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简史——宋儒的风采——文与道的无尽纠葛



书生治国典天下

宋代虽是以兵起家，但是自宋太祖以后的历朝皇帝，却十分推崇文治的功夫，优待读书人，不轻杀文臣。宋朝君臣都十分明白一个通俗的道理——“可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宋代崇文抑武之风甚盛，科举考试渐渐攀上高峰，“学而优则仕”，入仕途者日益增多，文臣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两宋时期的宰辅差不多都是通达贤能的读书士人，而地方州官，更是文臣充斥，武官的地位和文官比较起来，愈发显得低下，能够参与到政治权利中去的，基本上都是文臣书生。这样，在有宋一代，出现了一种十分突出的书生治国典天下的现象，为历代所不及。

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字则平，幽州人，后迁洛阳。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读书人，知识水平一般，却于治国方略上很有头脑，刚毅果断、足智多谋，在宋初的一段时间内，赵普算是个书生类型的智囊人物。他在后周时就是赵匡胤的幕僚，辅佐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于乾德二年（964）升任宰相，辅佐太祖加强中央集权。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强干弱枝、分化职权等为政策略，都离不开赵普的谋划。然而赵普终究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要差许多，宋太祖自立朝以后，深感“该用读书人”，所以劝他的智囊宰相赵普也多读点儿书，从此，赵普的角色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他每次从朝中回到家里，就关起书房房门，从他的书箱里取出书来，开始认真诵读，有时甚至到通宵达旦的地步，次日上朝处理政事，仍然是十分地敏捷。赵普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书箱里就放着一部《论语》，而且才翻了一半。从此，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便流传开来。可是不管怎么说，赵普的故事毕竟在一定意义上作了宋朝崇文抑武风气的先例，从此之后两宋的宰相，就知识层次而言，都是比较优秀的读书人。

宋朝的政治家中，都是读书人出身，其中不少人都名垂后世，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叶适、文天祥等一大批名臣。他们都怀有治国之志，在政治上都是很活跃的人物，充分展现出了宋代文臣理国典事的历史风采，但是在他们的求治中，也处处体现着一种源自于唐代古文运动以来的对于“道统”的淡淡的忧愁。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其著名的散文《岳阳楼记》中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段话体现出了范仲淹等名臣时刻以家国为忧的情怀，为历代所传诵，此中也表达出了文人们始终如一的“道”的理念，文人治事，忧“道”愁“统”，一代士人治理国家的千愁万绪于此也就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

而宋神宗时的宰相司马光，更是以远迈前代的宏远气概编纂了《资治通鉴》。司马光虽然是奉旨编纂，但是其结果却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读书人的“道统”观念和作为文臣的治国理念，他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卷首即评论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从这段“礼”“分”论中，不难窥见司马光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内心所具有的承袭传统“道统”的观念，其思想也对后来的理学家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资治通鉴》一书第二百九十四卷卷末，司马光将他编纂此书的目的及其文臣情怀再次做了抒发，他说：“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有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可见，司马光倾毕生之力而编纂的《资治通鉴》，在致用层面就是要做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为政治之资鉴，所以，《资治通鉴》一直为后世历代君臣必读之书，更是历代读书人治国安天下的必读书，这部书承载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朝文臣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这种观念是深厚而沉重的，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于兴替之中，别有一番读书人所不堪的情怀。

南宋偏安江南一隅之后，虽然已经失去半壁江山，却仍旧不主武功、不事武力北伐，仍旧是不煴不火，文弱之气有加无减，尽管大臣奏请北伐的所在多有，但是整个宋室却一直没有强硬起来，所以像辛弃疾这样的爱国人士才会不得不以一己之力去敌一国之兵，本欲“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结果还是“可怜白发生”，乃至于最后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来结束了一个朝代的文弱。宋朝的重用读书人，本是皇家传统，逐渐也就形成了一朝的风气，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风尚，所以两宋一朝，出现了极其兴盛的文人典政的局面。但是自古文人多空论，纠缠于文道之间，说理辩义，无有已时，也许也正是由于书生治国的缘故，两宋才一直显得文弱不禁武功。然而书生典政，倒也并不是弊窦丛生，因为文臣受学于孔孟之书礼，故而在政治上十分讲求儒学思想和儒家秩序，誓死捍卫“道统”，即使后来理学诞生后，亦未放弃此种道德教化的功用，这对于稳定政治统治而言，是颇有好处的，因为道德教化，往往在书生士人看来是整个社会政治秩序至为重要的一面，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是此意。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样的道德教化的推行，恰恰能够在实行中造就一批为朝廷效死力的文臣武弁，所以，宋朝虽然有文臣之间的争执甚至很激烈的党争，但是却从未出现过大的内讧和分裂。两宋在文学、思想、艺术等等文化方面，更是竞相争艳，登上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不能不说是有赖于两宋的文人政治局面所奠定的和平稳定的社会根基的存在。

大变法——王安石与司马光

自宋朝建立以来，一转唐朝开拓疆土的恢宏气势而为守内虚外的内卷政策，实行中央集权的强干弱枝，本着坚强中央权力的中心点来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结果，宋朝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却也留下了不少的弊端，最为突出的“三冗”问题即是其表现。然而，宋朝自建立之初，自太祖即形成了一种“祖宗之法”，嗣后历朝君王，都依照此种成法办事，所以宋朝自草创之初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始终未能很好地得到纠正和根除，天长日久，弊端愈演愈烈，各种矛盾不断显现，严重影响了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北宋建国至宋神宗赵顼时，已历经一百零八年，这百年来的积累，使得大宋河山一片锦绣，但是其自立朝以来的弊端也愈积愈深，矛盾日益突出，所以，神宗变法已经是势在必行之事，因此，熙宁、元丰年间以王安石为宰相，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大变法。虽然后来变法遭到挫折，以司马光为首的新宰相断去新法、重新理旧，但是，这次大变法的影响却波及整个宋朝历史，且对后世发生了莫大的影响，整个中国的11世纪是与这场空前绝后的大变法紧紧纠合在一起的。同样，这中间的整个的历史，也是与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似乎站在对立面的历史人物密不可分的，而隐藏在二人背后的，却仍然是“道统”二字的无尽纠缠。

