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化简史——昙花一现间的耀眼光芒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巩固了隋朝的统治。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可以说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勤于政事，提倡节俭，“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在他的带动下，节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从而使社会财富得以迅速积累。他赏罚严明，惩赃不贷。在隋文帝的治理下，隋王朝很快强盛起来，先后征服了西北的突厥和东北的高丽，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又重新建立起来，其中央集权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也比前代更加进步。

隋时期全图

隋文帝于公元601年改年号为仁寿。仁寿四年（604），六十三岁的杨坚卒于仁寿宫（后世有记载称杨坚是被其子杨广指使心腹张衡入宫行刺而亡）。

文帝死后，翌日其子杨广即位，年号大业，是为隋炀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即位后，就开始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奢侈豪华的宫殿，开凿大运河为自己享用。为了扩大其统治，他还不断向外扩张。炀帝于大业十二年至大业十四年（616～618）三次东征高丽，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连年的征战和暴政致使隋朝的国力大大削弱，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于是，全国各地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其中势力较大的有：瓦岗山的翟让、河北的窦建德、江淮地区的杜伏威等人。故而隋朝后期，炀帝不得不四处攘乱，但终究大势已去。公元618年3月，隋将司马德戡、宇文化及乘“骁果军”骚动的机会，在江都发动兵变，勒死了残暴的隋炀帝。从而结束了隋王朝短暂的统治。

隋代文官俑

杨坚画像

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文帝与炀帝共在位三十八年，在这三十八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均得到巩固和发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废去了北周的中央职官，模仿《周礼》所置的六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地方职官实行州、县两级制。通过制定《隋律》稳定了社会秩序。其次，隋朝实行了科举制度，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另外，在经济方面，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继而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减轻刑罚和徭赋。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于开皇四年（584）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 后炀帝大业四年（608）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两千余里，这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此外，由于隋朝以前连年的战乱，各朝没有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这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商品的交易与流通。因而，隋朝建立以后首先宣布禁用旧钱，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一来，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赵州桥

在工程建筑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河北赵县安济桥的兴建。因赵县在古代称做赵州，所以安济桥又称赵州桥。赵州桥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由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设计建造，全长约64.4米，圆弧长50.82米，宽9.6米，石拱跨度37.02米，是一座全部用石料建造，由28道独立拱券组成的单孔弧形大桥。桥的每道拱券都自成一体，这既保证了桥的整体安全，又便于局部施工修理。为了保证这些平行的拱券排列紧密坚固，设计者又采取了三项加固措施，首先将桥面的宽度中间逐渐减少，以使两侧各道拱券都微微向内倾斜，为使各券之间相互勾连，在拱券面上还用横向的石板加栿，在券和栿之间又加若干横向铁条把各券拉在一起。可见李春在拱桥建造工艺上费了不少心思进行革新创造。赵州桥是我国古代跨度最大的单孔桥，但它的桥面坡度却十分低缓，这当然和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分不开，在此之前，我国石拱桥高度与跨度的比一般为1∶3，为了利于车马通行，李春等匠师把比例改为1∶5，即从拱顶至拱脚仅高7.23米，而拱券跨度达37米多，使桥面几乎没有坡度，整座桥看上去轻盈利落，简洁明快。李春等工匠还在大桥洞顶左右两边拱肩里各砌了两个圆形小拱，用以加速排洪、减少桥身重量和节省石料，这在建桥史上还是第一次。桥面两边的栏板望柱上还雕有各种精美图案，其图案以龙头、怪兽和波浪花纹为主题，刀法苍劲，造型生动，代表了隋代雕刻艺术的水平。在结构上，赵州桥的弧形平拱和敞肩小拱给人一种巨身轻灵、跃跃欲飞的动感。雕刻线条刚劲之中透着柔和，稳重之中还显轻灵，雄伟之中包含隽永。在主拱顶上有雕着龙头的龙门石一块，桥侧还有八瓣莲花的仰天石点缀着。这些雕像，寄寓着大桥不受水害，长存永安的愿望。赵州桥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后代的桥梁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敞肩拱”的运用，为世界桥梁史上的首创。赵州桥结构合理、外型秀丽，富有民族风格，素有“奇巧固护，甲于天下”的美誉。

