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简史——诗歌的王国



四唐之划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及焉者也。”诗作为唐“一代之文学”，最为后人称道，诗歌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现在仍流传在世的唐诗有四万九千余首，蜚声中外的诗人大量涌现，因此人们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胜于唐，唐诗成为古典诗的集大成者。鲁迅更是说，“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鲁迅的话绝非虚言，它真实地反映了唐诗的繁荣景象。唐诗也是被历代所推崇的，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宋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为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为曲。”这大体反映了历代文人对唐诗的看法。

唐代诗歌不仅名家荟萃，而且取材十分广泛，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极为丰富，用“上穷碧落下黄泉”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也是唐诗的一大特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应有尽有，从而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唐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幅唐代社会的风情画；唐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体制十分完备，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胡震亨曾经说到“诗之至唐，体大备矣”。唐朝诗歌在形式上已经大体包括了后世几乎所有的诗歌形式，唐朝以后诗的体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直到今天，唐诗的形式仍然是古典诗歌爱好者的至爱。在唐代形成了一种很浓厚的吟诗的习气，当时有“虽五尺童子亦吟诗”的说法，在这种氛围之中，诗人更是五花八门，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因此，唐诗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飘逸如仙，有的质朴厚重；有的雄浑悲壮，有的淡泊清远，可以称得上是风格繁盛，异彩纷呈，仪态万方。

唐代的诗歌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为了理清唐诗的发展脉络，有必要对唐朝诗歌的发展作一个大致的分期，但是对于唐诗的分期存在很大的分歧，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还有八分法的。在这里为了叙事的方便，采用通常的四唐分期法，把唐诗的发展过程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

一般认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睿宗景云年间（618～711）的九十四年为初唐时期，这一时期是唐诗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基本上是继承前代，并开创新的诗歌风气的时代。在此阶段，唐诗从宫廷诗向着古体诗和近体诗并重的方向发展，为后来唐诗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唐玄宗先天元年到天宝十四年（712～755）共四十四年的时间是盛唐时期，在这个时期，唐诗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是唐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顶峰。这一时期的诗人生逢盛世，充满了生于盛世的自豪感，他们有一种十分积极的入世态度，因此他们的诗很有风骨，气势宏大，反映了盛唐的气象。

从唐肃宗至德初年到唐穆宗长庆年间（755～824）共历六十九年，被称为中唐。这个时期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国势逐渐呈下降的趋势，边患日益严重。此时的诗歌仍然携着盛唐之势浩浩荡荡向前发展，但这时的诗歌与盛唐相比却多了几分沉实深刻。有人比喻说盛唐的诗是夏日的炎风，中唐的诗则是萧瑟的秋风。这种比喻比较确切地说出了盛唐和中唐诗在风格上的不同。

从唐敬宗宝历元年到唐昭宣帝天祐四年（825～907）为晚唐时期。这一时期唐朝处于衰落时期，反映在诗歌上就是揭露社会弊端，出现了大量的咏史怀古之作，并且在形式和雕琢上下很大的功夫，但并没有太大的气势。

宫廷诗和初唐四杰及诗歌的转型

初唐的九十多年是唐代诗歌突破宫廷诗的束缚而获得新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诗人也逐渐从宫廷中走了出来，开始关注社会生活，所以说初唐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唐朝刚刚建立之后，诗还主要是宫廷诗，基本上还是陈、隋的余风。闻一多先生对此曾有一段论述，他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唐朝时期的宫廷诗人大多是前朝的遗老和开国重臣，这些人不仅在政治上以李世民为中心，在文学上仍然以他为中心，李世民的诗风和创作思想左右着这些人，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多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言志说教的宫廷诗。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初唐前期诗坛的中心人物，他不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他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造诣。《全唐诗》卷一中说李世民“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沈力高郎，有唐三百年风雅之胜，帝实有以启之焉。”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主之一，他即位之后就显示出革除弊政的雄心和决心，他在《帝京篇序》中说自己要“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因此他力倡儒家诗教，他所作的诗常常是胸襟阔大，俯视千古，显得刚健雄浑，其中以艳情为主题的诗并不多见，这是与以前宫廷诗的不同之处。李世民在诗坛中虽然算不上大家，但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也不能忽视，况且他的诗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初唐的诗坛。李世民现存的诗有百余首，其中大多是述怀或言志之作，表现了李世民作为一代英主的慷慨激昂的气概。例如他的《经破薛举战地》就显得雄浑刚健：“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比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沈，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除了述怀和言志的诗之外，其他的诗并不被人们看好。

