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文化简史——现实与浪漫——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



现实与浪漫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而《诗经》和《楚辞》无疑是这两大源头的开启和实践者。《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以及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风雅”精神，是盛开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的花朵。而文辞绮丽、激情四射的《楚辞》也以其动人的想像和诸如“香草美人”的意象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天地。

《诗经》——朴素的歌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时开始称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几千年来，《诗经》以它朴素自然、现实生动的风格一直受到格外的关注和礼赞。

根据歌词及所配乐曲的性质，《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就是指音乐曲调。共有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地方色彩浓厚的音乐，共一百六十篇诗歌。其中《豳风》全部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则根据特点和演唱场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均是西周作品；《小雅》七十四篇，也大多是西周晚期的作品。《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正如汉代卫宏《毛诗序》所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诗经》的编辑情况在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影响广泛的“献诗”“采诗”“删诗”之说中，还是可以追述一二。《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礼记·王制》也云：“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由此看来，周代公卿和列士的献诗、采诗似是诗经作品来源的一部分，尽管关于这种采诗制度是否真正实行过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各国乐师的搜集整理也是作品的来源之一，作为音乐的爱好者和掌管音乐的官员，他们显然有可能对那些从各地搜集来的面貌各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修改、淘汰。《诗经》几乎千篇一律的四言形式除了体现了早期抒情形式的简单外，还隐含了乐师编辑的影子。而司马迁关于孔子删诗十去其九的说法，在唐代就受到了质疑。《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然而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疑惑道：“书传所引之书，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作品来源的复杂使得《诗经》作者群也十分复杂。《大雅》的作者基本都是上层贵族，《小雅》则还包括了一部分地位稍低的贵族抨击时政的作品，而《国风》中大部分作品都是无名作者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

《诗经》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万花筒。人们将他们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娓娓道来：蓝天绿水之间的劳作、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失恋和遭弃的痛苦、军旅生活的难捱……质朴的声音吟唱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而抒情性和现实性则是它的主旋律。

《大雅》和“三颂”中的作品多是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攘灾的祭祀歌，反映了当时“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的特点。其中《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是一组有关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赞颂了周朝五位先王的业绩。如《生民》记叙后稷出生的神奇经历，传说后稷之母姜嫄履帝迹生子，又多次弃子不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因而后稷从一出生就受到了多种磨炼，长大后克服多种困难，辛苦劳作终于在农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并创立了祀典。全诗不仅生动地描写了后稷成长的故事，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

周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一年农事活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要举行隆重的祈谷、祭田典礼，以祈求上帝赐丰收和答谢神灵对丰收的恩赐。《诗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如《臣工》《丰年》《良耜》等，而《国风》中的《豳风·七月》则是其中最优秀的农事诗，也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八章一百八十字，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生活状况。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的结合，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农夫们种田、养蚕、纺织、染缯、酿酒、打猎、凿冰、修筑宫室等看不到边际的生活。尽管他们辛苦劳作，可是只能获得很少的一部分，依然苦衣恶食，难逃每年“熏鼠”苦寒的厄运，平铺直叙的字句间流淌着无尽的辛劳和哀怨。

情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尤其集中在《国风》中。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既有男女相亲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姻生活的作品，是《诗经》中最动人的篇章。其中《周南·关雎》是一篇贵族男子追求淑女的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生动描述了男子对淑女的爱恋和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成为后世一直赞不绝口的佳作。又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描写了相爱男女约会的情景：一对情人在城隅相约，当男子兴冲冲赶到时，女子却调皮地躲了起来，急得男子只好搔首徘徊，女子这才盈盈而出，并送给心上人一根“彤管”作为爱情的信物，男子兴奋地拿着礼物，爱不释手。寥寥数语就将相约男女之间激动、缠绵的感情表现得有声有色。《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婚姻和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如《郑风·女曰鸡鸣》描写了一对夫妻互相尊重、体贴，相约偕老的美好感情：“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之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相比之下，《卫风》中的《氓》则是一首著名的弃妇诗，诗歌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了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控诉了男子“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恶行，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诗经》中还有很多关于战争和劳役等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小雅·采薇》《小雅·杕杜》《小雅·何草不黄》《豳风·破斧》《豳风·东山》《邶风·击鼓》《卫风·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其中《东山》描写了一位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复杂感情：“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士兵的心情就像天上飘洒的细雨，哀伤又飘忽不定，老家破败衰毁的情景和对妻子思恋歉疚的感情反复纠缠着他。全诗通篇都是对士兵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哀伤而感人。

