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简史——唐诗阴影下的宋诗



从西昆体到江西派

北宋初期，诗坛上兴起了一种“西昆体”，一时独领文坛风骚。西昆体的出现，与宋初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宋朝初年，社会在经历了五代的大乱之后，在宋朝的立国政策下，开始逐渐安定繁荣起来。由于宋廷优待文臣士人，一些能诗善赋的人开始受到朝廷的优礼，加上宋朝君臣又时常唱和，结果便蔚然成风。古来馆阁之臣互相唱和早已有之，宋初的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一如从前，但是到宋真宗朝时达于极盛，所谓的《西昆酬唱集》恰恰正是这种风气的产物。

宋真宗年间，自景德二年到大中祥符元年（1005～1008），宋朝廷馆阁大臣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八人，在宋朝廷的皇家馆阁秘阁之中，奉诏撰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当时还称《历代君臣事迹》，直到公元1013年书成之时才诏题为《册府元龟》）的时候，接触了大量的书籍，他们在这个时候开始“挹其芳润”，并且在修书的余暇作诗吟唱，互为唱和，当时就有人记载道：“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可见其派的取向何在了，这些馆臣诗人的唱和，最后共成诗二百五十首左右，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结集出版。根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将这本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所以，后人便以“西昆体”称其派别。《西昆酬唱集》共收录了十七位诗人的二百四十七首诗，有的人并没有参加《册府元龟》类书的编纂，但是却也积极地参加进了唱和的行列中来，故而，《西昆酬唱集》的作者实际上是一个群体，一个诗人群体。

自《西昆酬唱集》刊行之后，“西昆体”风靡一时，占尽诗坛风光。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曾经就此评说道：“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可见当日西昆体初兴之时的风光景象。西昆体诗人中，成就较高的当数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三人。他们三人的作品，是西昆体的主力作品。西昆体从其诞生看，固然脱不了唱酬的习气，而唱酬诗却也正是西昆体的主要部分。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曾经谈到过他们写诗的动机，即“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可见其动机重在“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则其唱酬之风势必很盛，其题材范围也必然狭隘。西昆体在众多的诗题中，主要表达于三类题材：一是怀古咏史，二是咏物，三是比较美好的生活内容。

西昆体自诞生之时，就因为它的不切实际和一些“淫糜”之词而遭到批评，后来随着宋词、宋诗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人把西昆体批评得遍体鳞伤，甚至被讥为一无是处。从总体上观之，西昆体诗就思想内容而言，的确是比较贫乏无力的，它们比较虚远，与时代、社会没有实际的、密切的关系，亦很少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从内容上缺乏生活气息。但是，西昆体也有其可取之处，即其突出的艺术特征。西昆体诗的作者们模仿李商隐的作法，学习李诗中的典雅精丽、婉约细密和委婉深远的形式技巧，所以他们在诗作的韵律上，还是相当成功的。而且，由于西昆体诗主要是唱酬之作，大都采用了五言、七言的近体形式，所以在辞藻、声律、对仗等方面用力颇大。例如杨亿的《南朝》一诗：

五鼓端门漏滴稀，夜签声断翠华飞。

繁星晓埭闻鸡度，细雨春场射雉归。

步试金莲波溅袜，歌翻玉树涕沾衣。

龙盘王气终三百，犹得澄澜对敞扉。

这首诗在风格上的确比较贴近李商隐，也可见当时西昆体诗人的用力之所在。西昆体虽然不可能超越唐诗的宏大深远，没有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艺术境界，但是相对于五代时期平直浅陋的诗风而言，它依然取得了艺术上的较大进步。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的喜好白描、少引典故的诗风环境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是新军一支，令人耳目一新。

西昆体日后渐渐变衰的主要原因，一是诗歌题材范围狭窄，很难突破唱酬范围；二是西昆体诗歌在艺术上立足于模仿，缺乏自主创新，不能带来新的方向，故而行之不远。从唐宋诗史的发展来说，这时的西昆体，其实正处于一种探索的阶段，它无法超越唐诗的风尚，但是却企图自立于宋朝诗坛。西昆派诗人的举动，对日后宋诗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西昆体”诗存在着明显的与时代脱节的矛盾，缺乏生活气息，所以，打破西昆体成为宋许多诗人的职志。江西诗派的兴起，就是对西昆体的一种大大的冲击。自江西派兴起，并迅速占据了宋诗坛地位，宋诗又显出另一番风景。

