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简史——绚极一时的世俗生活



唐士多风流

大唐帝国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空前繁荣，李氏王朝以胡汉双重血统君临天下，在文化政策上兼收并蓄，不仅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而且唐王朝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化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行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祥和的气氛，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世俗生活的绚丽多彩，不断激发着人们的浪漫幻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文人学士此时也尽显风流。

诗酒相和

唐代文人学士最大的雅兴可能就是饮酒赋诗了，诗是他们得以入仕的阶梯，而酒则是他们抒发情怀的手段，因而唐代诗人便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民间曾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流传，讲的是李白醉酒之后仍能为唐玄宗赋诗三首而名扬长安城的故事。诗圣杜甫也同样是不能一日无酒，他在诗中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讲的是他每天上朝回来都要典当衣服换酒喝，并且每次都要喝醉。

“草圣”张旭也是诗酒双全，尤其是其书写时，常常是先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把帽子扔掉、披头散发、狂跑大喝，最后奋笔疾书，有时甚至用头发蘸墨水书写，所写的诗句和草书都极为精彩。

最为嗜酒的文人要数王绩了，他是唐代大儒王通的弟弟，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叔祖。他曾经自作《五斗先生传》，声称自己可以一次饮下五斗酒。而他的朋友则将他嗜酒如命的故事记载了下来：王绩在贞观年间中举，当时太乐府有个府吏焦革善于酿酒，王绩为了喝到美酒便请求吏部将其调到太乐府任职，但是太乐府中的官职是不用进士担任的，便拒绝了他。王绩便屡次请求，终于被安置到太乐府。可是没过几个月，焦革便去世了，还好焦革的妻子袁氏仍然可以酿美酒并经常送给王绩。但是一年以后，袁氏也去世了，王绩不禁感叹道“天乃不令吾饱美酒”，便辞官归隐了。

由饮酒而产生的文坛佳话也不在少数，王维和韩干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例：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是唐代文人中比较淡泊的一位，但是也比较好酒，并且经常欠下酒债。一次，来要债的是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在王维取钱的时候便在地上画马玩儿，王维发现这个小男孩很有天赋，便免费教他作画，这个小男孩后来成为画坛上的一代大家，也就是善画马的韩干。

唐代文人学士还喜欢聚在一起饮酒赋诗，这些才子们不仅要在诗上竞争，更要在酒上一较高低，最出名的聚会要数天宝初年李白、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位诗人在长安一家酒楼上拼酒的事。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记载此事。

云游四方

唐代文人学士喜爱游历名山大川，这也同时政密切相关，安史之乱前多数游历者抱着为国家建功立业，壮志必酬的心态，而后期则有独善其身、坎坷流离的感慨。在游历的过程中，这些文人情之所至不免要挥毫泼墨，因而留下了很多诗篇。

李白一生足迹踏遍蜀中、黄河、江淮、浙江等地区，在他眼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庐山瀑布则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杜甫一生也到过很多地方，登临名胜无数，他登上泰山之巅便有“一览众山小”的感受，过三峡时也发出“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的感慨。有许多诗人学班超弃笔从戎，为国家开疆拓土而远赴条件艰苦的边塞。王维初到塞外，便写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佳句。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作品，如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

唐诗中的黄鹤楼绘影

安史之乱后，文人们那种高亢的情调逐渐转向悲凉，李白、杜甫等多数文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柳宗元心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无限凄凉，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壅蓝关马不前”，流露了心中万分的抑郁。即使是在笙歌曼舞的秦淮河，杜牧也摆脱不了心中的忧愁，哀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书生张继游过苏州普明禅院后，夜宿枫桥，写下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吐露着诗人心中的消沉，也写出了大唐王朝的萧瑟和衰败。

也觅红颜

虽然唐代社会洋溢着一种宽松自由的气息，但是也未能逸出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礼教之外，只是不反对男子与妓女厮混，并且如果是没有做过嫖客的男人，会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在事业上不成功的男人，加之唐代文人学士多是放荡不羁之辈，许多人都有狎妓的经历。