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也是《诗经》的一个重要内容。《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小雅》中的《正月》《节南山》《巧言》等，都反映了政治黑暗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国风》中的《魏风·硕鼠》是讽刺统治者贪得无厌、不劳而获，表达民众怨恨和不满情绪的代表作。“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中把统治者比做贪得无厌的大老鼠，因为无法再忍耐它的贪婪而迫切地向往没有压迫的“乐土”。

从表现形式上看，《诗经》虽然基本上是节奏感强的简单四言，但叠章形式及大量双声、叠韵、叠字语汇的运用，又使诗歌悠然婉转、循环往复、清新自然。《周南·芣苢》就是典型的叠章诗歌。“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全篇十二句却只改变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了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气氛。难怪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怡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诗经》中的叠字，又称“重言”，如《小雅·伐木》中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用“关关”来形容水鸟叫声；《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薇》中“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等，使得诗歌舒缓悠扬，缠绵悱恻。

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大量运用是《诗经》的主要艺术特色，不仅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也开启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话来说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所咏内容的铺垫，触发诗人的情感，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豳风·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业生活，就是赋法。作为基本的表现手法，赋的运用中常常又作比、兴。《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连续用了一连串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螓首蛾眉。”其他如“有女如玉”“巧舌如簧”“中心如醉”“其甘如荠”等都是经典的比喻。“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调节韵律或唤起情绪，与诗歌下文要表达的内容没有多少联系。如《小雅·鸳鸯》以“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作为兴句，引起后面的“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小雅·白华》则是用相同的这句“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引出相反的“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隐约委婉的联系，如《周南·桃夭》一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句，春天茂盛鲜艳的桃花、桃花的竞相开放、新娘的美貌、婚礼的热闹气氛以及婚后多子的暗示，这些情景交相映衬，烘托出了热烈喜庆的氛围，含有喻意的比兴合用，取得了更加生动婉转的效果。这种创作形式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源头，它的基于现实的感情抒发、关注现实和政治的热情以及积极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也即“风雅”精神成为了后世诗歌创作力求的思想精髓；它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的灵活运用也丰富了后世文学家的形象思维和艺术视角。《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丰富的泉源！

屈原与他绮丽张扬的楚辞艺术

屈原的名字是与爱国和忠君的美誉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激情勃发、浪漫绮丽的楚辞联系在一起的。他在理想与现实的折磨中，用自身奉献的方式赢得了千年的关注。人们关注他，是关注他的失败、关注他的痛苦，因为他在他的楚辞世界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切，用楚人特有的方式——强烈而自觉的个体意识、激烈而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

有关屈原生平记载的文献并不多，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屈原自述性的《九章》。如果没有绮丽绝艳的楚辞，他极有可能成为淹没在历史沧海中的微不足道的一粟，连同他的理想、抗争、痛苦与献身。而且即便是通过《史记》，他留给后世的盲点实在还很多，这是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之外的第三篇不同时代、没有师承关系的合传，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屈原和贾生被放在了一起，而且作者心潮起伏时的抒情议论还占据了本来就不长的篇幅。可是这并不影响什么，因为现实和理想、个人和社会这些主要的线条都清晰地显现在字里行间。

