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简史——唐代佛教的兴衰



唐代君主的狂热崇佛和会昌灭佛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漫长时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在六朝时渐臻稳固。在周武帝禁绝佛教之后，隋文帝又力倡佛教，佛教再度兴盛起来。唐代佛教更是发展到了顶峰，具有不同特点的各个佛教宗派也都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唐代佛教的兴盛与唐朝皇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唐朝实行儒、释、道三家并用的政策，不仅在政策上，还在经济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唐朝历代皇帝特别是一些有作为的皇帝都很崇奉佛教。

唐代的开国君主高祖李渊就十分崇奉佛教。李渊在做隋朝郑州刺史时，二儿子李世民时年九岁患病，李渊亲自到寺庙祈祷，李世民的病好了之后，他认为这是佛的“保佑”，为了还愿，他造了一尊佛像送到庙里供奉。在他登基做了皇帝之后，武德二年（619）在京师聚集高僧，设立“十大德”管理天下僧尼。之后，大臣傅奕多次上书请求灭佛，同时也鉴于当时寺庙的混乱状况，唐高祖在武德九年（626）下《沙汰僧道诏》，只允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其实他是通过这种手段来整顿、净化宗教组织。

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他大力倡导佛教。唐太宗自称是菩萨弟子，表示要皈依三宝。为了扶植佛教，他专门颁发《佛遗教经》。他在敕令中说《遗教经》是佛在涅槃时所说之经，其中劝诫弟子十分详细，但有些弟子对他却不够崇奉。因此，他下令由政府找人写经，所需的纸、笔、墨等都保证供应。印成之后，凡官在五品之上及各州的刺史每人发给一卷。如果看见僧尼行为与经文不符，宜公私相劝，令其遵行。唐太宗出于政治目的，还下令在旧战场建寺庙七所，度僧三千，超度双方亡灵。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国，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开始翻译佛经，在当时影响很大。

武则天上台执政之后，把对佛教的崇拜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女人一直是不能做皇帝的，一向以“牝鸡司晨，唯家之索”引以为戒，因此武则天做皇帝则名不正言不顺。而恰在这时，佛教的《大云经》使武则天看到了希望。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记载，载初元年（690），即武则天当上皇帝的第六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其中有一段经文说“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言天女……以是因缘，今得天身。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得大自在……汝于尔时，实是菩萨，现受女身。”武则天得到《大云经》之后，如获至宝，于是立即“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作为对佛教的回报，武则天大兴佛事，广建寺院，铸造佛像。在得到《大云经》之后，又过了四年，即公元693年，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又译出《宝雨经》十卷。在《宝雨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说东方有一个天子去见释迦，释迦告诉天子说，我涅槃之后到第四个五百年，如果佛法欲灭时，你便到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去做菩萨，现女身，为自在主，令修十善，建立寺塔，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这段话的时间虽然有些问题，因为佛灭到武则天时只有一千一百七十年，但地点很具体，就是指中国。武则天在得到这本经书之后，大加附会，认为所说的现女身，做自在主的就是自己。因此在同年秋天，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以显示自己做皇帝是佛的意思，并表示自己对佛教的信奉。另外武则天还亲自参加了《华严经》的翻译工作，并为之作序。她还对当时的高僧如神秀和慧能礼遇有加。

武则天画像

唐玄宗继位之后，有感于佛教势力的过于膨胀，曾经一度下令减汰僧尼，但还是很尊崇佛教。他在位时期，佛教宗派如三论、天台、唯识、华严、禅宗等都已相继建立。从开元四年（716）开始，印度一些僧人善无畏、金刚智等来到长安，他们在玄宗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式的另一派佛教“密宗”。玄宗还请不空大师到宫中给自己行了“灌顶礼”，从此玄宗成了菩萨戒弟子。开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佛教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玄宗之后，除武宗废佛外，其余诸帝基本上都信奉佛教。唐宪宗时期，崇佛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迎佛骨”的事情。当时传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面有佛的一根手指骨，塔门三十年开一次，开则“岁丰人泰”，宪宗听说之后决定迎佛骨入京，在元和十三年（818），他派太监领着一队和尚到凤翔寺迎取佛骨，佛骨到京之后，先在皇宫里供奉三天，然后分送各地寺庙礼敬供养。

