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文化简史——叙事与说理——先秦散文的主旋律



社会文化呈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使诸子为贯彻自己学说，“以其道易天下”而四处游说，著书立说。有争鸣之势，必有论辩之文，《孟子》《韩非子》《庄子》《战国策》等著作应运而生。叙事与说理成为了先秦散文的主旋律，而论辩说理更成为了其中的亮点。这种精绝的论辩，甚至达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地步。正如《文心雕龙·论说》曰：“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

《孟子》——气势浩然的辩言

《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论辩说理散文的代表作，纯熟的论辩技巧、浩然的正气使它在同类作品中更具有争鸣的战国气息。郑振铎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谈话，是孟子在理想碰壁之后的劳顿暮年和弟子们共同写成的，文章依然保持了著者的政治热情和论辩激情。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尽管它的内七篇没有完全摆脱语录的窠臼，但往复辩论的言辞恰巧弥补了这一点。

明白晓畅、自然平实是《孟子》的主要语言特色，正如孟子在《万章》中说“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所以和纵驰想像力的《庄子》比起来，可谓各持两端，一个是朴素而深刻，一个是脱逸而明快。尽管没有华丽的藻饰，但平实浅近的句法、干净利落的词锋，加上爽朗明快的节奏都给人以朴素自然的美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精妙的词句早已经成为了文学板块里的经典。比喻、成语和警句等恰到好处的运用又使文章生动流畅，众所周知的“五十步笑百步”“挟泰山以超北海”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孟子》总结的格言警句也常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意义，如“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其余像“出尔反尔”“以邻为壑”“引而不发”等，都充满了逻辑力量，这使他在论辩的时候既能保持语锋犀利，又能兼具说服力，从而占了论辩的主动。取材平实是《孟子》的另一特色，孟子所引史事均有根有据，极少传奇玄想虚幻的描绘。孟子引古事，常以《诗经》《尚书》为佐证，如《孟子·梁惠王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作者和他的作品往往是风格统一的，《孟子》如孟子一样气势浩然、咄咄逼人。如郑振铎所说的“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的论辩色彩是《孟子》的又一特色。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拉开了距离，表现出了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这样的气势也凝聚在《孟子》中。

一方面，俳偶句式和重叠句式的运用使文章气势雄浑，滔滔不绝。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例如孟子在阐述性善论时，就一连用了四个排比句列述人性的共同特征，珠联绳贯，一气呵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在《孟子·离娄上》中，孟子为了强调“仁”的重要性，一气推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又明知齐宣王之“大欲”所在，并不直接说出，而是用一连串反诘：“为肥甘不足于口欤？轻暖不足于体欤？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欤？声音不足听于耳欤？便嬖不足使令于前欤？”然后点出宣王之大欲所在，步步紧逼、锐不可挡，直令宣王难以招架、溃不成军。其他诸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等排比顶针的句式，更是联珠缀玉，间不容发。

孟子论说的磅礴气势，还与他善于运用对偶、比喻等手法以增强语言力度有关。赵歧在《孟子章句》中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独至。”善譬巧喻使文章浅近平易而生动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等。孟子善于用具体生动的比喻说明事理，明喻、暗喻、博喻等手法贯穿全书竟有一百五十九处之多。在卷八《离娄下》中为了向齐宣王说明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孟子连用六个比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将君对臣的不同态度以及臣将采取的相应回报十分形象地揭示出来。大量对偶句和奇句交错使用，许多比喻层出不穷，增添了文章的整体节奏感、动态美，不仅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坚定思想和充沛感情，也增强了文章的雄辩气势。

刚柔相济而剖析精深的论辩艺术技巧也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如《孟子·公孙丑下》，作者先明示论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后层层深入，按次序分别构成下列论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于天时者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一环扣一环，情感充沛激越而又论证周严。