王安石画像

范仲淹画像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还有一个“庆历新政”的出现。北宋的矛盾，到仁宗时期已经是尾大不掉了，经济上开始颇感困窘，吏治腐败也日甚一日，加之北方政权的相继建立和骚扰，更加使宋朝开始力有不逮。内外交困之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文臣开始呼吁改革，改革的声浪一潮高过一潮，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以范仲淹、欧阳修等几个重要的官员为中心，北宋王朝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变法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宋仁宗有鉴于大臣们不断地要求变法的奏请，任命一贯主张改革的欧阳修、蔡襄等人为朝廷谏官，任命范仲淹和富弼为参知政事，在中枢权力机关上完成了主变派占主要地位的调整，该年十月，宋仁宗颁布新法，令行全国，以革除旧弊，“庆历新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庆历新政”的主要纲领是范仲淹的《上十事疏》。范仲淹于庆历三年九月上奏了他的这片疏言，其“十事”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从范仲淹的改革内容来看，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而其中的中心问题则是志在改革官制，即北宋相当浮糜的官员“磨堪”，规定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这导致了官员都坐等升迁、无人办事、效率低下、官场冗滥、腐败丛生。因此，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便及时地针对这种局面提了出来，欲对症下药，以解决官场积习。除了他的奏疏外，富弼也上了他的《安边十三策》，重在军事。

然而“庆历新政”自宋仁宗庆历三年十月施行，经过短短的八个月，到次年五月就宣告失败。“庆历新政”之所以遭到挫败，主要的问题就是改革官制的阻力过大，范仲淹等改革派志在革除积弊，对“磨堪”进行大的整顿，这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大批权贵的切身利益。所以，在新政开始不久，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官员都起来与改革派为难。不久，范仲淹和富弼先后外放，后又遭到贬谪，“新政”派官员受到了沉重打击，“庆历新政”也随之偃旗息鼓了。然而“庆历新政”却给后来的王安石大变法奠定了基础，其先锋影响在宋朝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

“庆历新政”失败了，宋朝的积弊仍然存在，且日益恶化，大有已成累卵之势，尤其是北方边患的日益加深，这使苏轼、王安石等一批后起的宋朝官员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于是继“庆历新政”后他们仍然要求改革，无奈当时宋仁宗已届晚年，也无力再来一场像“庆历新政”那样的变法了，所以终仁宗一朝，未再变法。嗣后的英宗虽然有改革之志，却身体多病，承大统四年便驾崩归西，改革的重任，留给了宋神宗。

宋神宗初登大统之时，是锐志改革的，他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了宋朝自立国以来所面临的国弱虚糜的严重困难，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因此，他即位之初即开始着手进行改革的准备。然而前已有“庆历新政”之覆辙教训，此次变法，不得不慎重行事。所以，宋神宗在选定变法主要人物的问题上，颇费脑筋。经过一番挑选对比，宋神宗最终圈定了王安石为变法的核心人物。之所以用王安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曾经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上了一道呼吁变法的所谓《万言书》，针砭时弊，言之凿凿，呼吁“法先王之政”、变革当前的法度，以求得太平盛世。王安石的《万言书》虽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第二次变法，但是却在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王安石也因此而在朝野内外赢得大名。宋神宗要变法，要找到一个敢于任事的、有胆魄的大臣，当时最得圣心的无人能出王安石之右。所以，王安石便被推到了时代的浪尖上来了。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蓄势已久的大变法正式在全国推行，史称“熙宁变法”。变法的推行者是以王安石为核心的一批人，他们背后直接以宋神宗为依托，故而才能在北宋当时复杂离乱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变法改革集团。

王安石的变法内容主要涉及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的改革，但是没有像以前的“庆历新政”那样进行官制方面的大力改革，这明显是吸收“庆历新政”的教训，以期减少改革阻力。在经济方面，主要是着力推行了六大方面的内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这些法令中比较重要的像青苗法，即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由结保的农户向政府直接贷款或贷谷物种子，待秋收后再按息偿还，这是针对豪强大户兼并之弊的，以恢复民力，此法不久即行之全国，引起的反响很大。再如方田均税法，就是要通过丈量清楚土地，按地均税、杜绝逃税之弊，以增加政府收入。王安石的这些经济政策，可谓是“富国”之策。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也展开了“强兵”之术，军事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保甲法、保马法、设立军器监、将兵法等等，这着意于改革宋沿袭已久之“冗兵”的局面。在文教政策上，王安石主张科举中间“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改考务实致用层面的经义论策。为了与此相适应，王安石还主持注释了《诗》《书》《周礼》之义，合称《三经新义》，颁行天下，以为考试之标准。同时王安石还进行了太学等学校制度的改革，其改革的目的，其实只有一条，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务实致用的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来发展教育，为国家延揽更多、更优秀的士人，逐渐从本源上改变立国百余年来形成的“冗官”的积弊。

王安石的改革，无论从内容还是力度上，都是宋朝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变法，也是整个中国11世纪中最大的变法改革。然而，百余年来的积弊，也绝不是一朝之内可以解决的，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这次变法中，王安石个人的理想化因素和崇古思维，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这次变法的走向。变法从一开始就淹没在了反对者的一片声浪之中，有的起而攻击王安石本人，比如度支审院通判王益柔就说：“人君之难，莫大于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于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贤否也。若唐高宗之李义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卢杞，宪宗之皇甫镈，帝王之鉴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无足论。明皇、宪宗之聪明，乃蔽于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犹足以致祸，况诵六艺、挟才智以文致其奸说者哉。”此语含沙射影，意在攻讦王安石本人是奸臣贼子。有的则是起而攻击新法的漏洞和施行的恶劣效果，有的是反对王安石这种大变全变的过激做法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其中，反对派的领军人物司马光就不认同王安石的做法。司马光虽然不是一成不化的老保守派，甚至他本人也曾经进行过新的改革，但是，他却对王安石的变法行为极为不满，他只强调局部、小范围的就病治病的改革调整，不赞成王安石式的大变乾坤的做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司马光曾经对宋神宗说道：“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这句话就充分体现了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大变法的态度。