但到了武宗时期，武宗崇信道教，希望能够服食仙丹成仙。在道士赵归真、刘玄静的煽动下，武宗在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武宗灭佛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当时佛教的势力十分强大，占有大量的地产，许多百姓为逃避赋役，大量托庇寺院，使国家的税收大量减少，再加上一些寺院还发放高利贷，侵夺民田，一些僧侣不受戒规，残害百姓，因此武宗决定灭佛。会昌灭佛共毁废大、中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庙四万余所，焚毁了大量的佛经，并强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还没收了寺院的大量田产和佛像等。会昌灭佛使朝廷增加了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武宗之后虽然也有皇帝想恢复佛教，但佛教已经元气大伤，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盛况。

会昌灭佛是“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四次“法难”中最严厉的一次，从此佛教在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再也没有恢复。

大唐高僧玄奘

玄奘（600～664），俗姓陈，本名袆，玄奘是他的法号，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人。他的曾祖、祖父都在朝廷做过官，他的父亲陈惠虽然早通经术，历任陈留、江陵等地县令，但因不满隋末腐败的政治，于是便挂冠而去，潜心儒学。玄奘早年聪慧好学，博闻强记，他的父亲十分钟爱他，自幼就教他儒家的经文。当时他的二兄长长捷在洛阳净土寺出家，经常带他到净土寺游玩。在二兄长的影响下，玄奘醉心佛学，十一岁就熟习《法华》《维摩》等经书。大约在十三岁时在洛阳剃度为僧，从此投身佛门义海，以其聪慧好学，颇得大家的喜欢。其后听景法师讲《涅槃》，听严法师讲《摄大乘论》，每次听过之后，玄奘都能无一遗漏地复述，并分析得十分透彻，博得大众的钦佩。隋炀帝大业末年，兵荒马乱，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长安，此时的长安已经被李渊占领，各寺院的僧众也四分五裂，根本无法正常研习经书，又得知当时很多名僧都到了蜀中，因又同往成都。在成都，玄奘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通晓诸部，声名大振。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二十三岁，在成都受“具足戒”，不久便生了离开四川到各地游历的念头。他在武德七年（624）离开成都，沿长江东下游学，先到了荆州受到了汉阳王的热情招待，并为他讲《摄论》。在相州，他向慧休法师请教《杂心》《摄论》。在武德九年（626）玄奘又从赵州回到了长安，当时长安有两大名僧法常、僧辩，号称是“解究二乘，行穷三学”。玄奘到长安之后与这两大名僧论道，两人十分佩服玄奘，称赞玄奘是“释门千里之驹，其再明慧日当在尔躬。”玄奘从此“誉满京邑”。

玄奘西行求法图

玄奘在“遍谒众师，备餐其说”之后，觉得“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丛”，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的说法很不一致，他很想得到总概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会通，于是下决心要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当时出国之禁很严，他正式上表请示赴印，但没有得到同意，只好作种种准备等待着。贞观二年（628）他和秦州的僧人孝达结伴先到了秦州（今甘肃天水），从秦州到了兰州，应当地人士请求，讲《涅槃》、《摄论》和《般若经》。当时有西域的商旅参加旁听，回去以后，就将玄奘要西行求法的事向各地宣传了。但当时唐朝准备同突厥作战，为防止泄露军事机密，严禁国人出关，玄奘因为没有朝廷颁发的通行证，因此不能过关。玄奘继而潜行到达瓜州，得到瓜州刺史独孤达的回护，于是玄奘和胡人石槃陀一起向玉门关进发，过了玉门关之后，石槃陀因忍受不了路途的艰辛，辞别而返。玄奘从此孑身一人，过了玉门关外，度莫贺延碛，到达西域古城伊吾。高昌王麹文泰得知后，遣使前来迎接，敬礼备至，并想把玄奘留在高昌，玄奘坚拒未允。当时西突厥叶护可汗势力遍及雪山以北各地，要去印度，必须要取得他的协助，因而高昌王派遣使节陪玄奘去叶护可汗衙所，在贞观三年（629）二月，玄奘离开高昌，过阿耆尼、屈支等国，越凌山到达碎叶城，和叶护可汗相见，凭着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很顺利地通过西域笯赤建等十国，越过大雪山，到达邻接北印度的迦毕试国，从此玄奘开始了在印度的游学生涯。