李白就曾将他的狎妓生活公开地写出来：“我今携谢伎，长啸绝人群。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并且李白的狎妓范围甚广，在长安城是胡姬，他在《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中写道：“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伎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在南京是吴姬，“风吹酒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君尝”；到了西湖岸边就换成了越女，他在《越女词》中说：“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在河北则有“歌舞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色艳日彩，舞袖拂花枝。把酒顾美人，请歌邯郸词。”相对于比较阔绰的李白而言，杜甫是比较穷困潦倒的，可狎妓的事也是有的，他曾写道：“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由于科举制的发展，大量的文人入仕，从而统治阶级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了，而陪伴统治者的妓女也不得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以迎合统治者。因而有些文人学士在与妓女的交往中对对方有了同情和了解，并开始欣赏对方，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红颜知己。著名诗人杜牧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多情的人，他曾为一个死去的吹箫的妓女而伤感，在他的《伤友人悼吹箫妓》里写道：“玉箫声断没流年，满目春愁陇树烟，艳质已随云雨散，凤楼空锁月明天。”当他在洛阳一家酒店时，发现一位卖酒女是他在洪州与宣城做沈传师幕府时相识的歌伎张好好。张好好曾被沈传师的兄弟沈述师看中并被纳为妾，没有想到后来竟被遗弃在洛阳，杜牧对张好好深表同情，写下《张好好》一诗，感慨张好好的身世不幸，指责那些玩弄女性的权贵，最后他是“洒尽满衿泪，短歌聊一书”。

但是多数文人对风尘女子并无多少真情可言，张好好的事情不必说了，即使是慨叹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对妓女的态度也极为恶劣，他经常把自家的私妓从家中赶走，让她们自谋生路，或者把私妓当做礼物送人，他就曾把房窦二妓送给崔郎中。

女儿亦展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都处于被歧视、被摧残的地位，但是在唐代社会，总的看来，女子虽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许多社会规范束缚着女子，但是，唐代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是繁荣、开明的社会，对女子的压制与束缚相对地不怎么残酷，这就使唐代妇女在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有比较自由的活动空间，有些妇女的文化素质之高可以和男子相媲美。

比较自由的活动空间

在唐代，男女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比较自由公开、不拘礼法，妇女也敢于抛头露面，无论是宫廷、官宦、民间都是如此。

在唐代的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甚至可以亲近结交，不拘礼节。例如：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唐中宗在旁为之点筹。唐玄宗的宠臣姜皎常与后妃连榻宴饮。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食、戏闹，甚至通宵不出。宫官们更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结交朝臣外官。以上这些，其中虽有淫乱的成分，但也说明当时风气也的确开放，人们对男女交往不以为怪。

皇家如此，官宦之家也必将效尤。一次，朝廷重臣郭子仪得了重病，朝臣前来探望，姬妾都不回避，唯独卢杞来时，郭屏去姬妾，因为卢貌奇丑，郭为了防止姬妾窃笑会得罪卢杞。著名文人温庭筠少年时喜欢寻花问柳，被官员姚勖鞭打、驱逐，从此坏了名声，屡试不第。温的姐姐对姚十分恼恨，有一天，姚勖有事到温氏家中，温氏死死地抓住姚的袖子不放，大哭不已，把姚狠狠地责骂够了才放他走。姚因为受了惊吓，后来竟得病死了。从此事足见唐代女性的不拘礼节与大胆、泼辣。

唐代民间妇女的社会交往较之于上层妇女就更广泛了。有些唐代妇女还有“胡服骑射”的爱好和风气，喜欢穿上胡服戎装或女扮男装，矫健英武地跃马扬鞭，她们可以骑着高头大马走过街市，还可以参加打球、射猎等活动。民间妇女有时单独和异性结识交往，不避嫌疑。就连道姑、女尼、妓女也可以同达官显贵在一起吟诗作文，与文人学士结为朋友，互相唱和。

民间妇女自身的交际活动也很多，而且有组成社团活动的情况，敦煌文书中就记载有两件“女人社”社约文书。从文书的内容来看，女人社是民间妇女自愿结成的组织，她们以“至诚立社”为宗旨，提倡社员之间的地位平等，“大者若姊，小者若妹”。彼此尊重，相互间提供帮助，一旦有一人遭遇不测，其他社员便自动捐助食油、白面、粟等数量不等的物品，以帮助其渡过难关。尽管“女人社”的成员几乎都是同村社的妇女，但是他们能够自主自愿地组成民间社团，也说明了唐代下层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独立地位。

文化素质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非常盛行，但是唐代的人是主张女子读书识字的，尤其是科举制的兴起，文化教育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读书识字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使得女性有较多机会接受教育。所以在唐代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能够吟诗作对的女性大有人在。