其实，在这场“熙宁变法”中，置身事外的司马光虽然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但是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则是一致的，只是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以其生气勃发的书生意气，意欲围绕经济、军事等大弊之区，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解燃眉之急。而司马光则认为在当此王朝守成时期，不能偏于过激，而应通过对伦理纲常的逐渐整顿，将存在的弊端慢慢消除，以防出现动荡局面。从变法实际实行情况来说，王安石虽然有一身的抱负，但是他在变法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任人失误，以至于使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弊端丛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以此观之，司马光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证明了其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和稳健。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是私交甚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变法政见不合，导致难于在政治上合作，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样，司马光退居洛阳，倾力编纂《资治通鉴》。

王安石的变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比“庆历新政”还要大的阻力，朝廷内外，一片反对声浪，在这种局面下，王安石不得不提请辞职，宋神宗也无可奈何，只好准奏，外放江宁知府。

此后十个月中，宋神宗依旧施行变法，而且开始事必躬亲，直接参与领导和过问变法事宜，在周围大臣的不停争论中，神宗觉得只有重新起用王安石，才能够以一贯的魄力继续进行改革。所以，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重新被起用，继续主持大变法。然而，经过整整十个月的罢相外放生涯，王安石的改革意志虽然未挫，内心却受到了莫大的伤害。王安石是个很富才思的读书人，能诗善赋，却不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他的前后经历给他以很深的打击。尽管司马光等反对派最终未能拗过宋神宗，宋神宗依旧信任王安石而让他复出，但是，这对王安石而言，已有天地之隔了。所以，王安石这次拜相后，面临着仍然很大的改革压力，他的锐气已经不比当年，尤其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吕惠卿反过来攻讦他，使他受到很大打击，加之次年他的爱子又先他而去，王安石不得不于熙宁九年（1076）十月再次罢相，以“判江宁府”的散职再次到了江宁。他在江宁城东蒋山白塘边上盖起了几间房屋，自名“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俨然已有隐者意。果然，翌年夏，他辞掉官衔，在半山园过上了陶渊明似的恬淡日子，同时开始研习佛老学说，与世俗已经无争，这与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政坛上的王安石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历史，往往是这样的令人无奈。

两年后，即公元1078年，宋神宗改元“元丰”，依然推行他的新法不辍，然而无论从力度还是实效来看，元丰年间的新法，都不如熙宁间的。七年后，即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带着他那未尽的变法事业驾崩，新法丧失了根本性的支撑。年仅十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神宗死后，司马光当即被皇太后高氏迅速召进东京，匆匆之中拜得相位，全权主持废除新法的事宜。六十七岁的司马光重新踏上了政治舞台，并且进入了朝廷权枢中心。当时，废除新法的浪潮十分高涨，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一开始就不赞同，结果，他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新法、抛弃新法的变更。由于主要的动作是在次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进行的，所以司马光的回流政策又被称为“元祐更化”。就在这一年的四月，王安石也在无声无息中赍志而殁。司马光着手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调整和废除，以老年之身担当一国之任，结果一年半后，由于操劳过度而死于任上。至此，中国11世纪大变法的一位君主和两位大臣先后殒殁，留给后人的，便是无尽的褒贬评说。

中国11世纪的大变法就此落下了帷幕，历史留下了宋神宗和他的两个臣子——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名字。这场变法，随着历史的演进，其影响愈来愈大，究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亦或是“非大坏不更造”，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两个选择。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一动一静，渐渐成了这场变法的代名词和对立的两极，也代表了11世纪的大宋王朝的文人的两个方向。王安石与司马光，“文”与“道”的无尽纠缠，孰对孰错，委实难以骤然理清。

大变法，留给了后人一个无尽伤感的王朝的背影。

有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

唐宋两代，文学诗赋异军突起，大兴其道，文坛上先后出现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和曾巩等八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其散文、辞赋、诗歌，皆可称一代风流，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以此八大家为代表，文学一时称盛，传诵千古。

自韩愈将“古文运动”大张旗鼓地加以复兴以来，古文家们就一直在“文”与“道”的两极中冲突，强调“文以载道”、重建道统的重要意义。以韩愈为中心，古文学家们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作家群体和社会政治群体，他们在诗文创作、道德文章、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力求复兴儒学。

这种传统，被宋朝的文人士人所继承，将“文以载道”的思想继续加以发挥，逐渐在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形成了儒学主体的社会政治秩序，“光复”了韩愈所求的传统的“道统”。古文运动在文学方面也是代有传人，欧阳修、苏轼等宋朝文人学士，高举有唐以来的古文运动的旗帜，以六家风流扭转了文风，树立了新风范。在八大家中，除了韩愈和柳宗元外，其余六位都是宋代人氏，可谓是八大家风流占尽千古事，而宋六家又风流占尽八大家。宋朝之所以能出现这种文学上的盛事，开创一代儒士新风，是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的，而宋朝的环境中所孕育着的儒家文人，也在那特殊的氛围里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走向。

自唐代以来，有所谓的“古文运动”的兴起，并直接在中国文学史，进而在中国思想史的领域中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古文运动”由此长期受到世人的关注。这里所谓的“古文”，是指由韩愈率先提出反对唐朝时的所谓“时文”即骈体文或称骈文，提倡采用先秦两汉时形式自由活泼的文体而作言之有物的文章。骈文是魏晋以来形成的直到唐朝前期仍然流行的一种文章体裁，它十分讲求对称的骈偶句法，日久流于具文，专求辞赋的华丽工整。到六朝时，发展到了外观辞藻华丽，内窥则空洞无物的地步。诸家作文，不求实用，不求言实物，仅仅就修辞句章反复斟酌，只要文章华美，即达目的。更为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当时的士人已经开始受骈文的影响而将骈偶修辞等用法用进了公文奏议、议论信札中去了，结果导致了政治章奏的文学化，降低了行政的效率，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影响了思想的自由发挥和表达。

因此，韩愈才主张复兴“古文”，即先秦两汉时的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自由活泼的文体。