黄庭坚和陈师道，是开创江西诗派的两个领导人。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修水人。曾经参政入仕，经历过北宋的新旧党争，因此对政治另有一番自己的看法。黄庭坚的诗歌，崇尚杜甫风范，尤其偏于模仿杜甫晚年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和学问功夫等。对于作诗，他极力主张要“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可见其于古人，仅是限于汲取精华，并不主张大肆移植，还是要以自己创作的东西为主才是。故而，黄庭坚的诗歌，在学问功夫和艺术技巧方面往往能够独创出新，另成一路。此外，他还喜欢在佛老学说等杂书中引用典故，所以他的诗，有许多是比较险硬的，读来颇感不便，但是又令人把玩无穷，这就诞生了黄庭坚诗歌的生、新、瘦、硬的风格。

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居士。其人一生，尤以苦吟求工而出名。陈师道的诗歌，既受黄庭坚诗歌的影响，又进而受到杜甫诗的艺术技巧的影响，所以他的诗往往和黄庭坚的有某种类似，却比黄的诗更为难懂，诗意晦涩、颇难解读。不过他也有些诗写得非常淡泊平易，如描写家庭亲情和日常生活的《别三子》《示三子》等等，明显是受到了杜甫的家事诗的影响。

所以，北宋时期江西诗派的两位开拓者在诗风上都崇尚杜甫，奉杜甫为江西派之祖，但是又都自杜甫诗风上自成一格，开启了江西诗派。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是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他在宋室南渡前的诗歌，既学习黄庭坚、陈师道炼字寻句、追求新颖的功夫，又远习杜甫诗的语言明净的艺术技巧，结果其诗歌风格上清丽新巧，艺术成就超过了黄、陈二人。

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的诗前后相承，演化成为一派。由于黄庭坚是江西人，所以，此派便称为“江西诗派”，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江西派的“三宗”。宋徽宗时期的吕本中，曾经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图中首列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三人，三人以下还有二十多位源流出自黄庭坚的诗人。江西派的诗人能够从杜甫的诗歌艺术中提炼出精华来，汲取优点、补其不足，推陈出新，开创了宋诗的一个新的局面。

江西派的出现，赋予了宋诗以新的生命力，可以说江西派的出现，拯救了宋诗在唐诗阴影下的地位，开始赋予了它自己的生命，而不再是仅仅立足于西昆体的浮艳之象。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后期已非常之大，即使未被包罗进江西诗派的诗人，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风格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江西诗派的深刻影响。进入南宋以后，江西诗派的影响更是遍及整个诗坛，许多名诗人都是江西派的主力军，比如曾几、徐俯、汪藻、杨万里、周必大、姜夔、裘万顷等人。

冲破江西派的尝试

江西诗派自诞生以来，由于在西昆体诗之外另开一路，所以大受欢迎，其诗风在两宋之交风靡诗坛，然而，江西派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尤其是在生、硬、险、冷等诗风方面，愈往后愈加不可收拾，弊端也就愈发的严重。在南宋初年，虽然有人曾经试图改变江西派的诗风缺陷，但结果不如人意。直到宋孝宗年间，一些曾经深受江西诗派影响的诗人，经过自己的努力，才从根本上摆脱了江西派诗风的束缚，以自己的创作，开启了宋诗的另一番天地，而打开这片天地的，就是杨万里，杨万里的创举正是他的“诚斋体”诗歌。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高中进士，自此入仕，历官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后因与韩侂胄政见不合，遂隐居而终。

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上，先是模仿黄庭坚的江西派，后来发觉江西派的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弊端很大，他曾经在他的《荆溪集序》中谈到对前辈诗派的看法以及自己的感受时说：“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安石）、陈（师道）、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从此，他的诗风转变，逐渐重视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的气息灌注到诗歌的创作中来，在诗风上，慢慢自创出新体。一般说来，自南宋淳熙五年（1178）以后，杨万里诗歌的风格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其对于诗歌创作的独特观点也臻于成熟。据说他此时已经可以达到一种所谓“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的近乎陶渊明一样的写诗境界了，可见其诗歌功力大增，而且于观察自然之处尤为独到，他这种十分贴近自然的气息，无疑是对强调从前人那里采摘古典的诗论的一种突破。

杨万里之所以能够开一种新风气，也是与两宋时期有关的。宋诗发展到了两宋之交的时期，黄庭坚以其独有的风格与技巧开创的江西诗风，却由于后人缺乏创造力而使江西派成为一种刻意的延续，造成了诗界的僵局。杨万里正是在这种对江西派的不满氛围中，开始把宋朝理学家极为推崇的“活法”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中来，做到能够自出机杼，用活泼的眼光观察世界万物，用活泼的语言表现复杂的人生感受，并且恰当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所以，杨万里的“诚斋体”才能够冲破江西派诗风的包围，使宋朝诗歌又得到一次大的转变。