屈原画像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生活在战国时期，楚国的同姓贵族。年轻时意气风发、才学满腹。《史记》本传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担任左徒，受到楚怀王的信用。“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后来因为起草宪令遭到一直妒忌他的上官大夫“每一令出，平伐其功”的谗诬，受到了怀王的疏远和怀疑，被免去左徒之职，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一塌糊涂。由于楚怀王听信谗言，遭到了张仪的以六里易六百里的欺骗，背齐助秦而一无所获，不仅没有获得许诺好的六百里美地，反而丢失了大国的信誉。怀王恼羞成怒，发兵攻秦又屡遭失败，只好求和。之后又听信近臣和宠妾郑袖的谗言，错失斩杀张仪的机会，追悔不及。这时楚国为先前的背信弃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遭到了第一次放逐，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怀王三十年，秦人以相会为饵诱骗怀王入秦，屈原曾极力劝阻，无奈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并于三年后死于秦。

在楚怀王被扣押的消息传来后，顷襄王慌慌张张地接位了，由子兰担任令尹，也就是宰相，楚秦邦交势同水火。但在顷襄王继位的第七年，竟然为了暂时苟安而认敌为亲，与秦结为婚姻。屈原的坚定的反对立场和对子兰不负责任的指责使他树敌太多而身陷重围。上官大夫又一次在顷襄王面前故技重施，于是悲剧再次上演，大约在顷襄王十三年前后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一带。与此同时，楚国的形势更是江河日下，秦将白起率领的虎狼之师已经攻破了都城郢。屈原“被发行吟泽畔”，在悲愤交加中投湖自沉而死。

楚国双龙玉佩

楚国浪漫主义绘画

纵观屈原的一生，他没有骄人的事功，左徒的起点只是让他的事业多了昙花一现的惊叹，也让小人在心里埋下了嫉妒和报复的种子；他也没有深邃的思想，即便是美政的理想，也不过是“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顾”等光鲜的政治图景。高傲的贵族气息，苦痛却不肯妥协的忠心，年轻又奋不顾身追求理想的勇气，一腔热血、两袖才华和多次漂泊的经历，这些才是屈原的资本。他的高傲和对理想绝对的追求使他不肯向邪恶做出半点让步，他的洁身自好、倔强和抗争又使他身陷更彻底的打击，他只能用激越的文辞来表达心绪，甚至以死抗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都印记着他苦痛的心路之旅。这样屈原由失意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千古的诗人，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浪漫主义风格的化身。

“楚辞”指以屈原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体裁。“楚辞”这一名称在汉代时就出现了，《汉书·朱买臣传》云其“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可见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后来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成书，就命名为《楚辞》。鲁迅在《汉文学史》上称其“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的形成离不开屈原，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文化和地域气息。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翼骚序》中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鲁迅在《汉文学史》中也称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

楚辞的楚文化色彩浓厚。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经济文化的发达虽然影响着包括楚国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发展，但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楚地载歌载舞的歌谣为楚辞提供了最抒情的艺术形式；楚地盛行的巫教又使楚辞浸染了浓厚的神话色彩，《汉书·地理志》称“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奇异想像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屈原才有了舒放自如的依托。另外，《诗经》以及“繁辞华句”的游说言辞和诸子散文都对楚辞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屈原年轻时的作品《橘颂》全部是四言，而且隔句的句尾均为“兮”字，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可以看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屈原政治失意时的作品。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全诗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五百余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对“离骚”的解释一直难以同一，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汉书》的作者班固在《离骚赞序》中则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而在汉代的扬雄看来，“离骚”就是“牢骚”，他甚至模仿《离骚》作《反离骚》；又模仿《九章》作《畔牢愁》，“牢愁”也就是“牢骚”的意思。

《离骚》表达了屈原对自己忠心爱国而不能实际为国效力的悲痛心情，以及对楚国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的无比愤慨。全诗感情热烈、回旋复沓的形式正体现了屈原内心的缠绵与痛苦波折，苦闷、哀伤、痛恨与不舍的交织让他愁肠百结，郁郁难以化解，只好上天入地、问神求女。自始至终可以感受到一个崇高而执著的灵魂所历经的煎熬与厄运。