骈文的一统文坛，使得文章逐渐在日益华丽的辞章中生气丧尽，“意浅而繁，文匿而彩”。这种状况，到了唐朝初期一直继承下来，但在唐朝已经开始有所活泼，虽然骈文的使用已经生机衰颓，但是却仍然占据着文坛，况且，唐朝王室推崇道教，加之佛教的浸润，导致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被排挤到边缘，这对受儒家道德文章熏染的士人来说，是一个很揪心的现实问题。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残酷现实，更加使得一部分现实感很强烈的士大夫急于寻找挽救衰世的方案。他们最终的结论，认为是由于人们背离儒家传统所导致的，当前的挽救之方，只有重新树立儒学的中心地位。因此，“文”与“道”，就在这个层面上联系到了一起。

为了对抗骈文，解放人们的头脑和手脚，进而恢复儒家思想的教化功能，恢复士人心目中真正的“道”，影响巨大的“古文运动”应运而生了。古文运动变骈为散，是着意要将人们的头脑解放出来，能够自由发挥想像、能够把个人的能动性充斥进文章中去、能够经事济世。而由此应当注意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古文运动”其实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上的一场运动，更是一场古文家带着浓厚的“托古文以改制”的复兴传统儒道的运动；变骈文为散文，利用散文来宣扬正统思想，以复兴唐朝、复兴儒道。所谓“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即是此意。“古文运动”在此规划出了一幅将“道”贯注到“文”中以实现“道统”的蓝图，而“文”与“道”的无尽纠葛，也由此拉开了真正的帷幕。

“古文运动”的造势与复兴，韩愈功不可没。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政治上极力维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具有极其强烈的传统儒家的“道统”热情；在文学上文采飞扬，恣肆不可遏抑，所谓“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所以，当他切身投入进古文复兴运动中的时候，便犹如利刃探囊，最终以其个人出众的才华，使古文运动逐渐由唐朝初期的黯淡而走向喧嚣，尤其围绕着“文—道”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古文运动最终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仅由于韩愈深厚的儒家理论功底的表露和辩论的机锋，更是由于他才华横溢的散文文章的深入人心，从实践的层面对骈文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冲破了骈文的思想藩篱，一展散文体的清新和思辨，以突出的成就重新奠定了“古文”即散文体在文学上的中心地位。

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的时候要师法古人，即他本人所谓的“宜师古圣贤人”，但师法古人古文，也不能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放弃或者潜入句读中去。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其意思即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修习“道”，学习古人的“道统”，这也就是韩愈所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思想是古文运动所提出来的一个尤其能表达其精髓的口号，它将“文”与“道”紧紧结合到一起，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统一。要理解韩愈的古文运动，只要能够充分理解这一口号，就基本上可以窥见这场运动的内质。韩愈这里所说的“道”，既兼有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的双重含义，又含有重新建立以传统儒学为中心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深刻含义。这些思想在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文章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表达，他对“道”的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视的，尽量做到一致。韩愈的这种思想和孟子的精神比较一致，而他生平最推崇的就是孔孟。

第二，在学习模仿古人的“古文”散体风格之时，还要注重独创。这就是韩愈一再强调而又为后世所推崇备至的“词必己出”。在此之前的骈文，写作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好用典故，后来几乎典故充斥了整篇，滥用之风亦盛，缺乏自己的创造，日久天长也就严重束缚了头脑，只知道沿袭古人典故。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同时为了避免像骈文一样走入滥用典故、死学古人的死胡同，便极力强调文章的独创性的重要，要求在学古文的过程中要做到“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这些都有如古文运动的警示和大旗，昭然蓬勃于骈文之上，凌气自足，千古同叹。在古文的学习中，韩愈也充分强调个人对古文理解的重要性，他说对古人之言要做到“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以自己的心得体会来理解当日之情景，力求做到文外文内相一致、古今道统相沿袭，这样，才算是得到了古文运动的真意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二十一岁登进士第。顺宗即位后，王叔文等执政，他参加了王叔文的集团，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如罢宫市、免进奉、擢用忠良、贬谪赃官等，但王叔文执政不到七个月，因为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攻而失败，柳宗元也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卒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由于长期被贬谪在南方，所以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的影响大，但是他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知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和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也就是要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柳宗元对骈文也持批判态度。他在《乞巧文》中就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指责骈文“金玉其外”的表象。他推崇先秦两汉的经典古文，认为是“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主张下笔为文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要旁考《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

和韩愈相比，柳宗元更加偏重于对情感的含蓄表达，正如他自己在他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说的那样：“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和韩愈相反，柳宗元是信佛的，他也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因此，他常常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之下，他的作品虽然在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含蓄上却超过了韩愈，而且柳宗元的文风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更能令读者回味。在语言的外在形式上，他更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他的为文向来以“峻洁”著称。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在《柳公行状》中则借赞美柳浑散文提出：“去藻饰之华靡，汪洋恣肆，以适己为用。”

柳宗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展了古文运动，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虽然在诗歌辉煌的大唐国度，他的诗歌数量十分有限，但在散文方面却成为一代大家。

在议论文、寓言等方面，柳宗元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议论文如脍炙人口的《封建论》，不仅逻辑谨严而且文笔犀利而流畅；《捕蛇者说》则通过渲染捕蛇之险来反衬赋税之沉重，篇幅虽短而主题深刻、波澜曲折；寓言如《三戒·黔之驴》借驴来比喻、讽刺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的道理，来比喻那些“不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想像丰富奇特，语言犀利精练。