在这种观念下，“诚斋体”在重视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景象外，还十分注意在诗中表达出洒脱的胸襟和哲理的思辨，这样作出来的诗歌能将自然风光与生活气息和诗人的理性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赋予诗歌以充分的生机，例如《过杨二渡》：

春迹无痕可得寻，不将诗眼看春心。

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青来一日深。

这样的诗歌，十分形象地表现出了“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的特点：一是善于捕捉自然和生活气息，将这些东西恰如其分地入诗成意，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二是比较注意把理性的东西结合进诗歌中去，时刻不忘以诗达理，能够做到主客观的兼容并包、结合完美。这无疑是诚斋体的特色，但是，如果和江西派诗歌相比，在诗风上，诚斋体无疑缺乏江西派的大度之气，在内容上，诚斋体也失之细琐。

在冲破江西派风格的努力上，范成大也是其中的一位健将。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江苏吴郡人。和杨万里一样，范成大早期的创作生涯中也曾经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是，范成大在学习江西诗风的同时，又能够广泛地涉猎和汲取中晚唐诗歌的风格技巧，所以他并没有被江西派诗风所束缚住，而是通过自己的广泛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特点，突破了江西派诗风。范成大的许多近体诗，在婉约清丽中还透着些许险峻之气，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诗歌特色，比如他的《二月三日登楼有怀金陵宣城诸友》：

百尺西楼十二栏，日迟花影对人闲。

春风已入片时梦，寒食从今数日间。

折柳故情多望断，落梅新曲与愁关。

诗成欲访江南便，千里烟波万叠山。

范成大的诗歌，除了上面所说的这种特点之外，还在揭露社会问题方面深刻独到，成就超过了诚斋体。人们在谈到范成大的诗歌时，很多都关注到他的如《夜坐有感》《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表现当时社会问题的篇章，这表明他的诗歌中，这一方面的成就是颇大的。与杨万里所创的诚斋体相比，范成大的诗并不显得洒脱自由，而是更加工于字句的寻觅，少风趣，多含蓄。但是，范成大的诗歌，却能够达到一种“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的境界，自己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它也是以此而冲破了江西诗派的阴影的。

不过，从整体而言，范成大的诗歌，并未能像杨万里的诚斋体那样迥异于先前的江西派而自成一大家，在诗作中间，往往还是能寻找到江西派的很多影子，所以范诗的影响，实在是没有杨万里的诚斋体大，所以范成大并未在诗史上留下“石湖体”，历史只是记载了“诚斋体”来作为“江西派”的另一鼎足者。

无尽的悲怆——陆游与文天祥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依恃长江天险而屈辱偷生。国家民族的危亡，成为南宋文人士子们心头上的一大创伤，而奋起拯救之，又成为他们的一大急务与责任。这一特殊的历史境遇，也造就了一批以此为创作根源的诗人，他们的诗作以国家危难为背景，寄托了心中无尽的忧伤和高亢的一刻也未曾灭掉的爱国热情。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品胜出了盛世大唐的诸多诗作，塑造了南宋一朝诗歌的一大特点，这其中，以陆游和文天祥二人的作品为代表。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后自号放翁，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收其诗九千余首，《渭南文集》五十卷。陆游小时候就生活在“靖康之变”对南宋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之中，宋金对峙的紧张局面使他从小就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染，这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定下了一个基调。陆游一生坎坷，阅历丰富，仕途上并不得志。面对民族的危难，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关注国家命运、坚持北伐中原、抗击金军以收复北方，亲身参与谋划恢复故国的大计中去，甚至直接参与了右丞相兼枢密使张浚的北伐，而且还以手中的如椽大笔将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抒发得淋漓尽致，造就了宋代诗坛的一大高峰。

陆游的诗歌，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为国报效，收复故土，感情昂扬激愤；一是山水风情，感情细腻入微。而为国报效以表雄心的诗，在陆游诗歌里占了很大比重，它们是诗人自身民族感情的凝结，同时，也是他光复中原故土的美好理想的寄托，表达了自己渴望从戎救国，一展抱负的心情。例如《书愤》一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诗中不难窥见作者那昂扬的斗志和为国死难的雄心。家国的危难忧伤，感情的强烈激荡，使得陆游的心境每每处于一种澎湃不能自已的状态中间，乃至于夜不能寐，他曾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字字带情地写道：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作者那忧愁愤懑的感情通过这短短的一首诗歌而跃然纸上，生平多少戎马倥偬之梦，如今都化为一场空幻。他那为国效力、收复中原故土的梦想，一刻也没有丢弃过，但是南宋王室对于北伐的不甚积极，使得陆游的愿望每每落空。这使反对苟安的他十分愤慨，他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诗二首，就表达了这一心情：