唐初诗坛除了李世民之外还有很多的宫廷诗人，如魏徵、虞世南、李百药等人，他们的诗大都是应制、拟古、说教之类。到了太宗朝的后期，上官仪（608？～664）则成为宫廷诗坛上的主要人物。《旧唐书》中说他自幼“游情释典，尤精三论，兼猎经史，善著文”，他在唐太宗后期进入弘文馆，很快就后来居上，成为纯粹的宫廷诗人。上官仪写了大量的精巧雅致、绮错婉媚的宫廷诗，被时人争相效仿，人称“上官体”。他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创作的基础上，把六朝以来诗歌的对仗方法归结为六对、八对的规律。六对“一是正名对，天地日月；二是同类对，花叶草芽；三是连珠对，萧萧赫赫；四是双声对，黄槐绿柳；五是叠韵对，彷徨放旷；六是双拟对，春树秋池。”八对“一是地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二是异类对，风织池边树，虫穿草上文；三是双胜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四是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五是连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六是双拟对，议月眉期月，论花颊胜花；七是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八是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他对对仗方法的规范是为写宫廷诗服务的，但是这些对仗技巧对律诗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宫廷诗达到了巅峰，但之后不久也开始走下坡路。

在唐朝初期，诗人王绩唱出了与宫廷诗不相和谐的声音。王绩（585～644），字无功，生于隋唐两朝换代之际，目睹朝代的替换而归隐山林，是有名的隐士诗人。他崇拜魏晋诗人阮籍和陶渊明，行为放达。他的诗歌也多模仿田园诗的风格，表现一种愤世嫉俗的感情和隐居的闲适自在的生活。他在《过酒家》中写道：“此日常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这首诗表现了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识。又如他的《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为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这首诗把田家生活描绘得极为闲适幽静。王绩的诗率真质朴，在唐初浮艳的宫廷诗占主导地位的诗坛不啻是一股清新的空气，这对唐朝诗歌克服六朝以来绮丽雕琢的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到了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一批年轻的诗人开始在诗坛上活跃起来，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初唐四杰”了，他们反对浮华奢靡的宫廷诗，提倡“刚健”和“骨气”，希望重塑建安诗风，力倡写作古体诗。诗的题材也突破了宫廷的狭小范围，题材更为广阔，视野更加开阔。继他们之后，一大批诗人奋起响应，突破了宫廷诗垄断诗坛的局面，律诗逐渐定型，他们的成就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正如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说：“（骆宾王）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他们批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初唐四杰的诗内容丰富，为唐初的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为后来陈子昂等人把唐诗发展到全新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当时也有人讽刺他们没有脱掉旧体裁的束缚。杜甫对初唐四杰的评价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比较中肯的。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王绩是其叔祖父。王勃六岁即能文，十四岁作《滕王阁序》，年十五就上书右相刘祥道，陈述军国大事，被视为神童。年十七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诸王斗鸡，王勃戏作檄英王鸡，高宗怒斥之，受到斥责，后到了蜀中，曾任虢州参军，但因杀人又被革职。王勃父亲本为雍州参军，因勃之故，迁为交趾令，王勃渡海前去省亲，堕水而亡，年仅二十八岁。《旧唐书·杨炯传》中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故非常流所及”。有《王子安集》，存诗九十首。

杨炯（650～695），华阴人。十一岁举神童，授校书郎。后为崇文馆学士，武则天时期任梓州司法参军，后又迁为衢州盈川县令，最后死在任所之上。《旧唐书·杨炯传》说他“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有《杨盈川集》，存诗较少，不到四十首。

卢照邻（630～682），字升之，幽州范阳人。十岁时就师从曹宪、王义方，后来到邓王府任典签，在这里他读了邓王的大量书籍。之后拜新都尉，因风疾去官后，在具茨山买田居住，但因经不起病痛，投颖水而死。有《幽忧子集》，存诗九十余首。

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人。七岁就能作诗。高宗时期，被道王李元庆召为幕府。咸亨元年（670）因事被贬官，到西域从军，后到了蜀中。后来他也做过一些小官，但都没有被重用，怏怏不得志，最后弃官而去。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作《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武则天看到之后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徐敬业败亡之后，骆宾王不知所终。骆宾王存诗较多，留有一百余首。

继“四杰”之后，陈子昂开始在诗坛上名声大振。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据史书记载，他“至年十七八不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典故，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二十四岁中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则天的重视，后曾任右拾遗，但曾因“逆党”反对武则天而株连下狱。在二十六岁、三十六岁时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很有一些远见。三十八岁时辞官还乡，后被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陈子昂主张改革六朝以来绮靡纤弱的诗风，恢复《诗经》的“风雅”传统，强调比兴寄托，提倡汉魏之风骨。存诗一百余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感遇》三十八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他的律诗较少，但如《晚次乐乡县》《渡荆门望楚》《春夜别友人》《送魏大从军》等五律，音节洪亮、风格雄浑，显示出近体诗趋向成熟时期的特色和刚健有力的诗风。陈子昂是唐诗革新的前驱者，其诗思想进步充实，语言刚健质朴，对唐代诗歌影响巨大，张九龄、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都从中得到过启发。可是他在大力反对六朝颓风的同时，忽视了六朝诗人长期积累的经验，其诗往往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有些诗篇语言较枯燥，形象也不够鲜明。