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游记。他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寄情山水，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小石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小石城山的“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等都是他“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表现。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地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突破了过去散体文偏重实用、以政治和哲理议论为主的局限，改变了散体文以先秦两汉诰誓典谟、史传书奏为典范的观念，从而确立了抒情山水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北宋真宗至神宗年间（998～1086），国家渐趋稳定，国力慢慢达于极盛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持续繁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思想文化的复苏活跃以及宋朝廷优礼文士的温和政策，都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所以，文学在经历了晚唐、五代的衰靡不振之后，在宋代文坛上又开始出现了人才辈出的兴旺之象。其中以欧阳修为首的一批文人脱颖而出，成为这一大群优秀人才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在北宋六家中，以欧阳修为最先，其文采辞章、政途宦迹，皆可称宋代文人学士之先锋者。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清贫，其启蒙时期有赖母亲以荻画地，教其识字书写。欧阳修才思聪敏，年少作文，即可“下笔出人意表”，《宋史·欧阳修传》中亦言其“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一时传为美谈。他奋发读书，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得中进士甲科，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自此踏入宦途，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宋神宗时期又迁兵部尚书，后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欧阳修历官一生，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尤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宋仁宗称赞他：“欧阳修者，何处得来也？”他迭遭排挤贬谪，但是其高风亮节，足叹后世。欧阳修于文才辞章，颇有心得，下笔纵横恣肆、文思泉涌不可遏抑。所以，除了他的政治才能之外，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为朝廷所重视，故而往往在贬官不久后便重新得到起用。其政宦此起彼伏，与其横溢之才华颇有渊源。

欧阳修在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在他刚刚入仕的时候，正值名臣范仲淹呼吁改革，欧阳修认为北宋一朝发展到当时，积弊已经比较严重，因此他坚定地支持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评价范仲淹“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因此也主张除去旧习、务行宽简、精兵简政等等改革措施。欧阳修晚年又遇到了王安石大变法，他以一个老成持重的政治家的眼光，和司马光存在着一定的共识，对王安石的激进策略有所抵制和抨击，但是这也并非是一种保守思潮在作怪，其背后的政治磨砺给他带来的成熟眼光，倒是不可忽略的。

政坛上的经历，是和其文学相辅相成的，欧阳修在文学上大倡改革，力主改变自宋初以来沿袭已久的“西昆派”诗文，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的精神，号召古文，以行“道统”。自宋初以来，随着社会的日益承平，诗文方面逐渐出现了立于此种基础上的浮华气象，其突出表现就是一种“西昆体”诗文的流行。西昆体诗文，表面上华丽章袖，实际内涵贫乏，更毋论其社会意义，其所存在的风气，犹如魏晋以来之骈文一般，起初虽然清新，但是日久天长就演为具文而无血肉。因此，为了矫正西昆体给文坛带来的流弊，欧阳修上承韩愈之道，大力提倡古文。欧阳修于文学观点上远师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以“道”为实际内容，以“文”为表面形式，一内一外，一体一用。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对“道统”的修养，认为要使自己的“文”出彩，就要依托于“道”的修养，要“师经”，进而“师道”，最后才可厚积薄发，做到“文”与“道”的完美结合。同时，欧阳修又突破了韩愈的比较空泛的主张，开始向务实致用的实践层面上去努力。在“文”与“道”二者的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既要并重，重“道”重“文”，又要注意防止空蹈“文”言，要着重于在实际中切实做事、不务风华，非常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提倡“事信言文”。欧阳修以此为准绳，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赞成和支持，另外，他还注意提拔后进，培养出了王安石、曾巩、苏轼等一代新进文臣和作家。而他所提携上来的年轻一代，最后又很好地贯彻了他的主张，把他的言论付诸于实践，最终带来了新的大家。可以说，欧阳修着力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成功。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这也正是其承接“古文运动”的结果。比如他的《醉翁亭记》，就写得委婉曲折、风格清新、秀句迭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为千古所传诵，他在政治风雨之中的从容情怀，表露无遗。《宋史·欧阳修传》中评价他的文才辞章时说：“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可见其文学成就之高、当时名誉之重。

欧阳修的诗词也颇有成就。他的诗风与其散文很近似，讲的是“以文为诗”，语言流畅自然、风格清新自丽，不流于冠冕堂皇的华盖辞章。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而且善于论诗，其评论方式别具一格、随和漫谈，于自然之中流露评论之意，后人将他的评论辑录成书，即《六一诗话》，结果开创了一种论诗的新形式。欧阳修的诗歌，对于褪去“西昆体”的浮艳诗风起了非常良好的导向作用。欧阳修的词，词风清丽、几多幽怨，多承南唐之风，后人多说其与晏殊词风较为接近，但题材较晏殊词广泛，涵盖有述怀、咏史、民情、风俗等方面的作品，艺术价值也都很高。

总之，欧阳修在宋代文化史、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开启新阵营的领军式的人物，唐朝有韩愈，宋朝有欧阳修，其突出成就为天下人所共仰，苏轼曾经说“天下翕然师尊之”，可见其地位。经过欧阳修的提拔栽培，宋代逐渐崛起了一批优秀的文士，继承了韩愈、欧阳修的优良传统，开创了一个亘古的文学盛世。

由欧阳修的提拔而入仕的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建昌郡南丰人。《宋史·曾巩传》中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从而深受欧阳修的器重，愈发得其提携。宋嘉祐二年（1057），曾巩得中进士，自此入仕途，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中书舍人等职。

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乃欧的门生，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持欧阳修在诗文方面的革新运动，并且所作诗文也都循此线而行。曾巩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相信“文以明道”，并将欧阳修的“事信、言文”等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及碑铭传记上来，使欧阳修的“文道”观念又得以扩大。曾巩平生作的最好的是其道德文章，他十分推崇“道”，比之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不太注重文章的雕饰，所以，曾巩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平凡的一家。但其儒学正统之“道统”气味则十分浓厚，自呈一家风采。曾巩的散文朴实简洁、笔锋犀利，破除“西昆体”的雕琢堆砌，其深切往复、善于自道的创作手法对后世古文作家的风气影响颇大。曾巩的好友王安石就曾经在《赠曾子固》中赞扬他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而后来苏轼也评论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宋史·曾巩传》在评论其文章时说：“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可见其影响之大。曾巩的文章，长于议论、善析微言、阐明疑义。他的政论文写得言辞质朴，“道统”之味甚浓，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等等。其记叙文亦常多议论，如《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等篇章，时刻不忘评论古今之事。曾巩在作诗方面，也甚有所传，其诗今存四百余首，尤以七绝成就较高，传有《元丰类稿》五十卷。曾巩的诗，虽然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因为他的喜言“道统”义理的习惯，所以他的一些诗文存在着既言文又言理的倾向，倒也可见曾氏风气。