在印度玄奘历尽艰险，遍历各地，随处就学。后来他到了那烂陀寺，在那里，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玄奘参见了著名的戒贤法师，并被推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优待。他请戒贤讲解《瑜伽师地论》，总共花了一年零五个月才讲完。其后，玄奘为了更广泛地学习佛法，便离开那烂陀寺到处游历。四年之后，重返那烂陀寺，为众僧讲解《摄论》《唯识抉择论》等经，并著有《会宗论》三千颂，得到了众僧的赞许。后来又应戒日王的邀请，在曲女城展开佛教论战大胜而归。从此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

玄奘学成之后，便想归国，在得到了戒贤的赞许之后，于贞观十九年（645）春天，结束了自己十七年的游历生涯，回到了长安，并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书，从此他埋头译经事业。玄奘西行求法，行程五万里，遍历一百一十个国，是当时伟大的旅行家。玄奘归国之后，很快就受到了唐太宗的接见，太宗要求他还俗为官，他坚辞不就，表示要致力于翻译佛经。后来应唐太宗的请求，由他口授，他的弟子笔录，将他的西行经历写成《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述了西域诸国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成为后来研究西域历史的重要史料。他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翻译完《瑜伽师地论》，唐太宗为之作序。玄奘在大慈恩寺专注于译经事业，在回国后的十九年间，与弟子一起共译出经书七十五部，共一千一百三十五卷，是我国翻译史上一大壮举。玄奘翻译的经书保留了大量古印度的社会状况，这些又成为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依据。

大雁塔

玄奘一生全力译经，无暇撰述，所以没有留下多少著作，他的思想也主要是通过他的弟子窥基留下来的。窥基继承玄奘的衣钵，自创一派，发展成了唯识宗。唯识宗得名于“万法唯识”的基本宗教观念，由于该宗侧重于法相分析，故又名法相宗，另外玄奘西行回国后与弟子长期在长安慈恩寺译经，故又名慈恩宗。

大漠深处的莫高窟

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飘舞灵动的飞天……庄严神秘，令人屏声敛息，这里便是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

莫高窟，开凿始于公元366年。相传，一位高僧西游至此，见千佛闪耀，心有所悟，于是，凿下第一个石窟。此后以北魏为起点，莫高窟一直走着上升的道路，佛教艺术的花朵，在这荒漠的沙丘中，一朵接一朵地开放着，到了唐初，已经有一千多个石窟，因此莫高窟又被称为“千佛洞”。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八年后，隋灭了南朝的陈，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隋帝国经济及文化的上升，是二三世纪以来以汉族为中心的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在莫高窟艺术中也很明显地反映出来。隋的统治只维持了三十八年就为唐朝所代替，但是在这短短的时期中，却为莫高窟开了不少的石窟，遗留至今的还有九十五个窟，这数量对短祚的隋朝来说是很惊人的。

隋文帝即位之前，北周建德三年（574），曾有过武帝灭法的运动，使佛教艺术遭受了一次很大的打击。隋文帝是崇信佛教的，所以他即位之初就立即复兴佛教，造像起塔，佛教艺术益见兴盛。他在开皇年间（581～600）曾专门派人到莫高窟来兴造佛窟，莫高窟隋代所开的窟中，往往可以看到带有开皇年号的文字。

