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简史——大幕开启

威震四方的天可汗

唐朝建立之后，天下并不稳定，当时在河北有窦建德的夏国、江淮有杜伏威等建立的吴国、河南有王世充建立的郑国、晋阳则被刘武周占领。经过多年的征战，李渊父子打败窦建德等人，最终统一了全国。唐高祖李渊在称帝之初，一切仍沿用隋朝旧制，全国统一之后才有所改变。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迫李渊禅位，自己当上了皇帝，次年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627～649）。唐太宗登上皇位之后，注意吸收隋朝灭亡的教训，善于纳谏，任用贤人，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他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为巩固政权，唐太宗进一步完善了隋朝的制度。第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机构，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发展，到隋朝大体定型。在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之中，以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的地位最高，权最重，也常遭皇帝的猜忌，故自南北朝后期以来，往往付诸阙如。由于唐太宗在未即位之前曾任尚书令，此后尚书令虽存官名但不实授。高宗之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皇帝常挑选一些低级的官员任宰相，进一步削弱了尚书省的权利。在地方上，仍然实行州县两级制，但是为加强对地方控制，唐太宗依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唐玄宗时期，又重新划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是监察机构，皇帝经常派巡察使、按察使等官员到各道、州、县检查吏治，对地方官实行监督。

唐时期全图

李世民画像

第二，在军事上实行府兵制。府兵由军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每三年选拔一次；府兵的经常性任务是轮班到京师宿卫，称为“番上”；府兵在不执行任务时，进行生产活动，实行的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唐代府兵的调遣由兵部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卫都没有调兵的权利；战争期间，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混合编制，将领则是临时委派，战事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和士兵的这种临时结合，有利于防止将帅的专兵跋扈，从而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制。

第三，制定法典。唐高祖时就下令制定《唐律》，唐太宗时完成，至高宗时期，又令长孙无忌撰写《唐律疏议》解释《唐律》条文，《唐律》的制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生产的发展。

第四，实行科举制和兴办学校，实行新的选官制度，为唐朝笼络了大批的人才，进一步打击了门阀大族的势力。

第五，修《氏族志》，使一些在朝做官的庶族地主也获得了士族的身份。通过这些措施，唐太宗为唐朝的强大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

唐代彩绘武士俑

太宗之后，宫廷虽然几易其主，但太宗的政策都延续了下来。到唐玄宗时期，任用姚崇、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之下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顿吏治，发展农业。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史称“开元盛世”。这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累，唐朝达到全盛时期，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势十分强盛，声威远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周边少数民族和许多国家都对唐朝心生仰慕之情，纷纷前来朝贡。同时，唐朝也用开明的政策来对待世界各国和各少数民族。唐朝初年，高祖李渊曾在未央宫置酒招待各个少数民族首领，席间突厥颉利可汗起舞而歌，南越酋长冯智代咏诗，李渊见此，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对古代君王重汉族而轻视夷狄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吸引下，各少数民族纷纷来附。公元630年，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到宫门前恳请唐太宗称“天可汗”，自此之后，唐朝皇帝就以“天可汗”的名义向西北诸少数民族发号施令。

唐朝前期由于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吏治清明，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唐朝不仅创造了一个政治上的全盛时期，同时在这种形势下，唐朝人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以开放的心态、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又创造了一个文化全盛时期。

科举制——文官制度的缘起

科举制，是我国唐宋以后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它源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制度。它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抵萌芽于南北朝，始于隋朝而成于唐朝。

在春秋时期，官职完全由世袭大族垄断。西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察举制度，由皇帝临时下诏察举贤能。汉武帝又在京师设立太学，用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但到了东汉后期，豪强大族控制了察举和辟诏，到魏晋时期更是发展到了九品中正制，门第又成为选拔官员的先决条件。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衰落，察举制度重新得到重视，南朝和北朝都恢复了举秀才和举孝廉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察举征辟制中包括的某些科目如秀才、孝廉等，可以看做是分科考试的前身。在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自汉代察举征辟制中的策试到南北朝时期的九流常选，考试开始走向定期化，考试科目也在不断增加。至隋朝时，随进士科的设置，考试科目基本固定下来，科举考试也初具规模。当隋唐两个王朝的统治者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们不仅掌握了变革任职制度的经验，而且也具备了进行这种变革的充分条件，科举制便应运而生了。

唐代礼宾图

唐朝初年，兵戈未宁，动乱频仍，科举制度还无法实行。及太宗即位，大肆招揽文士，科举制开始进入正常的轨道，经过高宗时期的完善，科举制度才正式形成。

唐代的科举考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制举，一类是常举。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临时性考试，以求非常之才。制举的科目多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应试，但制举不常举行，每次录取的人数也不过一两人，多到五六人，因此在科举考试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所谓常举是定期举行、科目一定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部分。常举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道举、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常举制中以秀才一科等第最高，但是因为隋代秀才科特难，唐代受其影响对秀才的要求也很高，结果导致士人怯于应试，不久被废除。其他的杂色科目，如明算、明法等又为士人所耻，不屑于应试，使人对此也不热心。因此只有明经、进士两科成为唐代科举的主要科目。