总而言之，曾巩受欧阳修的影响很大，却又“道”支别出，一路发展开来，其倡导“文以明道”，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除曾巩之外，得到欧阳修赏识的还有苏轼。苏轼可谓是宋朝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人物，无论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等，皆抛不开他的存在。而他与他的父亲和弟弟同列“唐宋八大家”这在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苏轼的父亲。《宋史·苏洵传》中记载说：“苏洵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经过数年寒窗，“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可见，苏洵文章作得也是很好的，其一家的发迹，也是与前辈欧阳修的奖掖分不开的。苏洵为文，大有风气，纵论古今、游刃有余。在思想上，苏洵也继承了“古文运动”之道，同时主张致用，他主张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能够“施之于今”。苏洵对现实是很关注的，所以他常常在其政论文中抒发情怀，同时往往提出一些主张，例如他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议论文中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审势”“定所尚”，主“尚威”、主清明吏治、破磨堪积弊，以此激发国人进取之心，达到王朝中兴局面。他的政论文写得大方有气，且常常以古鉴今，其作《六国论》，就是以古鉴今的好篇章，寓意宋朝要竭力振兴才是。

苏洵的散文带有强烈的政论文的色彩，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十分具有说服力。欧阳修曾经称赞说“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些评价，都比较中肯地点评出了苏洵散文的特点。苏洵的散文还有清新隽永特色的，但是其最长处，还是政论的部分。苏洵曾经自己评论自己的文章说：“能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可见他对自己的文才也是相当自负的，才情具发于一。有《嘉祐集》十五卷传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均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苏轼在诗、词、散文里所表现出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标志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展现了韩愈、欧阳修以来的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运动的突出成就。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散文、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石钟山记》《放鹤亭记》《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均为传诵千古的名篇佳作。苏轼在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在于他和欧阳修一起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散文风格，世称“欧苏”。苏轼的散文也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苏轼在文学思想方面强调“有为而作”，主张自然洒脱、不拘成例，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同时，他反复强调“辞达”，重视表达文章思想内容本身的作用，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注重辞章在这方面的运用。

苏轼的诗作，清新自然、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又风格多变，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标志着宋诗的走向成熟。苏轼的诗，今存有二千七百多首，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海棠》《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赠刘景文》《春夜》《荔枝叹》等，直到现在仍然为人们所传诵；苏轼的诗，还善于运用新奇形象的比喻来描绘景物、阐发哲理，比如《题西林壁》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描述事物之中阐发作者心中的义理，往往令人耳目一新。苏轼诗的这种特点，也正好是宋诗重理趣的特点的表露。

苏轼在文学上最大的成就，是他对词的气象的开拓，他冲破了晚唐以来的柔弱之风，开创了豪放一派。词自“花间”以来，一直走着绵软香艳的狭窄之路，至苏轼冲破了这种脂粉气，改变了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架，扭转了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作风，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并且承袭韩愈、欧阳修的倡导，力主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把古文运动的思想扩展到词的领域里来。在词的内容方面，苏轼多方面吸收了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而且，为了充分表达出词的意境来，有时还不拘成例地突破音律上的束缚。总之，豪迈奔放的情感、坦率开朗的胸怀，一直都是苏轼诗词的浪漫主义基调。他和南宋的辛弃疾把词风逐步扩大，成就了卓绝千古的“苏辛”豪放词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种词气情怀，唯苏轼有之。

苏轼其人，才华横溢。诗词文赋之外，也很擅长书画。苏轼尤擅行书、楷书，其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等人，又能自创新意。书法史上，苏轼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书法之外，苏轼亦工画作，尤能画竹与枯木怪石，画论主张“神似”，主张“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苏轼的画迹现存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均可从中一窥苏轼的画风。

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很注意提携奖掖后进，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人，就都得到过苏轼的提携，但其四人都各有特色，在文艺方面各有成就，彰显苏门风采。

苏辙（1039～1112），苏洵的儿子、苏轼的弟弟，字子由，号颖滨遗老，亦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因为家中父亲苏洵“老苏”、哥哥苏轼“大苏”均有声望，所以苏辙便得有“小苏”之称。宋仁宗嘉祐年间进士，累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卒谥“文定”。苏辙作文，汪洋澹泊，颇类其兄苏轼。苏辙之学，一如其父兄，遵承古文运动，以传统儒学为主，其生平最倾慕孟子，又遍观百家言论。苏辙作文，擅长政论和史论，能够针对时弊、以古鉴今。他在古文写作上，主张要“养气”，即修炼身心，同时又要努力阅世，以增加阅历，这样，作文才可能情发乎一、言之有物。《宋史·苏辙传》谈到他的文才时说：“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适。”可见，苏辙的文才也不让其父兄。“三苏”之美，殆可为有宋一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之佳话。苏辙著有《诗传》《春秋传》《论语拾遗》《孟子解》《龙川志略》《古史》《老子解》等作品，有《栾城集》八十四卷，《栾城应诏集》十二卷等传世。

宋朝六大家中，还有一位并列星斗之人，即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抚州临川人，因曾封荆国公，故后人称其“王荆公”，他官至宰辅，以实行宋神宗时代的大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名垂后世，而其诗文辞赋，更是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

王安石也是得到过欧阳修的提携奖掖的，所以他在文道上，也遵循了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的一派。由于十分关心现实社会，所以他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却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和辞章的刻意雕琢，也不太注重从感情上动人心弦，而是直接针砭时弊、层层深入、逐条缕析，最后明义、提出主张。因此，王安石的散文，一般来说都体现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立意上别具一格。其议论文《答司马谏议书》，就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辞，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其文传诵千古而不辍。

受其理念影响，即使做游记散文和小品文，王安石也不忘记“道”的宣扬，他的《游褒禅山记》充满了论“道”的理性色彩，如：“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中丰富的说理之意，已经十分的明显，也可见王安石的人生阅历。即使在像《伤仲永》这样短小的小品文中，王安石也在借事喻理，反对空恃天才、不学无术，强调学习的重要意义。

王安石的个性特点，就是比较理想化，他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心中美好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体现到文学上，也受到这种意识的影响。由于他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所以其诗文大多带有比较浓厚的致用色彩，并且多是直接涉及政治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