善设机巧、引人入彀，是孟子论辩的又一大特色。一方面，他善于揣摩对方的心理活动，进行有效的启发诱导，引人入彀；另一方面，则顺水推舟，先纵后擒，迂回曲折的论辩方法，往往使对方最终接受自己的观点。如当齐宣王向孟子问霸道时，孟子却以“未之闻也”巧妙地避开，并随即因势利导将话题转入谈“王道”。接着用宣王“以羊易牛”的事，说明宣王有不忍之心足以王，以引起宣王继续说下去的兴趣。进而虚设了力能“举百钧”而不能“举一羽”、明能“察秋毫之末”却“不能见舆薪”的比喻，指出宣王“不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当齐宣王恋恋不舍地再次提起“大欲”时，孟子又用“邹不敌楚”的比喻先让宣王承认“小不敌大”的事实，再让他明晓齐“以一服八，以战求霸”道路行不通的道理。从而终于让宣王有了“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思想转变，心悦诚服地接受孟子的主张。

《庄子》——哲学的天籁

先秦说理散文中最有价值、成就最高的著作就是《庄子》。鲁迅曾说，孔夫子是中国的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如果说孔孟之道因为能扣开富贵之门而众生云集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则全凭庄子，包括《庄子》的魅力，吸引着士子们进入民族历史的核心。

《庄子》一书，汉代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

闻一多就认为庄子堪称先秦诸子中唯一的文学家。在他所著的《庄子》一文中说：“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文学家，他不是不能。”“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际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闻一多先生以诗人特有的多情和敏锐感悟到了《庄子》的诗性特征。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文中充满了隽永谐趣、奇肆想像的寓言。战国文章，普遍多假寓言、故事以说理，但仅仅作为比喻的材料，证明文章的观点。庄子则不然，他在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中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卮言是指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言语；重言指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等久负盛名的人来讲情说理，以使自己的理论更容易为他人接受。卮言、重言、寓言这三言中，“寓言十九”，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闻一多认为，将“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他甚至认为从《桃花源记》到《西游记》《儒林外史》都可以看到庄子的明显影响。

确实，形象寓言的运用使得《庄子》形象的哲理如生活，它不像《论语》，干瘪瘦弱，即使是称颂的人物也完美得令人不敢仰视；不像《老子》，抽象人生为哲理，微言大义，闪烁言辞。《庄子》则呈现了一个瑰丽多彩的童话世界，在那里面，有乘风而行的异人、长生不死的神仙，甚至连鸟雀、乌龟以至河流、草木都具有了人的形象，拥有高超的智慧与鲜明的个性，谈论着玄妙的道。秋水时至，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河伯欣欣然东行，“至于北海”始知“望洋兴叹”；而东海的大鳖，也可以向井底之蛙讲述海的广大。这还是一个虚构但形象的世界：在这里，盗跖自有他强盗的道理，甚至可以将孔夫子说教一番；当秦失哀悼老子的时候，也可以“三哭而走”；庄周自己也可以糊涂一把，说些关于蝴蝶和他的故事以及他和骷髅的故事……

汪洋恣肆的文采与浪漫奇特的想像是《庄子》的另一个特色，文辞与思想天衣无缝的融合使语言诗性美达到了极致。闻一多在阐述这种艺术效果的时候说：“你正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现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件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庄子》的想像、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区别。《逍遥游》中“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这是何等夸张的语言，何等磅礴的气势；而《外物》中“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庄子的想像力丰富到了如此地步，就连蜗牛的两只触角上也各有一国，甚至一旦战争，就要“伏尸数万”，追逐敌人十五天才能返回。《齐物论》写大风的段落堪称生动奇幻的典范。“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冷风得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这样奇特诡异的想像，饱含着智慧的火花，在庄子激情涌动之际，便汩汩然倾诉于笔端了。行云流水的语言、跌宕跳跃的节奏，不正如清人方东树所说的：“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

《左传》——乱世的青史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都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但这一观点后来受到普遍的怀疑，由于书中还有个别关于战国初年的史料，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早期，书中弥漫的儒家观点也说明了它最后应该由儒家学者编定而成的。