迢迢天汉西南落，喔喔邻鸡一再鸣。

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王师”的动向实在牵动着诗人的心弦，但是，却令诗人终生抱憾。陆游光复中原的梦想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南宋嘉定二年（1209），陆游在病中赍志而殁，享年八十五岁。在临终前，他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示儿》，可谓是字字血泪，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忧伤和感叹，那跃动在字里行间的是一颗真挚的赤子之心，而流露在字外的正是古今同慨的万古惆怅。

在陆游的这些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朴素的民族意识，因此都显得非常沉重，但是这并不能囊括陆游诗歌风格的全部，他也有一些风格清新秀丽的诗歌，这是他作品的另一风格倾向，感情细腻入微，语言纯朴自然，比如他的《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

如此细腻清新的诗作，远离俗世刀剑战火的尘嚣，显得淡雅恬适，构成了陆游的作品中的另一类旋律，但是从总体而言，它们终究掩饰不了陆游那更为躁动的一面。这些闲适的作品，恰如火热情感上的一丝烟雨，虽然能够使他的心情得以一丝安顿，却终究不能冲淡他悲壮的心境。

陆游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并非像苏轼的词作那样豪迈不羁，而总是遵循一定章法。他的诗在总体上受到了江西诗派风格的影响，后来又兼习多家风格，开拓自己诗作的意境。陆游有着自己的一套诗歌创作理念，他比较重视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实践，正如他在《示子遹》中所说的那样：“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提倡诗人要有内在的涵养，要有真实生活的阅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而不是空凭词句上的矫揉造作和吟哦修饰，此即“工夫在诗外”。此外，陆游也不赞成学习古人而终成邯郸学步，所谓“文章最忌百家衣”即是指此而言，汲取前人的优秀成果，绝不能自陷泥潭不能拔出。在这样的创作理念的影响下，陆游的诗歌就显得灵活多样而又不放任自流。

总之，陆游的诗歌在风格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他的诗凝聚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感情，小小的诗歌到了陆游这里骤然变得意境悲壮，寄托着诗人愿意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和希望收复故土的美好理想，这为有宋一代陷在辉煌的唐诗阴影中间的诗坛写下了饱蘸感情的浓浓一笔。

陆游的诗反映了诗人对于国家民族美好前途的无尽寄托，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为它们而改变方向，南宋在遭受着来自北方政权的更为剧烈的冲击，蒙元政权的南下，使得一片浮华的南宋更加风雨飘摇，最终不支而亡。在宋末元初这段时间内，涌现出了无数的抗元志士，多种感情的交织和碰撞，使他们创造了一批优秀的诗歌，以铭自己的志向，也和陆游一样将自己的民族感情融入到了诗歌中，唱出了宋朝诗坛拉下帷幕前高亢的音符。这中间，以文天祥的作品最为突出。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著名的抗元志士，作品辑成《文山先生全集》。文天祥在南宋宝祐四年（1256）中状元，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官。然而南宋末年的政治已经相当昏暗，临安小朝廷不事进取，苟且偷生，这使得文天祥等一大批要为国效力的文臣士子报国无门，在日益紧张的南北对峙局势中空怀悲叹。南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正月，蒙古大军压境，文天祥临危受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谈判，从此走上了抗元之路，其后又收拾南宋军队，出入沙场，不断抗击蒙古军队的侵略，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直到公元1283年在大都英勇就义。文天祥以自己的鲜血捍卫了心中的理想，而他在这段时间内所写的诗歌，也谱写了南宋诗坛壮丽而又悲壮的最后一段篇章。

文天祥在抗元时期所作的诗篇，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危难的无尽忧伤，流露出了自己的忠义气节，例如他在公元1276年从南通乘船前往福州时所作的《扬子江》一诗：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此外，文天祥的许多诗句也很能体现出他这一感情，例如“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苍然亭》），“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南安军》），“独自登楼时拄颊，山川在眼泪浪浪”（《登楼》），“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一代忠臣的忠孝节义尽数倾注在了诗中的字里行间。

宋末帝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囚禁于零丁洋的战船之中，不久之后，他就作了《过零丁洋》一诗，以誓死明志，诗曰：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以一己之力抗敌保国，至死不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其忠节卓绝千古，而其悲怆亦千载同涕。

陆游诗中空怀抱负的沉重和愤懑，到文天祥则更加了一重亡国后的悲凉，而宋代诗坛也就此落下了帷幕。宋诗虽然是在唐朝盛世诗歌的阴影中发展开来的，却是在远迈前人的高亢的音符中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