而莫高窟的真正繁荣，却还是在唐代。莫高窟遗存的洞窟，现存唐代石窟二百余个，几占全数的二分之一，并且艺术水平也是空前的，是敦煌石窟中最辉煌灿烂的一部分。

塑像仍是唐代石窟艺术的主题，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个时代的佛像，面相温和、慈祥、庄严、镇定。大多盘膝端坐，作说法或召唤的姿式。衣服的褶皱如绘画的线条，准确地表现了内部丰润的肉体，合乎人体解剖科学但又不拘泥于此，显示了艺术家巨大的创造才能。

菩萨是未成道以前的佛，候补的佛，是佛教中所谓的仙人。最初菩萨是男性，但是随着佛教日益深入民间以及它的世俗化，菩萨的形象成了面目姣好、线条柔和的青年女性形态了。唐代石窟的菩萨像都是袒胸露臂的美丽的女性。她们身段秀美，气度优雅。修长的眉眼，表现了无限的明澈、智慧、温柔而又不可亵渎。小小的嘴、唇角带着微笑，好像在亲切地倾听着人们的祈求。袒露的部分都精微而妥帖地表现了肌肤的细腻润泽，好像里面有血液在流转，脉搏在跳动。衣裙都能表现丝绸的质感，薄薄地贴在身上，扬起的褶皱如微波荡漾，极富于音乐的节奏感。唐代艺术家在少女型的菩萨塑像上歌颂了人类女性的善良、美丽、智慧和尊严，也寄托了他们追求快乐、和平与美好的生活愿望。

在罗汉像的制作上，艺术家又表现了刻画人类性格的卓越技巧。天真无邪的迦叶和世故深沉的阿难是这个方面最好的范例。而天王和力士像则和菩萨像所表现的女性的优美恰恰相反，它表现了男性的刚毅和力量。这些盔甲严整或是裸露上身的像，都同样体现了古代武士威猛、勇猛、正直、坚毅的性格，尤其裸露的部分作了合理的夸张，使肌肉的凸起、关节的强调、青筋的暴露，都有助于蕴藏在内部的、即将迸发的力量的显示。

塑像地位的排列，同样显示出艺术家的苦心孤诣。他们改变了前人把佛放在浅浅的龛柱中最突出的地位的做法，而把它安设在洞窟的中心，他的左右是大弟子阿难与迦叶，再前面是菩萨，菩萨之前有天王和力士。这样，观者首先接触到的是护法的威猛，神情不禁为之紧张。再看到菩萨的亲和、慈祥，乃又松弛下来，最后看到佛的庄严、圣洁、慈悲，便不由得感到自身的渺小和佛法的无边，而油然起皈依之念。作为服务宗教来说，艺术家的这一设计是很成功的。

莫高窟最大的几座塑像都是在唐代完成的。如第九十六窟的坐像高达三十三公尺，是就山崖凿出躯体，表层再加泥塑装饰的。由于它的高大，外面用了一座九层楼才把它罩住。又如第一百三十窟的坐像高二十三公尺，也是这个做法，外面凿通了三层崖壁，才算把它隐蔽起来。还有第一百五十八窟的卧佛也不小。第九十六窟的大佛虽经后代多次拙劣的装修，但大唐气魄仍旧存在。第一百三十窟和一百五十八窟的大像则完好如初，这都是最珍贵的雕塑遗产。

塑像之外，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是绚丽多彩、规模宏大的。唐代的洞窟内保存着大量以“经变”与供养人为主的壁画，或叙述佛经故事，或描绘供养任务，与前代偏重佛本生及说法图有所不同，光彩焕然、驰誉中外，令人可以从壁画中领会佛教文化及其在中土的演变。 壁画中欢快明亮的气氛，代替了以前阴森悲惨的情调：喜庆升平的极乐幻想，围绕着经变内容的描绘，穿插了宴饮、阅兵、行医、商旅、农耕等生活场景，简练真实而富有生活情趣，这与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国势强盛，人民生活安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西方净土图》，除了佛与弟子外，图中展示了琼楼玉宇、仙山碧树、乐队高奏、舞姬翩翩，一派花团锦簇、绚烂华丽的气氛，与其说是天上佛国，倒不如说是人间皇帝和贵族生活的再现。