《左传》记事年代基本与《春秋》重合，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的历史，有个别资料涉及到了战国初期。《左传》是按照纪年顺序来记载事件的，而且它在记载事件的同时，创立了一种新的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后往往又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形式来展开对事件或人物的道德评价，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尊礼尚德的倾向，即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书中揭露了国君残暴昏庸的真面目，肯定和赞扬了有识之士的重民思想。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首先就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是非曲直，并把它同胜负结果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当时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这与后来孟子“春秋无义战”的观点相比，显然还目光稍短。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作者以敏锐的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争霸的事实，以及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传》在叙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左氏传”条评价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用流水账式的简短记事和个别字句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意象和好恶，而是尽可能详细生动地记载事件的全过程，并通过人物言行及对个别细节的关注来展现事件及人物的全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叙述方法上，倒叙、插叙、跳叙等手法的运用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者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是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插叙和倒叙的作用类似，都是补充交代，往往用一个“初”字引起下文的追叙。跳叙是故事情节的适时跳转，但不失文章的连贯性和生动性，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涧’，全仗缰辔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左传》的跳叙就抓住了关键环节，使故事有明晰的主线，正体现了明断暗续的特征。“定公十年”记载武叔欲使人刺杀公若，第一次未能成功，圉人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于是“使如之。公若曰：‘尔欲吴亡我乎？’遂杀公若”。由于前文已经交代了详细的计划，所以跳过了刺杀的过程，读者尽可发挥想像，而故事仍不失完整、生动，这种语断意连的跳叙艺术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所说：“盖文虽缺略，而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战争描写。全书记录了大大小小的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就是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有声有色。

《左传》写战争不仅仅把战争看做是刀光剑影的搏斗，而是把它当做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全面叙述，总是抓住事件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着重地叙述或描写，叙述详细完整，富有故事性、戏剧性；《左传》对战争的叙述一般是从战前写起，先写战争的起因、双方政治上的运筹、民心的向背、对战争的准备以及各种外交上的策略等，然后才写战争本身；以《左传》关于城濮之战的描述为例，作者在叙述战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的伐怨报德、严整军纪、遵守诺言、倾听下言都与楚方的君臣不和、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取形成了强烈对比，最终是晋文公“退避三舍，后发制人”而取得了胜利。

《左传》对人物的描写也很有特色。写人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常常是寥寥几句，就能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鲁桓公元年”作者描写了一个心怀邪念的守国贵族：“宋华文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目逆而送之”五个字形象地描绘了华文督令人憎恶的丑态；又如“宣公十四年”描绘楚国申舟被宋国杀掉后楚庄王的失常神情和心理时曰：“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书中类似这样简练生动的细节描绘还有很多。

《左传》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

晋范宁称《左传》“艳而富”，唐韩愈称其“左氏浮夸”，就是指《左传》雄辩阔论，词锋犀利。如“宣公十二年”载《晋楚邲之战》，晋军失败后，主帅桓子请死，晋侯想允许他死。这时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知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竟。今天或者大警告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竟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以不可杀为中心展开了层层论证，逻辑关系清楚，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令人心服口服。

《左传》对人物外交辞令的书写也历来为人所称道。如“僖公三十年”载的《烛之武退秦师》，在晋秦两大国围困的紧急情况下，老臣烛之武受君之命见秦伯以求情。烛之武非常注意说话的角度和它产生的说服力量，他先承认事实，即在两个大国围困下“郑既知亡矣”，接着便给秦伯分析“亡郑”对秦有害无利，“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进而他再回顾历史，让秦伯想起“晋何厌之有”的事实，使秦伯深知晋的贪婪之心，以达到解散秦晋之盟，迫使其撤军的目的。烛之武表面上似乎处处为秦国考虑，实则委婉而周密，丝毫没有露出为郑求秦的痕迹。整段话语表现出烛之武超人的智慧。诸如此类说辞，《左传》里比比皆是。

《左传》作为中国古代早期少有的文采著作，对后世的文学和史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国策》《史记》都继承了它的写作风格，形成了文史结合的传统。《左传》在叙事、记言及人物刻画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是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品，正如朱彝尊在《经文考》引语中说：“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战国策》——隽永的说辞