王安石作诗，也一如其人风格，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忧愁感伤，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的忧虑等等，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然而，在历经神宗朝的大变法之后，王安石于政坛之事，颇有顾忌，晚年罢相隐居江宁后，其诗歌风格也较前期为大变，逐渐开始注意凝练语句、增加艺术品味，整体的风格开始澹泊下来，如他的《泊船瓜洲》曰：“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中间的政治热情，已然消退了，谈“道”之风，也不再见到。王安石的一代才华，就此改了方向，流向单纯艺术的创作了。

“唐宋八大家”于遥领风骚之中，别有一番滋味，他们都以其出众的才华，造就了文化史上的一段卓绝千古的才子佳话，开启了文化史的一个崭新的走向。

12世纪前后的幽暗意识——苏轼的悲欢离合

北宋文臣士人，于国家、社会和人生等诸多问题，开始诞生出一种忧愁意识，这种忧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王朝的巩固，进至12世纪前后的时候，开始愈发显得沉重，呈现出了一种“幽暗意识”。这种意识，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阶层中间，他们对家国社会的无尽关心往往和政治仕途上的坎坷历程相始终，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在大多时候是忧郁感伤的，他们的主要问题是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文”与“道”的无尽纠缠。在这方面，苏轼的经历或许可以说明这一“幽暗”的风风雨雨。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嘉祐二年得中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和中书舍人等职，一生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帝王。虽然他是北宋卓绝千古的文学大家，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是另走一路，他的主要的政治转折点是在宋神宗大变法时期。苏轼本着自己的理念，既反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后来司马光尽数废除新法，这种政治上的两难境地，使他于新旧两党均受排斥，故而仕途坎坷多变。以著名的“乌台诗案”为标志，苏轼的仕途算是坎坷到了极点，而他的幽暗意识，也算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即便如此，苏轼仍然不改初衷，结果被一贬再贬，后来在北返回京途中于常州逝世，时在公元1101年，乃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之时，若无帝王换代之事，谅苏轼仍旧不得还京，仍旧得立身外放境地“对影成三人”。

苏轼一生，最可影响他的，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乌台诗案”，而整个“乌台诗案”的经过和影响，也真正可以流露出北宋士大夫的心境来。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从徐州任上又出任湖州知州，他在同年四月到达湖州任后，按照宋朝朝制向宋神宗呈表以谢恩，并禀报已遵诏到任。然而，这份看来很普通的呈谢表，却在宋神宗变法的年份里一石激起了千层浪，最终为御史台引申出意义来，引发了北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段“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在这份《湖州谢上表》中说：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埋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摆寘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团多矣，臣犹如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不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从中不难看出，苏轼于谢恩之中，颇带了一些怨气，而于谢恩之时，也的确难免。然而，由于苏轼起初贬官外放就是因为对大变法持不左不右、不新不旧的态度，所以现在起用之时的言辞，稍微有些许不满，即可令对他不满的人随事生发。结果，一些对苏轼不满的人开始群起而攻讦他，并从他的诗文中寻找出反对施行新政的言辞，来作为其反上的证据，必置其于死地。

不久，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以及御史中丞李定等三人，依托其所处的御史台的监察职能，分别上书宋神宗以“揭发”苏轼的胆大妄为、轻侮皇上以及诋毁新法等等罪状，批评苏轼“轼信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讪上骂下，法所不宥”，其人罪不可赦。另一方面，此时的宋神宗经历了熙宁时候的变法风雨，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正是大变法进行得十分艰难的时期，本来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辞官归隐江宁了，整个大变法的重担都落在了宋神宗一个人的肩上，满朝文武可用变法之人，已然凋零。所以，宋神宗改元“元丰”，希求能得到一个好的成效，他在变法的施行上，也逐渐地开始运用莫大的皇权权力来推动，开始走向皇权的独断。正值此时，却有三名御史接连上告苏轼的不轨之图，宋神宗当然如临大敌，变法到这个时候，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反对的声音。宋神宗命令御史台前往湖州。押解苏轼进京问罪。同年七月，苏轼就被逮捕，八月押解御史台牢狱之中，开始了漫长的受审过程。

当时因为都称御史台为“乌台”，而苏轼下狱又是因为曾经写的冒犯新法的诗句，所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被押解入京时，本有长子苏迈随同照顾，苏轼酷爱吃鱼，因此，他和苏迈有一个有趣的约定，即每天送饭时，如果事态安静，那么就送肉与菜来，如果有什么不好的预兆，就送鱼来，以作最后之餐。谁想，苏迈有一天外出办事，将送饭的事委托给了一个朋友，结果这个朋友出于好意，专门做了鱼给苏轼送去，以补充一下营养。苏轼接到鱼后，认为自己即将遭到不测，一时心灰意冷，急急写了两首绝命诗给自己的弟弟苏辙送去，以作诀别。此二首诗云：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饶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如葬浙江西。

他写的这两首绝命诗，情真意切，令人感伤无限。苏辙在接到苏轼的这两首诗后，当即上书宋神宗，要求辞官以赎苏轼性命，宋神宗大为惊讶，但是在读了苏轼的诗后，也不禁心动。本来，宋神宗就没有打算真的杀掉苏轼，这样一来，更加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满朝文武大员中，对因为诗文而获罪的苏轼案也颇为不平，认为宋朝开国百年来，从未有此等“文字狱”的出现，结果许多大臣先后上书恳求赦免苏轼，但是都遭到了贬斥，累及多人，“乌台诗案”扩大了范围，也更加增添了其影响。最后，由于包括宰相吴充和远在江宁的王安石等人在内的朝野的反对声音实在太过强烈，宋神宗便做了让步，最终赦免了苏轼，把他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一场长达四个月之久的几乎要到腥风血雨地步的“文字狱”，就此算是平息了下来，然而，这场灾难，却给宋朝文臣士人的心里投下了一方阴影，毕竟宋初以来的不轻易言谈罪臣死的家法传统开始改变了。