美在洞窟中成为现实，同时充满着美的幻想、幻境，给人以光明。在初唐第三百二十、二百二十等窟中的画很有代表性。《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文的画中，下半部分描述庄稼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寒暑自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幻想，展示了佛国世界的美好图景。

敦煌壁画的人物造型也在不断的演变之中，由粗犷渐变为精细，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更生动地体现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美丽，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一切如俗，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人们更重视现世的感受。画师们凭着自己对现实的热忱，创造出一幅幅精美绚丽、色调明丽的画卷，他们以非凡的创造力和高超的写实技巧，使隋唐时代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莫高窟这个形象万千的大画廊里，最惹人喜爱的莫过于飞天了。飞天叫香音神，是上干闼婆（天歌神）、紧那罗（天乐神）的合称。据说飞天有四千五百多个化身，自由地在天地间飞翔，真有“天衣飘扬，满壁风动”的效果。为了体现这一美好的幻境，在初唐第三百二十一窟内，飞天拖着长长的飘带，成群结队，纷纷扬扬向下轻盈地飞起来，仿佛彩云飘在深蓝色的天空，又如鱼儿畅游在明净的水中。正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中所写：“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佛升天行。”第一百四十六窟飞天手托供物，身上彩带飞舞，加上周围舒卷的云纹，更显得姿态轻盈自如。飞天是莫高窟艺术想像力最为卓越的产物。

唐代壁画《飞天》

但是莫高窟好景不长，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不仅是唐朝衰落和崩溃的起点，也是莫高窟由繁荣走向衰微的转换点。安史之乱历时九年，虽被平定，但已严重地摧毁了社会经济，也大大地削弱了唐朝在西北的边防力量。回鹘、吐蕃乘机而起，南北夹击，截断了唐朝通往西域的大道，河西走廊转入吐蕃之手，莫高窟又来了新的统治者。由于吐蕃人信仰佛教，莫高窟得以保存，而且在吐蕃统治的六七十年间，也兴造了一些石窟，至今可以判定的有五个窟，其中包括规模很大、画塑很精美的第一百五十八窟。

9世纪中期，吐蕃发生内乱，开始衰落，唐朝便在这时积极策划收复失地。公元849年唐朝收复了河西走廊的东部，接着走廊西部的人民也在张义潮的领导下起义，打败了吐蕃军队，收复了敦煌及其附近地区。自此河西走廊的全部又重新归属唐朝。张议潮后来被唐朝政府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他的后代长期统治这一地区，莫高窟以张氏家族为中心，曾先后兴造了许多石窟。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割据混战，但是河西地方却比较稳定。梁时张氏没有子嗣，州人推长史曹义金继任。公元923年，义金遣使入朝，被授以权知归义军节度使，自此曹氏世守其地，一直到西夏崛起。一百二十多年间，曹氏以他雄厚的财力和政治力量，役使人民开凿了不少大型的洞窟，还给我们留下了几座彩绘精美的木构窟檐。

西夏兴起是在北宋初年，控制了河西走廊长达二百年。西夏虽然也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些石窟，但规模都不大。大抵自入宋以后，莫高窟的繁荣便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由于当时佛教势力渐衰，同时也由于海路交通日渐开辟，敦煌失去了往昔作为国际交通要道和贸易枢纽的重要地位所致。因为宋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已转移到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处了。敦煌失去往昔的地位，也使莫高窟的艺术衰微下去。

13世纪初叶，蒙古人勃兴于蒙古草原。公元1227年蒙古人灭了西夏，成为莫高窟的占有者。蒙古人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自身也笃信佛教，莫高窟因而得到了保护。而且在元朝统治时期，也曾在莫高窟开了好几个窟，但这已经是莫高窟艺术的尾声，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兴造新窟了。

莫高窟从前秦开凿到元代终止兴造，整整延续了十个朝代，经历了一千五百年时间。至今莫高窟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七百五十多个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