陈子昂的诗歌预示着盛唐“风骨”的到来，他的古体诗内容丰富，格调激昂顿挫，清除了初唐年间齐梁浮艳诗风的余波，从而揭开了盛唐诗歌的序幕。

盛唐诗歌

经过初唐一百多年的发展，至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达到了极盛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唐代诗歌的辉煌时期，文学史上有“盛唐气象”和“盛唐之音”的美誉。这时的唐代诗坛群星荟萃、名家辈出。开元初期，在唐朝诗坛上还出现了两派不同风格的诗人：一派是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田园诗人，又称为清淡派诗人；另一派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

田园诗人多源于陶渊明，并受到张九龄的影响，喜爱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而淡薄功名利禄，在诗歌上表现为写山水田园的诗居多，诗风也以平淡素雅为主。就诗体来说，此派诗人喜欢用五言的形式，也有以七言著称的，但是以五言为最佳。

盛唐时代最先以山水诗、行旅诗、田园诗博得大名的要数孟浩然了。

孟浩然（689～740），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人称孟襄阳。前半生主要居家侍亲读书，以作诗自娱，后来曾隐居鹿门山。四十岁时游历京师，应进士不第，返回家乡。他在长安时，与张九龄、王维交谊甚笃，他的诗也很有名气。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以排遣仕途的失意。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贬任荆州长史，孟浩然被辟为幕府，一年之后离开返乡。开元二十八年（740），王昌龄游襄阳，当时孟浩然背上有疾疹，忌讳吃鱼等，但老友相见，孟浩然竟忘了忌讳，纵情饮食，导致疾疹发作而亡，终年五十二岁。孟浩然的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诗，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其诗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实属继陶渊明、谢灵运、谢朓之后，开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之先声。孟浩然的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受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超妙自得之趣。如《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空旷。孟浩然的诗以空旷冲淡为基调，但冲淡之中又有壮逸之气，如《临洞庭上张丞相》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就写得景象阔大，气格雄浑。但这类诗在孟浩然的诗中不多见。

与孟浩然齐名的另一位田园诗人是王维。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开元九年（721）进士。少年时就在京洛一带活动于王公权贵之中，因精通音律而被授为大乐丞，不久之后任济州司仓参军。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执政，王维被升为右拾遗。两年之后张九龄被罢相，他深感沮丧，便萌生了归隐的意思。开元二十五年（737）为监察御史，出使河西节度使幕府，被留为判官。安史之乱前，官至给事中。安史之乱中被俘虏，被迫做了叛军的官员。安禄山摆宴席时强迫梨园乐工奏乐，王维听说之后作诗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对唐朝王室的忠心，曾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安史之乱后因这首诗免于治罪，并授太子中允。后又升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并做了尚书右丞。他在四十多岁时，曾先后隐居终南山和辋川，一生可谓坎坷不平。

孟浩然画像

王维诗现存不足四百首，其中以描绘山水田园和歌咏隐居生活一类成就最大。苏东坡评价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对自然美的感受独特而又细致入微，笔下山水景物独具神韵，稍加渲染而意境悠长，色彩鲜明美丽，极有画意。写景则动静结合，长于细致入微地表现自然界光色和音响变化。而且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或静谧恬淡，或气象萧索，或幽寂冷清，表现了诗人对现实漠不关心甚至禅学寂灭的思想情绪。加之艺术技巧很高，颇为后人所推崇。

王维同时也有反映军旅和边塞生活，表现侠义、揭露时弊的诗歌。他的一些赠别亲友和写日常生活的小诗，如《送元二使安西》《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沈子福归江东》等，古今传诵。这些小诗都是五绝或七绝，情真语挚，不事雕琢，有淳朴深厚之美，堪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相媲美，代表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名作如《终南山》《汉江临泛》《山居秋暝》《青溪》《过香积寺》《辋川集》二十首等。王维送别、纪行一类诗中，也常有写景佳句，如《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句等，历代传诵不衰。王维生前身后均享有盛名，有“天下文宗”“诗佛”之美誉，对后世影响巨大。

在盛唐初期的诗坛上除了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田园诗人之外，还有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又说盛唐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这两人的评价都极为恰当，说出了盛唐气象的特点。高、岑等边塞诗人与田园诗人不同，他们虽然也用五言，但他们更长于七言，尤其是七古。他们崇尚汉魏风骨，直抒胸臆，诗的题材也多以边塞、田猎等为主，表达自己希望在边塞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派诗人除高适、岑参外，还有王昌龄、王之涣等人。

