信奉，诏令说“极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得科罚”。也就是说摩尼教只准胡人信奉，汉人严禁信奉。中唐时，回鹘可汗在安史之乱中受到摩尼教法师的教化而改信摩尼教，还带回了四个摩尼教僧人，后来摩尼教逐渐成了回鹘的国教。又因其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颇有功劳，受到唐朝的特殊待遇，摩尼教便借助回鹘势力，在中国更加流行。唐武宗时期，回鹘败亡，摩尼教也受到严重打击。各地的摩尼教寺院纷纷遭到关闭，财产被没收，并处死了一些摩尼教徒。但摩尼教并没有彻底禁绝，一直到宋代在中国民间还有流传。

景教

“景教”是唐朝人对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斯托利派”的一种称呼，它是指信奉公元5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利所倡导的教义的一个派别。

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308～337），基督教被正式定为罗马的国教，但教会中始终对于基督的“人性”和“神性”问题多有争论。在公元428至431年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斯托利对这个问题持有他独到的见解，他主张称玛利亚为“基督之母”，他宣称：“我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但在崇拜时又结合在一起。”但是，聂斯托利的这种解释被视为异端，聂斯托利被送到叙利亚，后又被放逐到阿拉伯，最后死在埃及的沙漠之中。聂斯托利死后他的信徒继续传播他的信条，主要是向东方发展，并传到了波斯。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还很有争议，但是在公元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物证。这块黑色的石碑保存大体完好，刻字也比较清晰，高约十英尺，宽不到四英尺，厚约一英尺，重约两吨。碑头上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缠绕着一条无角之龙，左右两侧配着百合花。碑的正面刻有三十二行字，每行六十二个汉字，总共不到两千字。另外，这个碑上还刻了七十个景教僧人的名字，除了八个是汉字之外，其余都是叙利亚文和汉文相对照。据碑文记载，这篇碑文的作者是景静，书写的人是吕秀岩。碑文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第二部分则是颂词。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景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颂词部分则比较少，用韵文的形式再次叙述了序文的梗概。

根据景教碑的记载，大秦国的主教阿罗本在贞观九年（635）来到当时的唐都长安，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唐太宗不仅派出宰相房玄龄摆仪仗队到长安西郊迎接阿罗本，还让阿罗本在皇帝的藏经楼里翻译圣经，并且在皇帝的内室中讨论福音的问题。三年之后，唐太宗下诏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窑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景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唐太宗下令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授，并且由政府资助在长安义宁坊建造“大秦寺”。这些事实在唐代的一些文献中都得到了证实。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当时全国各地的波斯寺很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这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当时在长安除了义宁坊的波斯寺外，礼泉坊和布政坊也有波斯寺。景教在中国刚开始流行时，唐人还分不清景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因为阿罗本是从波斯来的，因此当时人们称他们是波斯僧，景教寺院被称为波斯寺，到了后来，唐人也慢慢认识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天宝四年（745），唐玄宗下诏说：“波斯景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于是，各地的景教寺都改名大秦寺。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力于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派人到长安西郊迎接阿罗本，允其建寺度人为僧；高宗时特许景教在各州建寺院；玄宗开元年间，曾命令宁国等五王亲到景教寺院受洗，还给景寺题匾额；到肃宗时，景教僧人伊斯随回鹘、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在唐将郭子仪的手下任职，得以和肃宗接近。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伊斯曾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试殿中监的从三品官员。他向肃宗进言，重建了灵武等郡的景教寺院。代宗也很看重景教。在景教的信徒中有不少是汉人，他们大多都是官僚贵族，郭子仪就是一个景教徒。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景教与其他宗教一起遭到了禁绝，波斯的景教徒被迫到了广州，在广州形成了景教徒的聚集地。唐朝末年，黄巢攻入广州，屠杀了大量的景教徒，景教从此在中国绝迹。

伊斯兰教

公元７世纪，阿拉伯人穆罕默德（570～632）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伊斯兰教，到公元８世纪时，伊斯兰教徒已遍及欧、亚、非三大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伊斯兰教在何时传入中国还有很大的争论，但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把公元651年大食派使者到中国朝贡看做是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批的大食商人来到中国。唐朝时期中国与大食的交往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陆上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龟兹、碎叶、恒逻斯，然后到达波斯，从波斯再到大食。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从广州出发，沿海岸向南航行，经过太平洋、印度洋，到达波斯湾，由两河口上溯到巴格达。中国和大食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这条海道。唐朝时期有大批的阿拉伯人到达中国，他们分散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广大地区，伊斯兰教也随着他们的到来而传到了中国内地和沿海的广大地区。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受到了唐朝的尊重，这些人往往在城市中相聚而居，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蕃坊”，他们则被称为是“蕃客”，他们在中国娶妻生子，在中国就产生了“土生蕃客”，他们就是中国最早的穆斯林。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到了公元８世纪时，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在今天中亚的地方已经和中国接壤，两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来华商人和使节就更多了。在这期间，唐朝和大食之间也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天宝十年（751），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因为石国没有对唐朝行朝贡之礼，率兵讨伐，石国向大食求救。于是唐朝和大食之间展开了激战，两军相持多日不分胜负，后来高仙芝的部将葛逻禄反叛，唐朝军队败绩。唐朝的一些士兵被俘虏到了大食，其中有一个叫杜环的唐朝士兵在大食住了十年，回到唐朝之后作了《经行记》一书，记载了他对阿拉伯更直接的观察和体会，中国人也通过这本书更加了解了伊斯兰教。安史之乱时，唐朝曾向大食借兵，据说大食国王派了“三千回兵”帮助唐朝平叛，事后这些士兵就在长安居住，唐朝赐给他们宅第，并为其修建清真寺，还准许他们娶中国妇女为妻。

唐朝时期，在中国的阿拉伯人之中，从事贸易活动的人最多。在当时的长安，唐朝对外国商人和侨居中国的外国人礼遇有嘉，给予他们多方面的照顾。在长安的西市和东市，大食商人的商店林立。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唐朝时期居留长安的外商就有四千多户，其中以阿拉伯人最多。唐朝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主要是在这些人之间。但拥有中国血统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几乎没有，因此伊斯兰教对汉族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时这些伊斯兰教徒只是把自己的这种宗教信仰内部的生活方式世代相传，并没有向外传教的野心，因此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打击佛教时，没有被牵连进去，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保存。

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更加丰富了唐朝文化，同时也使盛唐的文明传向西方，在宗教流传的过程中也带动了中西贸易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当时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通道，还是文化和宗教的通道。这些宗教在传到中国之后，都经历了相当程度的中国化过程，他们很快都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由于有了外来的新因素的加入而显得更加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