《离骚》在内容上可分成前后两大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自传性质的经历回顾；后半篇则主要通过幻想方式展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历程。

在前半部分里，屈原先阐述了自己的身世、品德和理想，抒发了自己对“信而被疑，忠而被谤”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和崇高的人格。“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指出了自己高贵的王族身份和对国家兴亡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叙述了自己及时修身，拥有了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随时准备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智和激情，相信自己的理想和主张能把国家引向康庄大道。

然而“党人”“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冯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对自己一度信任的楚王也“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面对“民生之多艰”时，诗人又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面对“群芳芜秽”，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使他鄙视这肮脏的一切而时刻不忘保持洁身自好。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这里凸显了，诗人用一系列美好的形象和事物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诗人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又把自己放在了孤立他的社会的对立面上，藐视一切，并且坚定地表示了自己决不放弃理想而妥协从俗的执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然而诗人的内心是迷惘和痛苦的，《离骚》后半篇正是借助神话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探索。

诗人一共经历了三次感情波折，先是一位“女媭”劝诫他：“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余听？”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但紧接着，诗人自己又通过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舜）陈辞治国之道的情节，否定了女媭的批评。

之后诗人在想像中通过众神上下求索。他在天界遭到了天帝守门人的拒绝，这暗示着诗人重获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然而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这又暗示着诗人无法找到自己的知音。

那么出路到底在哪里呢？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降神，给予指点。灵氛认为：“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内心之煎熬可想而知。楚国已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则说：“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然而事实已经是：“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于是，诗人“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这时诗中是一片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暗示着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路。

然而，这对现实中的屈原来说，最终仍无法接受。“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顾而不行。”因为他根本无法离开自己的故土，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感情波折——“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不仅在内容和思想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愫，而且在语言上文辞富丽，形式上灵活多变。在激烈的情感迸发中，诗人列举并运用了一系列对比性、富有神秘气息的文辞，在描述太空翱翔的自由时，诗人描述道：“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神游八极，语言绮丽。“兮”字的运用使得句式和句情新鲜、生动、自由、活泼。再有委婉轻灵的楚声相和，使情感抒发得更加酣畅淋漓。

正如鲁迅在《汉文学史》中所评价的：“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屈原的其他作品如《九歌》《天问》《招魂》《九章》等也各有特色。《九歌》《招魂》《天问》都渗透着浓厚的巫祭文化，前两种与楚地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密切相关；《天问》则是对神话传说和社会历史的质疑；而《九章》的内容都与屈原的身世有关，由九篇作品《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组成。与《离骚》相比，《九章》篇幅短小，以纪实手法为主，写景与抒情相得益彰，以华美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充分描绘了内心的复杂、激烈和冲突。其中《怀沙》一般认为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从中可以看出屈原对楚国政治昏乱的痛心疾首和对俗世庸众的极度蔑视。诗的最后说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希望世人能够从自己的自杀中，看到为人的准则，而事实证明，屈原的知音正在后代而不在当代。

“九歌”的名称，均见于《左传》、《离骚》、《天问》和《山海经》，这是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九”表示由多篇歌词组成，不代表实际篇数。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郡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而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

从内容上看，《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其中流露的是对爱情和生命的执著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哀伤、彷徨，而这正暗含了诗人自己人生失落、孤独凄凉的心情。

《山鬼》是其中很有特色的失恋歌曲，诗中主人公在神的外表下却有着邻家少女的情感，情人的失约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沼泽。全诗将方位、气候、情节的变化与心灵的波动结合起来，展现了主人公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情景交融，和谐动人。

《国殇》是其中颇为特殊的一篇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烘托出了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而这正是屈原一直向往和希望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短短的篇幅却堪称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中悲壮、美感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