王维画像

高适（700？～765），字达夫，渤海人。其父官至韶州长史，在高适年幼时就去世了。他在二十岁时到了长安，但未得到重用，便回到家中，一边耕地一边读书。后来又游历荆襄，在开元二十年（732）又到了燕赵之地，打算从军，为国效力，但还是没能如愿。此后他在仕途上一直不顺利，直到后来在田良丘的推荐下入了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仕途才开始腾达。安史之乱时，高适任左拾遗，后转为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守潼关。肃宗时高适被任命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平永王璘的叛乱。后受到李辅国的谗言，被左迁为东都太子少詹事，到了洛阳。此后历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刑部侍郎等职，并被封为渤海县侯。《旧唐书》中评价高适说：“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而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高适由充军边塞到充当幕府书记再到担任一方重镇的节度使，走出了一条立功塞外疆场的辉煌之路。在诗歌创作上，他却是“年过五十始为诗”。高适的诗风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在描写边塞的战斗生活时，他侧重于表现战斗的激烈、艰苦和对士卒的同情，例如他的名作《燕歌行》，这首诗描述了一次战役的从出征到结束的全过程，他将沙漠的荒凉环境、惊心动魄的战争气氛、士兵的复杂心理等融为一体，形成了雄厚壮健、悲壮浑朴的艺术风格。他在形式上采用七言歌行，四句一转，押韵平仄相间，并且多用对偶句来组成鲜明的对比，显得气势奔放。另外他的一些赠别诗，如《别董大》《别韦参军》也具有豪迈动人的边塞诗气概。

边塞诗人的另一位代表岑参也是一位有志于建功边塞的诗人，他曾经吟诵出“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迈诗句。岑参（715～770），江陵人，其曾祖父曾在太宗朝为相，其伯祖曾在高宗时为相，伯父在睿宗时为相。但在岑参出生前两年，其伯父以谋反罪被诛，从此家道大衰。岑参的父亲曾做过刺史之类的官，但也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岑参少年孤贫，跟从其兄学习，“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此后来往于京洛之间，希望谋到官职。天宝三年（744），及进士第，被授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年（749），他离开长安到安西，充当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掌书记，十年之后又回到长安。之后又作了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幕府判官，后被授为右补阙。其后又历任各种小官，一直没能实现封侯的愿望。大历五年（770）被罢官，客居成都，并于此年去世。岑参的诗随着其生活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在他出塞前的读书和初仕时期，这一时期，他的诗主要是行旅登临及酬赠之诗，多用五言形式，主要表现相思客愁，仕途失意；天宝八年之后，他的诗风大变，境界更加开阔，格调高昂，感情激壮，转入第二时期。例如他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全诗句句押韵，三句一转，节奏急促有力，声调激昂。但是也保留了他写景的技巧，例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二句，就把边塞的雪写得极为传神；第三时期为至德二年（757）从边塞返家之后到终老蜀中，由于自己封侯边塞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又目睹安史之乱，这一时期的诗风又是一变，显得有些悲凉。

诗仙与诗圣的双重变奏

盛唐诗坛上的巅峰人物当属李白，而中唐诗坛的巅峰人物则非杜甫莫属。这两个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间年龄相差不大，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差不多应算同时代人，但一般都把杜甫归为中唐诗人，这里为突出两人不同的艺术风格把两人放在一起来讲。

他们二人虽然同为唐代诗坛的巅峰人物，但风格却迥然不同，一个飘逸洒脱，一个沉郁顿挫。两人都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境界，难分轩轾。明代诗文家王世贞曾比较二人说：“五言诗、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诗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诗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飘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歔欲绝者，子美也。”他的这段评价是很公允的。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人，其先祖在隋末战乱之时逃到碎叶，李白就出生在此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当李白四岁时，全家迁居四川绵州。李白在少年时代就“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与兴趣。在年少时就出门远游，希望通过结交名流与隐居学道来博得声名，期待有一天被贤明君主赏识，为官为相，实现自己的抱负。天宝元年（742）被招入京，任翰林供奉，故人称“李翰林”。当时的太子宾客贺知章因赏识李白的诗歌和风采，誉之为“谪仙子”，这使得李白名声大振。但是唐玄宗只是让李白待诏翰林院，作文学侍从之臣，这与李白傲岸不羁的性格不符，不甘心“摧眉折腰事权贵”。三年之后，李白因遭谗言，自请还山，离开了长安。从此他到处游山访仙，狂歌狂饮，以消解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先是逃难到了剡中，随后又到庐山，隐居在屏风叠，但是他并非真正地隐居，随时密切观察着时局的发展。肃宗至德元年（756）冬天，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擅自引兵东巡，过庐山时仰慕李白的才学，再三请其入幕府。李白此时已经五十多岁，但壮志犹存，抱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雄心，接受了李璘的邀请。后来李璘兵败，李白只身西逃，到浔阳自首。后经崔涣、宋若思等人为之洗雪冤屈始得出狱，但被流放夜郎，后得赦免。上元二年（761）秋天，李白听说李光弼出征东南，虽然当时已经六十一岁，他还是请缨出征，但因病不能成行。宝应元年（762），代宗继位，诏李白为左拾遗，但没有上任就病逝在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中，时年六十二岁。