《战国策》共计三十三篇，记载了《春秋》以后到楚、汉之际的共二百四十五年间的历史。原来书名不确定，西汉学者刘向在整理战国史料时，把六种分别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的资料分别编入十二国中，并根据这些材料大多是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事实，定其名为《战国策》，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不仅仅记载了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游说之辞，还保存了许多诸如西周君、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珍贵史料。可以说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杂史。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七雄形势图

《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十分成功。它突出反映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思想和人生观，他们在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在生活中追求自身价值的认可，或者追求功名利禄，或者力求为国解忧。因而在这纷纷乱世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其中不乏朝秦暮楚之徒；也有“解纷乱而无所取”的义士；有苏秦一类的“佩六国相印”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也有突然一鸣惊人的小角色；有巧舌如簧的言官辩士；也有披发仗器的游侠剑客……他们在乱世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话剧。

《战国策》生动地记载了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了诸如纵横之士苏秦、张仪，勇毅之侠聂政、荆轲，高节之士鲁仲连、颜斶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其中对苏秦初次腾达的刻画可谓生动透彻。苏秦第一次游说秦王时，先从秦国的地理和经济入手，然后说：“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然而秦王以“毛羽不丰”“文章不成”“道德不厚”“政教不顺”的借口，用“愿以异日”四字就体面地把他拒绝了。在“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资用乏绝”之后，只好“去秦而归”，而且竟是如此不堪，“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这样狼狈的样子当然不讨人喜欢，竟至于“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愤怒了，“是皆秦之罪也”！喟叹之余，发愤读书，竟到了“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的境地。“期年，揣摩成”，“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苏秦飞黄腾达之后，在游说楚国的途中衣锦还乡，于是上演了“人间在世重多金”的一幕。“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于是感叹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人，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战国策》在语言艺术方面也赢得了高度的赞扬。王觉《题〈战国策〉》称其“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荆轲刺秦王》一篇因其精彩纷呈而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其中描述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写道：“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凝重而哀伤，就连有“史家之绝唱”手笔的司马迁在作《史记·刺客列传》时，也不得不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

游说和论辩言辞的犀利、精辟是《战国策》的一大特色，从而形成了它铺张扬厉、横肆辩丽的文风。如《赵策》记述触龙的说辞，他顺着赵太后的心思，从谈家常入手，然后引古论今，层层深入地分析“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危害，终于使太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劝告，让她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而在“唐且为安陵君使秦”一节中，唐且与秦王针锋相对的言辞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秦统一六国前，秦王派人要求以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君的安陵，安陵君婉言谢绝后看到秦王不悦，只好又派唐且入秦周旋。面对秦王的逼问，唐且毅然表示“虽千里不易也，岂止五百里哉？”秦王大怒，于是双方展开了唇枪舌战，秦王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曰：“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未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而。”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论争双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寸语争锋，各不相让。尤其唐且以同归于尽、“挺剑而起”相胁持，最后终于迫使秦王“长跪而谢”。

《战国策》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因而语言更显流畅犀利，更具有说服力。恰当的比喻、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也使文章瑰丽多姿、生动形象、气势充沛。

如“庄辛谓楚襄王”一节中，庄辛先用“见兔而顾犬”“亡羊补牢”两个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郢都虽失，但只要励精图治，为时未晚。接着连用蜻蜓、黄雀、黄鹄、蔡圣侯四个比喻层层推进，有力地说明了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严重后果。“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黄雀“俯噣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然而可能“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黄鹄“游于江海，淹乎大沼”而“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碆卢，治其矰缴，将加己乎百仞之上。”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而“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因而“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再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为喻，劝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典故，如《齐策二》中的“画蛇添足”，《楚策一》中的“狐假虎威”“惊弓之鸟”，《魏策四》中的“南辕北辙”等。

《战国策》是彪炳千秋、影响深远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它记载的波澜壮阔、活跃自由的战国雄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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