唐代宫廷对后宫女子的文化素养要求是比较高的，民间女子被挑选进宫，除了要有美丽的容颜外，才艺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而在君臣宴饮的时候，后妃们常常要奉皇上之命以诗相和，这就迫使宫内的女子不得不学习文化知识。并且朝廷还专门在后宫开设了内文学馆，任命宫中有才学的人担任教职，教宫内的女子学习书算才艺，另外宫中还有一批女学士和学官为嫔妃们传授礼乐文化知识。有着这么优秀的学习环境，唐代后宫女子的文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太宗时的长孙皇后喜读书，能够著述；武则天不仅通晓文史，而且能作诗，精通音律；中宗时的上官婉儿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兼诗歌评论家。

官宦家庭的妇女也是女性群体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一部分，她们享有一定的特权，其中不乏生活在书香门第的女子，有着优越的学习条件，如柳宗元的祖母尹太夫人，七岁时就通读了《毛诗》及刘氏《烈女传》。唐代有不少名流早年得力于母亲的教诲。颜真卿幼年正是有母亲的训导，才能有后来的大成就。穆宗时的户部侍郎李绅幼年丧父，是他的母亲卢氏教他读书写字。这些事例在历史记载中不在少数，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官宦人家的妇女自身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妇女是一个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社会阶层，但是唐代社会并未由于他们的地位卑下而排斥她们受教育。唐代科举兴盛，私人办学讲学之风盛行，推动了民间的文化教育，广大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家中妻女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素质也有所提高。而地位卑贱的侍女、姬妾、妓女所接触的多是上流社会的官员和名流学士，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她们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妓女，她们自幼在教坊接受教育，出现了许多才貌双全的女子，形成了当时的妓女文学。薛涛（770～832）就是当时妓女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者，她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二十多位当朝名士结为文友，有五百多首诗篇传世。

唐代的寺观除了焚香礼佛外，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女道士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女子，有相当一部分女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也就有一批女冠文人脱颖而出，如李治、鱼玄机等都是才华横溢的女诗人。

积极参政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参政是男子的特权，女性则被严格地排斥于参政大门之外。《尚书·牧誓》中说“牝鸡不晨，牝鸡司晨，唯家之索”。告诫统治者女子是红颜祸水，可是唐代却以“女祸”著称于史，不仅宫廷妇女参与政事，而且外庭官员的女性亲属，甚至女尼和女道士也参与政事。

唐代社会开放，宫廷内的管理制度也比其他朝代为宽松，唐代女性有着较自由的政治参与度。早在武德年间，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就与太子李建成结为内援，积极参与两宫之争；太宗时的长孙皇后虽然没有直接、公开地参政，但是实际上对太宗的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武则天则把后宫参政发展到极致，高宗病重时她就代行朝政，后来先后立两个儿子为帝并相继废掉，最终自己做了皇帝；武则天以后，后来者纷纷效法，虽然她们未能登上皇位，有的却是大权在握。中宗时的韦皇后也有做女皇之心，其女儿安乐公主则要求中宗封她做皇太女，并常常将自己写好的诏书的内容遮住而让中宗署名。最后母女二人则毒死中宗，准备直接掌握朝政；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三次参与组织宫廷政变，并在睿宗时掌握着极大的政治权力，宰相七人，有五个出自其门下，最后她又想发动政变颠覆唐玄宗，失败后被处死。武则天一手培养起来的宫廷女官上官婉儿在中宗朝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肃宗时的张皇后曾在安史之乱中随驾平叛，后来也是挟制肃宗，一度掌握朝政。中唐以后，社会风气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李唐皇室日益重视礼法，同时宦官势力崛起，宫廷女性参政之风才逐渐衰减。

不仅处于权力斗争中心的宫廷女性参与政事，连许多朝廷命官的母亲、妻妾甚至婢女都曾参政议政。唐初名臣郑善果的母亲曾探听他与下属决断事务，如果处理得好，她就会很高兴，处理不好，则不与郑善果说话，每遇到这种情形，郑善果便吓得整天不敢吃饭。唐代后期，县令李侃之妻杨氏、藩帅李希烈之妾窦桂娘、藩将张重政之母等等，她们或是抗击强藩的进攻，或参与谋划天朝的藩土，或阻止亲人据地自立。