李白画像

李白的诗歌现存近千首，内容极为丰富，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的艺术写照。其中有大量抒发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的诗歌。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至死都不忘建功立业，对这一点他从不掩饰。他以大鹏自比，想像自己也像大鹏一样乘风直上，而一鸣惊人。他在《上李邕》中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抟遥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他的这种建功立业的意向在他的《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也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他常常借助历史上的贤士高人来自比，例如他很崇拜战国时代的鲁仲连。他在《古风》第十首中写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生，万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他在《结客少年场行》《侠客行》等诗中对“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形象极为赞颂和钦慕。李白在长安三年的政治生活，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之间的差距，使他胸中充满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之情，为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他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

李白大半生过着颠沛流浪的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放荡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类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境中得到了升华，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他还写过一些边塞诗和乐府诗，如《塞下曲》《子夜吴歌》等诗篇也广为流传。

杜甫评价李白的诗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鲜明地指出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李白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使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李白诗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初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的诗句都极富感染力。他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想像表达诗的意境，但又使人有十分真实的感觉。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感染着每一位读者。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宋代曾巩评价李白的诗说：“子之文章，杰力人上。地辟天开，云蒸雨降。播产万物，玮丽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泻，末势尤壮。大骋阙辞，至于如此。意气飘然，发扬俦伟。”关于李白诗的师承问题，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嗣宗之渊放，景纯之隽上，明远之驱卖，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也。”李白是在广泛吸收前代诗人的基础上才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古今之集大成者。他发展了庄子寓言和屈原的浪漫主义格调，再加上中国道教的神仙意象，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因此赢得了一代“诗仙”的美誉。

李白才气横溢，擅长各种诗体。他的七言古诗最负盛名，如《将进酒》《梁甫吟》等。这种形式最能表现他的性格和气质，表现了纵横变幻、雄视百代的艺术个性，因而最能代表他的总体艺术风格。他的绝句在唐人中也是成就最高的，七言佳作尤多。前人有言说“七言绝……太白为偏美”“唐三百年一人”，可见李白的七绝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他的七绝有《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等名篇。他的五言古诗也很有成就，如《古风》五十九首。虽然他的律诗不多，但也有名篇传世，如《渡荆门送别》，对仗十分工整，境界也十分壮阔。

李白的诗歌在唐代就享有盛名，他的诗是“集无定卷，家家有之”，很受人欢迎。他的豪迈和浪漫的气质，都深深影响着当时和后世的诗人。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祖籍湖北襄阳。他在长安居住时一度住在城南的少陵附近，故自号“少陵野老”。在成都时曾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为晋初名将，被封为当阳县侯，多谋略，人称“杜武库”。杜预还很博学，曾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甫的祖父是唐代有名的诗人杜审言，曾做过兖州司马、丰先令。他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自幼便刻苦读书，同时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他在少年时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七龄即思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五岁时就开始扬名。

杜甫画像

二十岁后开始游历天下，唐玄宗开元十九年至天宝四年（731～745），杜甫过着“裘马颇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曾赴洛阳考进士落第。天宝三年（744），他在洛阳和李白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但是第二年秋天分手后再没有见过面。杜甫此期诗作现存二十余首，多是表现自己豪情壮志、建功立业之作，多用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年（746），当时他已经三十五岁，怀着“致君尧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到了长安，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被现实打破了。为求功名，他不断投献权贵。他曾描述自己的这段生活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天宝六年（747）曾应“制举”不中；天宝十年（751）向唐玄宗献“大礼赋”三篇并得赏识，命待诏集贤院。到天宝十四年（755）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仕途的失意和个人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认识到了唐王朝的腐败和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在创作上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这样不朽的名篇。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一百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年至乾元二年（756～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历尽艰难。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后冒死从长安逃脱，到了凤翔肃宗行在，被任命为左拾遗，但不久就因上书救房琯，触怒肃宗，几乎被处死。长安收复后，杜甫回京仍任左拾遗。乾元元年（758）六月，因房琯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乾元二年（759）七月，因感到前途渺茫，生活又困顿不堪，于是决定弃官到蜀中去。这个时期的杜甫，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三吏》《三别》等传世之名作。此期流传下来的诗歌有二百多首，大部分是其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760～770）的十一年中，杜甫先在蜀中八年，后到荆、湘三年。肃宗上元元年（760），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断续续住了五年。宝应元年（762），杜甫好友严武任成都尹和剑南节度使，杜甫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其间曾因战乱而避难梓州和阆州。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大历三年（768），杜甫一家辗转江陵、公安，在年底到达岳阳。他一生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多在船上度过。大历五年（770）冬，杜甫因病死于从长沙到岳阳的一条船上，时年五十九岁。逝世前作三十六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在这十一年中，他写诗一千余首（其中夔州作四百三十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甫同李白一样，都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也擅长各种诗体。五古杜甫运用得最为纯熟，清代施补华说：“少陵五古千变万化，尽有汉、魏以来之长而改其面目。叙述身世，眷恋朋友，议论古今，刻画山水，深心寄托，真气岔涌。颂之典则，雅之正大，小雅之哀伤，国风之情深文明，长于讽喻，息息相通，未尝不简质浑厚。”《三吏》《三别》等都是五言绝调。杜甫还擅长七古，并使七古在初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变化。他多用七古来抒发感情，发表政见。清人宋荦评价说“七言古诗，上下千百年定当推少陵为第一”。他用七古，喜欢一韵到底，甚至句句用平声韵，一韵到底而不换，如《兵车行》《丽人行》等都是杜甫诗中七言古诗的典范之作。杜甫在律诗上的成就也十分突出，其中五律杜甫写得最多，但他的七律的成就却比五律要高，并且他的七律在数量上超过了此前诸家所作之和。他的七律诗的精品很多，如《登高》就很受后人赞扬。胡应麟对这首诗评价说：“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除此之外，杜甫在排律和绝句上也很有成就。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承前启后、影响极为深远的诗人之一。他和李白一起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后人誉之为“诗圣”。