此后，苏轼就蛰居黄州，虽然处境仍旧十分不利，生活也很艰苦，他却带领全家人开垦荒地、自力更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给自己取号为“东坡居士”。虽然“乌台诗案”的阴影仍旧笼罩在他周围，使他的处境不是很好，但是，他本人则一如既往地豁达乐观。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作了一首词，名为《定风波》，词的初起之处的小款题曰：“三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全词为：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充分体现了苏轼豁达人生的一面，无形之中也流露出他历经坎坷之后的心境。词的上阕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句，可谓十分凝练，它将主人公一生的坎坷磨难以及豁达立世的生活态度尽数囊括；词下阕中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句，又是全词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十分形象地烘托出了主人公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洒脱的人生观，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的苏轼，历经了政治的磨难，其心境已相当成熟，于大涛大浪的“风雨”之中已经能够泰然自若。这句话乃是这一首词的思想意义的深刻性的所在，是本词的精华。同时，我们从这首词中，也可以体会到一种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淡淡的忧伤，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复杂感情，尤其当考虑到苏轼的宦海生涯时，就愈发显得重要。因为这首词是他在“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两年后所作，心境已经和以前有所不同，林语堂曾经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就此写道：“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也就是说，此时的苏轼，整个的精神为之一变，不怎么大谈“道”的问题，也很少纠缠于说不清的世事中去，于风雨过后，尽数体现了一个文人所具有的旷达情怀。

苏轼在海南绘影

苏轼从元丰三年（1080）到任，在湖北黄州做他的团练副使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才得以离开黄州，奉诏赴河南汝州就任。但是，由于从湖北黄州到河南汝州的路途并不像今日如此舒坦，而且苏轼的幼子也于此次跋涉中早夭，因此，苏轼最终又上书请求迁居常州。宋神宗同意了他到常州的要求，但是很快，宋神宗就驾崩了。宋哲宗即位，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懿旨之下奔赴东京，主持王安石变法之善后事宜，由于苏轼曾经和司马光一道反对过新法的施行，所以司马光很自然地就召他回京来。苏轼不远千里，重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京城。在司马光的提拔下，他很快荣膺礼部尚书，但是，此时的苏轼却并非完全赞同司马光废除新法的主张，为了防止龃龉丛生，他只好再度要求外调他职。这样，苏轼便得以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杭州做太守。这一段入朝又离朝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内，然而，它却表明了此时的苏轼经过在湖北黄州的亲身经历，开始从实际层面上来考虑新法的意义了，所以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激烈地主张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了，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苏轼的心境此时已然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于政治的态度和阅历上，开始走向成熟了。但是，苏轼的命运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在杭州任职没有多长时间，他又被召回京，不久又遭贬谪外放，直至宋徽宗元年大赦天下之时，方得重新起程回京，孰料又天不佑人，在回京途中病逝于常州，一个几遭贬谪的才子，就此陨落于星汉之间。他的命运起伏似乎体现着一种士人的无奈，在左冲右突之中，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确切位置，意识中间体现出来的，尽是淡淡的忧愁，即使是词中所表现出来的豪放大度，也似乎都是一种借物言心的表现。苏轼，仍旧在12世纪的舞台上演绎着那出知识分子的幽暗之剧。

困扰苏轼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理想与现实这二者的冲突，这从他的许多诗词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履历却难尽如人意，所谓“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即可见此意；而“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其飘泊沦落之感、世事浮生之意也油然而生；更为悲伤者，乃及于“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苏轼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冲突，他的努力也往往和实际效果相反，结果，导致他经常不容于当时的朝野中枢，以其一己之力来做心中的大业，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此种心境真的是变幻莫测，慢慢地也就发生了转变。所以，苏轼自“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以后，开始逐渐出入佛老、参禅悟道，将他的儒家风范逐渐磨合到一种淡淡的境地，由此又显现出苏轼的另一种矛盾即入仕与隐退的矛盾。苏轼由于理想与现实经常发生矛盾，进而直接关系到自己对仕途坎坷之路的看法，也就不断地徘徊在入仕与隐退之间。苏轼早岁即高中进士，历官宦海，上下起伏之事，已经所在多有，尤其当他的锐进的改革意气遭受到冷酷的政治挫折的时候，其面临的最大矛盾就更是直接成为是否隐退的问题，而就此隐退，未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对苏轼火热的心而言，又未免有些失落。他唱道：“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后来历经“乌台诗案”的波诡云谲之后，他的这种心境更为彰显：“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另一方面，他的心仍然未冷，又唱道“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等等，无不流露出心中的一片矛盾之情来。

苏轼的思想，总体而言，可谓是出入儒道又兼杂佛老。他能于儒家之中采摘入世之道，能在历练之中随进随长，同时，又能从佛老之中取得安然适意，所以他才能够做到经事济世、豁达乐观。他的这种杂间的思想和随缘安适的生活态度，也能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不平的，由于他虽然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虽然对新法有成见却又不支持司马光的大废除，所以他就既与变法派有矛盾，又同反对派有隔阂。由于身受欧阳修的熏陶，所以于古文运动以来的儒家理念颇为推崇，因此，在“文”“道”两方面上，苏轼纠缠于其中，却始终有着自己的操守名节。也恰恰因为这样，他才既不见容于熙宁、元丰，又不见容于元祐诸朝。因此之故，苏轼在坎坷的政治经历中，在自己的理念渐趋成熟中，慢慢实现了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从而，他抛弃了以前的年少气盛的“火气”，开始走向平和稳重。其诗词艺术的造极顶峰，恰恰可以说明他人生的大转变，而正是因为有了人生的坎坷的阅历，才使他的词赋有如此的魄力，呈现出“吞五湖三江”的气象，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也。

苏轼的悲欢离合，纵然自己的性格在其中起了莫大的作用，然而，他的主要的悲郁，尚是整个12世纪前后的北宋文人士子们的缩影。北宋到了12世纪，立国百有余年，然而其问题弊端也愈来愈多，这个时候，继承古文运动以来的以儒家“道统”观念立身的诸生士人，都在寻求机会施展自己的一番抱负，苏轼即是这样的一员。然而现实的政治斗争又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所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呈现出了极大的矛盾冲突，这对于这批知识分子，影响是十分沉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此将心思转向韬光养晦之术，开始以一种忧郁的态度观看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