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化简史——老迈新生、地位转换——元代诗文和话本小说

诗词在经历了唐宋的辉煌后，至元代渐趋衰落。究其原因，诗歌在唐代到达顶峰，两宋把词推向极致，唐宋古文运动也使散文出现高潮，这虽然可以让元人模拟，但要突破就没那么容易。元人面临着在形式和题材上的创新问题，而元初之世，兵戈相继、生灵涂炭，文化典籍遭到破坏。元代统治者又不尊重文化，知识分子地位很低。元代还一直笼罩在程朱理学下，诗文受理学支配，难以产生有思想的作品。况且，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文人都从事戏剧创作，戏曲成了元代文化的主流，诗文已经失去了文学的“正宗”地位，衰落已成必然。不过，元代文人仍然试图寻找发展的道路，做出了新的探索。元代后期一些诗人如杨维桢、王冕等人，在诗歌的题材和内容方面都有自己的创新。他们关注自我，追求个性自由，为明代诗文的突破开了先河。

元代散文成就不大，主要是受理学影响。主要作家有姚燧、吴澄、卢挚、虞集等。这一时期的散文大多充满说教气息，文学色彩不足。词的创作受散曲影响很深，许多散曲家都能写词，所以也产生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无法和散曲的成就相比。著名词人有耶律楚材、白朴、刘因、赵孟頫、许有壬和萨都剌等人。

与词、散文相比，元诗的成就略高些。有诗作传世的诗人有两千六百多人，但名家名作不多。

前期诗歌由于刚刚经历了亡国之痛，故多故国之思。故国的沦亡使人们不得不臣服新主，但民族的仇恨与创伤已经深深铭刻在精神之上。诗人在咏史叹物、题画吟花之时，流露出内心的伤痛。许多人避处山林，因此歌唱隐逸的作品也不少。前期诗人主要生活在北方，受金代诗风影响，多金之“遗民”，如元好问、许衡、郝经等。南宋灭亡后，南方又有仇远、戴表元、赵孟頫等人。他们的诗作多伤时悯乱，悲忧感愤。

元代中期，社会趋于稳定，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民族间的敌对心理也有所消减。此时，南北诗风趋向一致，高倡复古，以唐为宗，代表诗人主要是“元四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这时，诗歌中心还在北方，但“元四家”等名家大多是南方人，萨都剌虽是在北方出生，但受学于虞集，一生活动基本都在南方。元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转移到南方。

“元四家”虽“为有元一代之极盛”，但他们耽于追求形式的对仗、语言的措辞，得唐诗之形，而未得唐诗之气。所以，成就并不大。

元代后期，朝政日坏，社会动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与此相对的是东南沿海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市民文化愈发兴盛。元后期诗歌是一个“奇材益出”的时期，几个著名诗人都有鲜明的个性，在诗歌创作上使元诗达到高潮。萨都剌是回族人（一说蒙古族人），虞集称赞其诗“最长于情，流丽清婉”，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杨维桢，诸暨人，生性豪放，追求个性自由。其诗作纵横恣肆、自然奔放，有“铁崖体”之称，另外，他还创作了乐府诗和竹枝词。王冕是元代著名的画家，以画梅著称，同时他还是元代著名的诗人。王冕的诗，一部分为题画咏志诗，如“不要人夸颜色好，只流清气满乾坤”，表现了他性情高洁，纵逸豪迈之气；还有许多诗揭露了元末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出他对普通民众悲惨生活的同情，如“安得壮士挽天河，一洗烦郁清九区，坐令尔辈皆安居”等诗句。

元代诗文生气丧尽，但唐宋以来的话本小说却取得飞跃发展。

小说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代的传奇，然后一脉发展到宋元小说，进而明清诞生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许多小说名著。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光彩的一页。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元以前的小说主要还是古体小说，白话小说虽然在宋代全面繁荣，但古体小说还占有重要地位，到了元代，白话小说才完全成熟，走向以通俗小说为主体的新阶段。这一转变固然与宋代话本小说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有关，而元代自身也有几个重要因素。在元代，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生存需要迫使许多文人不得不寄身于杂剧、说话等过去所不耻为的行业，这一方面增强了话本小说的创作队伍，由宋代的以群众创作为主转变为文人创作和群众创作相结合，另一方面提高了话本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使话本小说渐次走向成熟。此外，元代发达的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使城市继续保持繁荣景象，话本小说生存的土壤更加肥沃，这也是话本小说发展的基础。在元代话本小说中，讲史类话本发展最快，《全相平话》《三国志平话》《宣和遗事》等都在元代得到完善整理，促使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诞生。此外，古体小说也有发展，《娇红记》是古体小说中的长篇巨制，全文达一万七八千字，这在古体小说中是空前之作。而且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都有突破，对后世的言情小说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