杜甫的诗现存约一千四百余首。这些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被后世称为“诗史”。杜甫在艺术上的开创性成就不仅在于开创了诗歌的写实之风，发展了叙事诗，还在于他把叙事诗和抒情诗完美地结合起来，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清人浦起龙在评价杜甫诗的这一特点时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讽刺时政的诗，如《洗兵马》《有感》等，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是把个人感受与事实相结合。以战争为题材的诗在杜甫的诗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等，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同情民众的思想。另外他还作了很多反映社会不平等、反映自己生活情趣、行旅登临等诗，这些诗有很多也都成为千古绝唱，为世人所推崇。

在唐代诗坛上杜甫和李白实在难分轩轾，虽然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李杜究竟孰优孰劣的争论，但多数人都承认他们二人是唐代诗坛上的两朵奇葩，两人性格不同，诗风也迥然有异。一个飘逸雄奇，一个沉郁顿挫；一个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高峰，一个代表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顶点。有人评价说“李才情俊，杜才情郁；李情旷达，杜情孤愤；李若飞将军，用兵不按古法，士卒逐水草自便；杜则肃部伍，严刁斗，西宫卫尉之师也。”此评论甚佳。

中唐诗歌

从唐肃宗至德初年到唐穆宗长庆年间（755～824）的六十九年是为中唐。此间唐朝经过了安史之乱的打击之后国势大衰，盛唐气象不再。在中唐前期（756～794）的诗坛上，诗人们多是生于开元年间而死于乱后，经历了唐朝由极盛走向衰微的过程。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强调诗歌的写实功能，延续了杜甫诗歌反映民间疾苦、规讽时政的创作取向。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元结和顾况。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到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共三十年时间，是中唐后期。在这一时期，中唐前期的诗人大多都已不在人世，诗坛上涌现出一大批新人，大量的名篇相继问世，形成了开元天宝之后的又一次高潮。这时的诗歌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和前代相比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风格多样、个性突出。这一时期的诗坛还形成了两大诗派：一是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一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险怪诗派。在这两大派之外，柳宗元与刘禹锡也是自成一家的诗人。

“极盛难及”的中唐前期诗坛

中唐前期的诗人以元结和顾况为代表。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 祖上为鲜卑族人，世居太原。元结父亲时迁居鲁山，元结就生于此。天宝十三年（754）及进士第。安史之乱时，携带家人南奔。肃宗乾元二年（759）受诏入京，令其招募义兵抗击史思明的军队。第二年被授为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充任荆南节度使判官。他在这个时候编成《箧中集》。代宗时候任道州刺史，后又改任容州刺史。大历七年（772）在长安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元结是一个“尝欲济时难”的诗人，他曾多次上书，指责朝廷官吏、陈述民生疾苦，提出了“救世劝俗”的政治改革主张。元结的这种耿直的性格，深得杜甫的赞赏。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说：“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可见他与杜甫志向相投，深得他的赏识。

在文学上，元结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淫靡诗风，有意提倡古体诗的“风雅”传统，要求诗歌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达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政治目的。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天宝五年（746）写作的《闵荒诗》，借隋炀帝亡国的历史教训以规讽时政：“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其后，《系乐府十二首》中《贱士吟》《贫妇词》《去乡悲》诸篇，触及天宝中期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更有代表性的是在道州任上写作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兵》。当时人民饥寒交迫，挣扎于死亡的边缘，而皇家征敛却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元结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深感愤慨：“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愤怒地斥责：“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元结的新题乐府诗偏重从规讽时政着手，这又成为白居易讽喻诗的先声。

顾况（725～815？），字逋翁，自称华阳山人，苏州人。他是中唐前期略晚于元结的现实主义诗人。至德二年（757）进士。顾况的诗也强调“声教”，这与元结相同，都继承了《诗经》的讽喻精神。例如他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中的一章《囝》，描写了闽地恶吏掠夺儿童的事件，这些恶吏对掠来的儿童进行阉割，使他们终生不复有成家自立的念头，任受驱遣。