另外，不少作为唐代社会特殊阶层的女巫、女尼、女道士和歌伎也得以结交权贵，参与某些军国大事的策划。肃宗的时候，女道士许灵素曾参与张皇后谋立太子的事件中；僖宗朝的女尼王奉仙曾在藩镇战争中被尊为将帅军师，军中赏罚战术都取决于她。上文所提到的妓女文学的代表者薛涛也曾以高等歌伎兼秘书的身份，历事韦皋到李德裕共十一届地方幕府。

婚姻与性的自由

唐代社会对女子贞操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这是由于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加之唐代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他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再就是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尔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外来的文化习俗也兼收并蓄，当时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

从总的看来，唐代的婚姻缔结主要还是依靠媒妁之婚，要遵从父母之命。但是，未婚男女私结情好的事也比较多。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的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的传奇和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当然，也决不能认为唐人都提倡婚前性行为，只是对此要求不苛刻而已。有些文人和学者对婚前“失贞”还是有所谴责、有所劝诫的。例如诗人李商隐曾批评当时的世风说：“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意思是新娘子不一定是处女。

在唐代，不仅婚前性行为发生较多，而且婚外性行为也发生较多，宫廷生活如此，民间也是如此。贞元中，文士李章武寄宿于华州一市民家，与房主的儿媳相爱交欢并且发誓生死不渝。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妻子的贞节要求不那么严格，对婢妾就更无所谓了。当然，如果婢妾与人私通，主人发现后也会大发雷霆，严格惩罚，但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尊严被侵犯了，而婢妾的贞操还是次要的。

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在婚姻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男子休妻的事很多，可是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唐末有一位李将军之女，由于战乱离散，嫁给一名小将为妻，后来她找到了亲属，便弃她的夫君而去。

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于官僚、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一代大儒韩愈的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给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俗人多泛酒，谁借助茶香

酒和茶在唐代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酒文化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但是由于酿酒要耗费大量的粮食，故而唐代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对平民酿酒、饮酒多采取禁止政策。唐代经济不断发展，粮食供应充足，统治者的酒禁不断放宽，从而促进了酿酒技术、饮酒习俗和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唐代也是茶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对以后各个时代茶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饮酒习俗

唐代酒的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三类：黄酒、果酒和从波斯引进的外国酒。黄酒又可分为清酒和浊酒两类，浊酒带一定的渣滓，或酒糟没有过滤干净，在饮酒之前临时压榨过滤，过滤后的酒便是清酒，这个过程大概就是李白“吴姬压酒请客尝”诗中的“压酒”。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在唐代也大有改进，人们在酿造时不再加曲，而是让葡萄自然发酵。

唐代的喜欢饮酒，不仅是文人学士，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市井村人都有饮酒的习惯，而且形成了一定的饮酒习俗。如果是在冬天饮酒，便要喝烫沸的沸酒；在宴会上一般是饭后饮；元日喝屠苏酒，要从年龄最小者开始，并且巡酒到最后；聚宴饮酒，一般要设有“酒纠”，高雅的叫“觥录事”，来监督维护饮酒秩序。另外还有很多佐饮的活动，例如有饮食、唱歌、观舞、击鼓、行酒令、狎妓等。

胡旋舞

唐代人好饮，酒店也随之兴起，这个时期人们饮酒除了在公堂、家中或野外，更多的是在酒肆和酒店里。根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从长安城东边的昭应县一直到长安城东城门的大街，这一百多里路的两边都是酒店，人们在大路边上卖酒，行人根据自己钱的多少来买酒，有的还馈送，可知赶路的人几乎都喝酒。在南方的广州，人们也是好酒，每天晚上醉倒在大街上的都会有二三十个人，他们头朝下被马驮回家，而且有些还是女人。

而唐代最有特色的酒店非“胡姬酒肆”莫属。唐代，胡人来我国经商开店，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代。酒肆的服务员，即是西域的女子，被称为“胡姬”。她们是促使胡酒在唐代城市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古代青年女子当垆不多的情况下，这些“胡姬酒肆”曾为唐代长安饮食市场开创了新的局面。