赵州桥栏杆雕刻

隋代在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在绘画方面，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孙尚子、尉迟跋质那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画家。他们各有所长，杨契丹擅长“朝廷簪组”，董伯仁擅长“台阁”，展子虔擅长“车马”“山水”，孙尚子不仅擅长“美人魑魅”，而且“善为战笔，甚有气力”。他们大多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更多地受到顾恺之的影响。尉迟跋质那来自新疆的于阗，善画外国佛像。

展子虔是隋代山水画史上的第一人。当时的绘画仍以道释人物故事为中心，但山水画已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画科。

展子虔（550～604），渤海（今山东阳信）人，历经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曾任周朝散大夫、隋帐内都督等职。工于绘画，创作范围较广，被唐代张彦远称为是“触物留情，备皆妙绝”的无所不能的画家，善画佛道、鞍马、宫苑、翎毛、历史故事等，尤长于山水，他的绢本《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卷。

展子虔曾在洛阳、扬州及浙江等地的寺观中创作了许多壁画，所绘物象生动而富情趣。他在绘画上善于创新，画人物善用紧密的线条和浓淡的晕染色彩来表现对象的性格特征和神态形貌，达到了“神采如生、意度具足”的境地。就连绘画艺术成就极高的宋徽宗赵佶也赞扬他“凡人所难写之状，子虔独易之”。展子虔画马尤其注重描绘马的动态，“立马有走势”“卧马有腾骧起跃势”。

展子虔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画，他的特点是善于表现自然山水深远的空间感。他在山水画上的成就及其绘画方法，直接开启了唐代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金碧山水的先河。《宣和画谱》评其山水画为：“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

隋代麦积山大佛

《游春图》是展子虔仅存的一幅山水画，它处于出现山水题材以来，一直以青绿着色的不成熟的青绿山水画向成熟的李思训父子的金碧山水画转化的关键地位。《游春图》表现了贵族游春的主题，以抒情而又近似记实的手段展示了祖国江山的美丽和贵族生活的优雅舒适。全图用鸟瞰方式遥摄景物，画面山形耸峙，水波浩淼，祥云涌动，屋宇错落，桃李盛开，新绿成荫，一派草长莺飞、欣欣向荣的景象。游春的男女则纷纷涌向山间水湄，他们有的骑马伫立水滨，有的乘船泛于水中，有的在岸上迟疑不进，有的望春波翘首待渡。山深水阔之间，四散的游人与山水的境界交相辉映，都沉浸在明媚的春意之中，融洽而又和谐。自然与人物，树木与山水，组成了一幅和谐蓬勃的图画。画中的山、树、人物、波纹、屋宇，都用细线画成，轮廓准确优美。画中色彩的使用，因为要强调春山、春树的青绿，故而形成一种特有的风格，被人称为“青绿法”，由于画面效果金碧辉煌， 其画法遂为后世发展为 “金碧山水”。画面整体上以大对角线构图，青山和坡岸的对峙与开阖、春水的自右下向左上流动、右上斜角的实则虚之与左下斜角的虚则实之，变化多端，激活了潜藏在山水和山水画之间的生命力，情调委婉丰富，咫尺之内，却备千里之趣。明代鉴赏家詹景凤在他的《东图玄览》中对这幅画的设色评价道：“其山重着青绿，山脚则用泥金，山上小树林以赭石写干……此殆开青绿山水之源，似精而笔实草草，大抵涉于拙，未入于巧，盖创体而未大就……”《游春图》超越了六朝以前“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山水草创阶段，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时期，展子虔也被后人称为“唐画之祖”。《宣和画谱》称赞他的绘画艺术道：“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

在音乐方面，《新唐书·艺文志》载，“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历经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战乱，天下礼乐崩坏，隋文帝立国后就锐意复兴礼乐，诏令太常卿牛弘等人增修雅乐。之后又调整五音，重新整理生成了古代汉族民间音乐“清商乐”，后来又有了《七部乐》，这些都对唐朝的乐舞产生了影响。

在短短三十几年中，隋王朝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因割据纷乱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相互交流，为后世盛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对外关系的改善和交流的发展，当时的地理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炀帝下令撰写的《区宇图志》共一千二百卷，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