元结和顾况是以继承盛唐杜甫现实主义闻名，而刘长卿和韦应物二人在中唐早期的诗坛上则是以继承盛唐清淡派著称。刘长卿和韦应物二人虽然也写了一些感伤社稷民生的诗作，但是两人写得最多的是自己的个人生活。刘长卿写得最多的是他飘落异乡、羁旅行役、怀乡伤别、嗟叹沉沦、赞美隐逸的诗歌；韦应物的诗歌则多写自己洁身自好的雅怀、静观自然的情趣、忘怀得失的真淳，往往显得幽淡自在。除此之外，中唐前期的诗人，还有以写自己个人日常生活的闲雅情趣见长的“大历十才子”。

关注社稷民生的新乐府诗派

中唐后期，新乐府诗派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代表，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他们希望以诗讽喻时政，裨补教化，改革政治，实现中兴。在语言上，讲求语言的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太原人。少有才华，六岁就开始写诗，十五岁开始游历吴越。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时年二十九岁。后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也在此时订交，在诗坛上并称“元白”。贞元十九年（803）春天，白居易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撰《策林》七十五篇。同年考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被授为县尉。元和二年（807）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元和四年（809），与元稹、李绅等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810），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但他仍充任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上书言事。元和六年（811），他因母丧居家守制，服满后，应诏重回长安任职。元和十年（815），因率先上书请逮捕刺杀武元衡的凶手，被贬江州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此后，他开始以做地方官作为隐居的方式，在庐山建草堂，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不断增多。元和十三年（818），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820）还京后任中书舍人。因忍受不了朝中朋党之争，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第二年转任刑部侍郎。白居易从五十八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844），当他七十三岁时还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七十五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纵观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从他出生到四十四岁是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正是他成长求学、热心仕进的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段时间都是他的黄金季节。他自小便有大志，很有诗才。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时，拿着自己的早期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向顾况“行卷”，顾况看到他的名字时开玩笑地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但看过此诗之后，称赞写得这样的好诗：“居即易矣！”白居易从此名声大振。他在这段时期里写了大量的讽喻诗，直陈时事，言辞激烈，表达了他在面临中唐后期的社会危机时以天下为己任，希望以诗代谏，上达天听，以图中兴。在这段时期里他写下了《长恨歌》等著名的诗篇。

从四十四岁到五十六岁，可看作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他基本上在做地方官，除了短暂两年的在京得意，他长期外放，心情很不愉快。这一时期他以诗酒自娱，罕言政事，开始独善其身。这段时期的代表作当推《琵琶行》。

从五十六岁到去世，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基本上隐居洛阳，开始信佛炼丹，不问世事，唯以诗酒为娱。《代梦得吟》就很好地反映了他这时的心态：“后来变化三分贵，同辈凋零太半无。世上争先从尽汝，人间斗在不如吾。竿头已到应难久，局势虽迟未必输。不见山苗与林叶，迎春鲜绿亦先枯。”诗中表达了他以远离世事甚为庆幸的思想。

白居易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在诗歌理论上，他也很有创见。他把诗歌比做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他以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又是有感于事而发。因此，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他继承的是《诗经》以来的比兴、讽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而言，前三类属于古体，而后一类属于近体。四类诗中，白居易最为重视讽喻诗，认为讽喻诗体现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思想。闲适诗显示了他的“独善之义”。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囿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讽喻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各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诗措辞非常激烈，无所顾忌，在形式上多直述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感十分细腻传神。还有的讽喻诗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助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这些诗也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作，实际上是无可奈何后的一种解脱；感伤诗则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等为代表。《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与同情。《琵琶行》则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语言成就突出。这两首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

白居易的诗明白易懂，在当时就很受欢迎，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在吟唱。甚至远及日本、暹罗等国。白居易的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等都受到白居易的影响。在白居易之前，王建和张籍都写了较多的新乐府诗，并得到了白居易的推崇。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府人。他和白居易关系甚笃，被并称为“元白”，也是以写新乐府诗著名。他非常推崇杜甫的诗，也常常学习杜诗的写法，但是他在学习杜诗的时候，能够不拘泥于杜诗的形式。他主张乐府诗要反映社会问题，要针对时政发表议论，这些主张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的诗在平浅明快之中尽现华美之气，在细节刻画上显得真切动人，比兴手法也极富情趣。他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意含讽喻，和白居易的《长恨歌》齐名。白居易和元稹不仅继承了杜甫感讽时事的传统，而且追求一种明白易懂的诗风，形成了一个崭新的诗派，文学史上称为“新乐府诗派”或“元白诗派”。

追求新异的险怪诗派

险怪诗派当以韩愈为代表。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他幼年丧父，跟从长兄韩会学习，贞元八年（792）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五岁。他一生中曾历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刑部侍郎、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职。

韩愈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中唐诗坛上能够开创一代诗风的诗人，他曾致力于诗歌的革新，纠正大历十才子的平庸之风：他肯定了从《诗经》到建安诗歌的传统，认为晋宋诗歌已经“气象日雕耗”；他十分推崇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他评价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的诗歌继承了李白诗歌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独立开拓新的诗歌创作之路。