胡姬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翻开《全唐诗》，可见其中有许多描写。初唐诗人王绩曾以隋代遗老身份待诏门下省，每日喝酒要喝一斗，被称为“斗酒学士”，他在《过酒家五首》中最先描写了唐代城市里酒肆中的胡姬：“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此日常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依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惭愧酒家胡。”这里饮酒饮葡萄酒，去的又是胡人开的酒店，而且钱少了不好意思进门，很显然有为侍酒的胡姬准备“小费”的意思。为了胡姬而去酒店饮酒，在唐代城市里是一种世风，张祜有一首《白鼻》写得很清楚：“为底胡姬酒，常来马鼻。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胡姬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常在此饯行。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郝主簿》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当然还会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李白在《醉后赠王历阳》中写道：“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指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他在另一首诗《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之二中又写道：“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可见当时长安以歌舞侍酒为生的胡姬为数不少。

胡姬侍酒，收费一定很高，大概只有贵族少年才敢不断光顾胡姬招手的酒肆。李白在《少年行之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他在另一首《白鼻》中也写道：“银鞍白马，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按鞭直就胡姬饮。”胡姬来到中原，克服了旅途的艰辛，为此，她们在酒肆里强作欢笑时也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如李贺《龙夜吟》所述：“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徵。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浩月愁中听。寒砧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不过，胡姬在酒肆里服务态度和收入都是不错的，这是数百年间酒肆里能保持胡姬侍酒的主要原因。

胡姬酒肆里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像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酒”“龙膏酒”等。高昌“葡萄酒”的酿制方法在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传入我国，太宗便在皇家园林种植葡萄，并酿制葡萄酒赏赐群臣，这是在中原仿制西域酒的开始。波斯的“三勒酒”是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酒的合称。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

唐代茶文化

我国古代茶的饮用到唐朝时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才普及到北方。玄宗开元年间，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情趣也逐渐丰富。同时由于佛教地位的提高，僧人坐禅需要饮茶，于是饮茶便在全国范围普及开来。茶叶的产量也大大增加，据《茶业通史》得出的估量统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恰巧也是陆羽《茶经》问世的当年）茶叶产量已超过二百万市担，约有十万吨。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最北处，已达到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茶叶产地已达到了与近代茶区相似的局面。由于茶区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多，各地茶叶生产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新品、名品不断出现，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列举了二十一种名茶，在唐至五代的茶叶专著和文学作品中，对唐代的茶叶名品也多有记录和描写，据有关资料统计，唐代生产的主要茶叶名品约有一百五十多种。

由于唐代饮茶之风的兴盛，自然也就出现了专门对茶叶进行研究的人，这些人中最负盛名的便是被后人奉为“茶圣”和“茶神”的陆羽（733～804）。陆羽《茶经》的问世，是中国乃至世界茶叶生产发展史上光辉的里程碑，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道文献”。陆羽的《茶经》为中国与世界茶道、特别是东瀛茶道奠定了理论基石。陆羽把他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献给了茶学和茶道文化事业。

饮茶的普及使得各种茶叶店铺兴盛起来，同时也发展了饮茶的方式和习俗。唐代的饮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茶末放在壶缶等器物之中，用开水冲泡后便可以饮用了，大致与现代人饮茶的方式相近，不同的是唐代人放置的是茶末，而现在用的是茶叶。这种方式被陆羽称为“痷茶”。

另一种是所谓的“煮茶”，《茶经》中有较详细的描写，第一步是把饼茶炙干、碾碎、罗好，使之成为极细的粉末。第二步是煎水。煎水首先要找好水，南方煎茶用的七种水，按等级高下依次为：扬子江南泠水、无锡惠山泉水、苏州虎丘寺泉水、丹阳县观音寺水、扬州大明寺水、吴淞江水、淮水。找好水后把它放在茶釜中煎，这时要注意煎的“汤候”。陆羽认为煎水过程中水有三沸：“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到第三沸就是“水老”而“不可食”了。第三步，当水出现一沸时，适量加以食盐调味，到第二沸时，先留出一瓢汤来，随时用竹夹搅动釜中水，使水的沸度均匀，然后用小勺取一定量的茶末放入，同时再搅动。第四步，在搅动的过程中水继续沸腾并浮出泡沫，这种泡沫一般称为“汤花”，这时把水初沸时舀出的一瓢水投入釜中，以缓和水的沸腾并培育出更多的汤花，然后把釜从火炉上拿下。第五步，向茶盏中分茶。分茶的妙处在于分汤花。汤花有三种：细而轻的叫“花”，薄而密的叫“沫”，厚而绵的叫“饽”。一般来说，一壶水为一釜，一釜茶汤可分五碗，不能再多，多了就没有味道了。至此，煎茶分茶全部结束。