明经科的考试分帖经和墨义，主要考考生的死记硬背的功夫，因此明经一科也逐渐被人瞧不起。甚至皇帝本人也对它语出嘲讽，唐太宗曾说：“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在唐玄宗时期明经考试又加试时务策，才使这种情况有了改变。进士科的考试有帖经、诗赋和时务策，尤其是以诗赋为主。因此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中明经易，中进士难。 中进士虽难，但及第之后容易飞黄腾达，被世人称为是“士林华选”，因此一些位极人臣的士人便认为“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但由于进士录取的名额较少，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左右的人能中；而明经的录取名额较多，一般大约有十分之二的人能中，所以明经仍是唐朝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

唐代文官俑

进士及第是士人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步，多年的寒窗苦读，到此时终于有了眉目，可以扬眉吐气了。新科进士们总是陶醉在各种宴会的狂欢之中，公私个人都乐于为这种宴会慷慨解囊，使得京城有一部分人专门以筹办各种宴庆活动为职业，即所谓的“进士团”。进士及第之后一般要有参见宰相、向主司谢恩、同年集会等仪式。参见宰相又称“过堂”，先由进士团在大明宫内供帐备酒食，新进士们在此集合，等候宰相上堂。宰相到齐之后则由状元致词，状元因故不到则由第二名代替致词。致词之后，各人一一通报姓名，自我介绍。参见宰相之后，新科进士们还要向掌管贡举的吏部侍郎或其他知贡的官员谢恩。新科进士的集会，在主司的住宅附近，也是临时由进士团主办，院内供帐宴馔，豪华丰盛。进士及第之后，也仅是取得了出身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的关试，这才有了在吏部铨叙授官的资格。

关试之后，新科进士大宴于长安城东南的曲江亭，被称为“曲江宴”，这个宴会在各种公私宴会中最为盛大，甚至有时连皇帝也要参加。当此之时，新科进士们还要选出两名最年轻的为“两街探花郎”，也被称为“探花郎”，他们要骑马游遍长安的各大街名园，采尽早春名花。唐代诗人孟郊曾做过一篇写探花的名作，他写道：“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的这篇《登科后》逼真地写出了新科进士们的得意心态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各种宴会之后的“雁塔题名”对于新科进士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耀，雁塔即今天西安的大雁塔，雁塔是当时长安城最高的建筑，可以俯瞰曲江。新科进士们登楼眺望，题名留念。白居易进士及第时年方二十九岁，他曾有诗描绘当时的情形，“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兴起对唐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在政治上打击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开创了一种新的选官制度，使一部分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得到了提升的机会，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士族阶层，使庶族士人的势力迅速发展，为朝廷笼络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变。同时这些庶族士人更加容易控制，对中央集权的加强十分有利。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汇集榜下时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科举制对政治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开启了中国的文官制度，并为西方国家所效法，他们借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创立了近现代的公务员制度，这是中国对世界历史作出的一个巨大贡献。

其次，科举制也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理论上来讲，只要是读书人，不论家世门第的高低，财产的多寡，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上升到社会的上层。事实上当时许多庶族士人也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进入仕途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的矛盾。科举制虽然使士人“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严重牢笼了士人的精神，但毋庸置疑，它对唐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种稳定中，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代大雁塔进士题名帖

最后，科举制也对唐代和唐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直接促进了唐代诗歌和文学的繁荣。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但反对这种说法的人也不少，他们的根据是在科场考试中的诗作佳作极少，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诗之兴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杨慎说科场考试中的诗极少佳作，这并没有错，文学创作本应该是作者心中感情的自然流露，由上面命题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完，多是临时拼凑，实难发自内心，实在是做不出好诗。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唐代的科场考试中并没有产生多少诗品佳作，但因此说唐代诗歌的繁荣与科举制度无关，也是不正确的。唐代科举制对诗歌文学的促进作用并不表现在科举考试的过程之中，而是表现在考场之外。唐代科举考试与后世不同的重要一点在于，唐代不实行糊名、誊录制度，因此考生的姓名、笔迹都明白地摆在卷面上，这就给了主考官在录取时“对人不对文”的自由，主考官可以根据自己对考生的了解独立决定。唐代科举制中还有一种制度是“通榜”，也就是说主考官可以考察举子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德行，制成“榜贴”，以供考试录取时参考。主考官在很多情况下在考试之前就决定了及第的名额，因此在主考官的采访过程中，社会名流、文坛大家、达官贵人的推荐延誉就显得十分重要。为取得这些人的推荐，举子们必须东奔西跑，向他们“行卷”，即把自己平时所作诗文中最好的拿给这些社会名流去看。后世流传的许多唐代诗歌就是“行卷”时的作品。白居易当年就是用《赋得古原草送别》向当时长安名士顾祝行卷而声名大振的。科举制对唐诗的促进作用主要是这种直接的作用。另外，由于科举考试主要考诗赋，这与仕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吸引了大批的士人全身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之中。他们留心观察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中的一切人和物来求得灵感，这直接导致了优秀诗歌的出现。同时，这种科举考试是面向整个社会开放的，这使唐代诗歌创作的群体得到了壮大。由于科举考试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这对文人的创作也是多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