韩愈在贞元年间（768～828）的诗对现实也有一定的关怀，如《汴州乱》等。在元和之后，韩愈的诗向奇崛险怪的方向发展。元和元年（806），他和孟郊在长安写了长篇联句诗近十首，在这些诗中两人互相夸奇斗险，不肯一字相让，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写成了著名的《南山诗》，他用汉赋排比的手法，描述终南山四时景色的变化及各种形态的山势。搜罗奇字，光怪陆离，押用险韵，并且一韵到底。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一连用了五十一个带“或”字的比喻句，如“或连若相丛，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他为诗歌的创新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他为求奇险而走极端的做法却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例如《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一系列诗歌，这些诗歌也都往往标榜奇险诗风，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刻意的雕饰，只能被看做是一种文字游戏。即使是《南山诗》这样的名作，也被许多批评家们认为是学不得的。但是他在探索诗歌创作的新形式上用了很多的心血，的确也开拓了一条与李白杜甫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当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韩愈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也有一些别具风格的佳作，这些诗不求险怪，自也别具一格。例如《山石》一篇：“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全用素描式的散文笔调，描写了从黄昏、深夜到天明的寺里山间的景色，在清淡的笔触中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

韩愈的诗歌，不仅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而且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引入诗坛，从而扩大了诗的领域，但是也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中唐时代的诗人贾岛、卢仝、马异、李贺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他的影响，不仅学习了他的优点，也学习了他的缺点。这种影响，甚至延及北宋、晚清的许多诗人。

在新乐府派和险怪派两派之外，柳宗元和刘禹锡也算得上是自成一家的诗人。他们两人同时进士及第，在政治上十分激进，一同参加永贞革新，又一同被贬官，两人关系不错。虽然他们的诗大都是在被贬官时所作，但两人的诗风并不一致。刘禹锡的怀古诗写得最多也最好，例如他的《西塞山怀古》；柳宗元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反映自己贬谪异域的复杂感受与痛苦心情的诗，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另外，刘禹锡更长于近体诗，而柳宗元更长于古体诗。

晚唐诗歌

从唐敬宗宝历元年到唐昭宣帝天祐四年（825～907），共八十三年时间是为晚唐。此时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恶化，再加上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唐朝国势江河日下，诗歌也沾染了浓厚的悲凉色彩和衰落的气象。李商隐和杜牧是晚唐诗坛上的两位杰出诗人，人称“小李杜”。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出身世族之家，其祖父杜祐历仕三朝宰相，著有《通典》一书。杜牧少年时家道中落，但勤奋好学，在二十六岁时中了进士，后又中制科，被授为弘文馆校书郎。此后历任监察御史、左补阙、湖州刺史、中书舍人等职。

杜牧在文学创作上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称名家，他主张文章应该“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在诗歌创作上，他“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并能吸收前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在晚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他的长篇五古诗在唐朝诗坛上十分有名，如《感怀》便是有感于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夹叙夹议，笔力十分矫健，有杜甫遗风。他的近体诗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例如他的《早雁》：“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这首七律诗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鹘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同情，婉曲而又余味无穷。他的《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却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其中又有深沉的悲慨。他的咏史七绝也构思巧妙，立意高远，享有盛名，例如《过华清宫》。杜牧的抒情写景七绝也十分有韵味，如《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晚唐诗歌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同样也受到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方面。但是这和他个人的“雄姿英发”的特色结合起来，就显得风化俊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跌宕而又精致婉约。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人。他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负，而又多才善感的诗人。早年就学，“五年颂经书，七年弄笔砚”。九岁时父亲去世，生活颇为困苦。后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识，被招入幕府。开成二年（837），以令狐楚之力中了进士。次年入属于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茂元很赏识他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因此受到牛党的排挤，终身不得志，潦倒至死。

他的诗歌内容十分广泛，其中一些有感而发的讽喻时政的政治诗，都很有广度和深度。例如长篇五古《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描写农村的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并追溯了唐朝二百年的治乱兴衰的历程，风格很接近杜甫。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的诗有《安定城楼》：“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在诗中李商隐历叙了贾谊、王粲、范蠡等人的故事，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志向，并讽刺了朋党之争。其咏古诗，多是借古讽今。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他的抒情诗感情深挚细腻，但感伤气息很浓，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的诗在抒情方面，较少用直抒胸臆的手法，而是致力于婉曲见意，其诗往往寄兴深微，余味无穷。李商隐的诗中最有特色的是他的爱情诗，这类诗又叫无题诗，是他的独创。这些诗写得情思婉转沉挚，辞藻典雅精丽，意象朦胧隐曲。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等诗句。李商隐的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辞婉，在华丽之中又有沉郁志气，华美而又不失厚重，他的爱情诗对宋代婉约词人和宋初的西昆体诗人都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