随着饮茶方式和风俗的发展，茶道也在寺院、宫廷及文人学士间逐渐发展起来。在唐代中期，怀海禅师（720～814）在江西洪州百丈山创立了寺院茶禅仪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百丈清规》，全名为《敕修百丈清规》，又称《古清规》。自唐至元，历代因时损益，诸本杂出，元世祖特敕百丈大智寿圣禅寺住持德辉重新修改，由龙翔集庆寺住持大诉校正，即今所传之《百丈清规》。全书八卷共九章（一祝厘、二报恩、三报本、四尊祖、五住持、六两序、七大众、八节腊、九法器），这部佛书为禅宗寺院的僧职制度、礼仪程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也对寺院的茶禅礼仪制度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寺院一切茶事活动必须依章而行，不得有任何随意性。这便是寺院茶道的由来。

在唐代寺院禅茶（又称为禅宗仪规）道兴起的同时，亦随之兴起了文士茶道。唐代中期文士茶道文化大兴的主要标志是陆羽三卷《茶经》的问世；在陆羽旅居湖州、特别是唐大历中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期间，以湖州为中心的唐代文士茶出现了一个空前兴盛的发展时期。当时的许多隐逸高人和社会名流，都倾慕颜鲁公、陆鸿渐和寺僧皎然上人之名望，云集湖州，参预了由陆羽创立、皎然倡导、颜鲁公积极支持的文士茶道活动。当时最为人们所推崇的就是“陆式茶品饮法”和高人逸士雅集时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茶宴。当时，在品茗或茶宴中，已十分讲究人、文、茶、水、器和品茶时环境的选择；把品茶与赋诗、联唱、赏茶、玩月、抚琴等各种文艺形式相结合，把传播茶道文化知识和探索品茗意境紧密地联系起来，从理论到实践上开创了一个盛极一时、影响深远、规范化的文士茶道模式。若是看过国内或国际上一些饶有名气的茶道（团体）表演的话，就不难看出尽管融入了时代的或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无论是从茶道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品茗或茶道中强调的人、文、茶、水、器等诸多方面，都可以感觉到唐代的中国文士茶道的深刻影响。

饮茶习俗在北方的普及也影响到皇宫，宫廷茶道也渐渐兴起。中国古代的宫廷茶道文化并非始于唐代，早在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宫廷，已设置了司掌宫廷茶事的官员，并有近乎茶宴形式的“聚茶”的饮茶方式，这亦可看做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宫廷茶道。关于唐代宫廷茶道的史实文字记录，迄今仍未发现有价值的文献。能从不同侧面印证唐代宫廷茶文化的大体有：唐初画家周昉的《调琴茗图》，张萱的《明皇和乐图》和唐代佚名画家的《宫乐图》。这几幅被人们视为“茶画”的唐代绘画艺术作品，从若干侧面反映了盛唐时期唐玄宗及唐宫嫔妃、仕女的品茗、抚琴、和乐的宫廷生活情景。其次能直接反映唐代宫廷茶道文化的就是唐代的贡茶制度和每年夏历三月三日在宫廷举行的以头纲贡茶来祭祀祖先分赐近臣的盛大“清明宴”了。

最能反映唐代皇家气派的宫廷茶道是每三十年一次的迎送佛骨仪式。在唐王朝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上，从唐太宗李世民下召令起，历代帝王要每隔三十年开启法门寺塔地宫一次，以最高的法会和礼仪形式将佛骨从扶风法门镇迎回长安宫中供奉，以祈祷海晏河清，国运昌隆。1987年4月3日重建法门寺塔时，曼茶罗大坛场发掘出一大批唐代宫廷稀世珍宝，它们随佛骨一同敬藏于皇家寺院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法门寺院宝塔地宫中出土的这批珍宝是唐末僖宗李儇于乾符元年（874）最后一次将佛骨连同供奉的古器珍品密封于地宫的。而唐代的历朝帝王在每一次迎送佛骨和以象征圣洁的茶和珍贵的茶具供养佛祖时，不仅体现出“皇家之厚福无涯”，能“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而且表示了帝王对佛教之虔诚。由此也可想像每隔三十年一次的迎送佛骨的仪式，就是最隆重最盛大的宫廷法会和茶道仪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