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化简史——思想与学术

由义理而入考据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而明朝末年，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的繁荣，也促使思想领域产生了具有民主色彩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早在明末黄宗羲就参加了反对阉党的活动，明亡后又投身于抗清斗争。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黄宗羲激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认为君主专制是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主张“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严重地冲击了“君为臣纲”的封建伦理的基础。黄宗羲还重视商业，认为“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反映了明代末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清朝疆域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参加复社，明亡后，一生都在为抗清奔走。他的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顾炎武在政治思想上也激烈地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即“亡国”仅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他提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炎武这些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治学方面，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不务实学的空谈学风。因而他提倡“实学”，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以有益于世用为目的而写成的。

顾炎武画像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他也参加了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他的著作很多，主要的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读通鉴论》和《宋论》等。王夫之的思想成就主要在哲学方面，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张载“太虚即气”的主张，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范围也。”他还认为物质是可以转化的，却是不可消灭的，气虽“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在理气关系的问题上，王夫之提出“理在气中”，批判了宋明理学家的“理在气先”和“心外无物”等各种唯心主义的谬论。他还丰富发展了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认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在认识论上，王夫之也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二性的。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唯物主义思想的集中和升华，代表了中国传统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在学术思想方面，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主张学术要经世致用，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学风，提倡实事求是。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对《六经》的解释，主张从音韵、训诂等小学入手，以求训诂名物的真义。

清朝建立在全国的统治后，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尤为强烈。一方面，统治者为了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以这种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内容，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的奴化熏陶。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一再倡导理学，推崇朱熹，乃至在《御制朱子全书序》中称誉他“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这种高度的赞誉，不仅是看重朱熹思想中固有的有利于社会统治秩序的价值，同时也通过绝对思想权威的建立取消人们独立的思想权利，对于晚明偏离正统的社会思潮也是有意识的反拨。

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严酷的高压手段。清代文字狱之盛是历史上空前的，康熙时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吕留良诗文案，均牵连数百人，死者戮尸，生者凌迟、绞杀，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手段残忍，震骇天下。乾隆朝的文字狱差不多每年都有发生，直到乾隆后期才有所减少。这种手段不仅打击了汉族文人的民族意识，而且和强行变服剃发一起，严重打击了士人的人格尊严，而士人人格的破坏，成为清代文化中的严重问题。

另一方面，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除沿袭明代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外，康、乾两朝均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作为重视学术、优容文人的表示，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康熙时纂有《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更纂有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这些工作固然有文化总结的意义，但也有羁縻文人的用意。在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大量收缴和销毁违碍书籍，更成为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

文网严密，使读书人思想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加上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清代考据之风日盛。到了乾隆中期至嘉庆时期，号称“乾嘉之学”的考据学达到鼎盛阶段。儒家经典、诸子学说、历代史籍等各种古老的文献成为学者们严密审视、深入研究的对象，与之相关的音韵、文字、训诂以及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各类学问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清代考据学在文献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清前期在顾炎武、黄宗羲重视考据的治学方法的影响下以及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对汉学的提倡，使稍后于顾、黄的阎若璩、胡渭等人在学术上树立了考据的范例。胡渭精于经义，尤精舆地之学，他所著的《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阎若璩更是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他沉潜三十年，著《古文尚书疏证》一书，用比较严谨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人梅赜伪造的。

此后，学术界逐渐形成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更加盛行起来，形成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所说，乾嘉学派的研究范围是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而征引取材，多极于两汉。”

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

吴派以惠栋为首。著名学者有沈彤、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人。他们在治学上唯汉学是从，“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这也使他们比较保守，成就不大，但钱大昕和王鸣盛在史学考据上取得了很大成绩。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苏州吴县人。乾隆初，以经术闻，是吴派经学的创始人。他尊崇汉学，著有《周易述》《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等。

江声（1721～1799），字叔云，号艮庭，苏州吴县人。精研古训和《说文解字》，重新整理《今文尚书》，著有《尚书集注音疏》。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苏州嘉定人。精通训诂、词章、金石、天文、历算、历史，曾参与编写《续文献通考》和《续通志》。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

《乾隆南巡图》

皖派的创始人是戴震，主要学者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他们在治学上比较富有创造性，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他们采取“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考据方法，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著名思想家，曾任《四库全书》纂修、翰林院庶吉士。学问渊博，长于考证。在考据上，戴震把训诂考证和义理结合，从训诂探讨古书义理，对经学、训诂、音韵、天文、历算、地理等都有很深研究。他反对吴派唯汉是从的观点，主张学宗原经。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毛郑诗考证》《方言疏证》等。戴震在哲学上成就也很高，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原象》等书中。他的世界观和王夫之相近，最大的贡献是对理学的批判。他猛烈批判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认为“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反对道学家的虚伪，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其酷远大于“酷吏以法杀人”，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懋堂，江苏金坛人。是戴震的弟子，精于小学、考据、经学、音韵等。段玉裁最大的成就是注释《说文解字》，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经典论著。此外，还有《经诗小学》《古文尚书撰异》等著作。

乾嘉学派在戴震之后，以高邮王氏父子之学知名，晚清著名学者章太炎曾说：“高邮王氏以及其绝学，释姬汉古书，冰解壤分，一无所凝滞。”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擅长音韵训诂学，王念孙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王引之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

转向经世致用

晚清之后，世事亟变，乾嘉学派脱离现实、钻故纸堆的学风，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一部分人开始向经世致用转变，尤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盫，浙江仁和人。清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和史学家。他出身于官僚文人世家，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五十岁在江苏丹阳的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的外祖父是著名的学者段玉裁，又师从经学大师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青年时曾充任武英殿校录，因此学识渊博，文字、训诂、金石、目录无不涉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也用力颇深。

嘉庆以来，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社会走向衰落之际，龚自珍改变了乾嘉学派不问实事、埋首经籍的学风，发扬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乾嘉文化沉寂中的一声春雷，催动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觉醒。

无论是诗词还是思想方面，龚自珍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和抨击。他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是敏锐而深刻的，在《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中，他对当时社会作出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垄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的认识，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末世的景象。他也作出了如何改革的探索，提出了改良社会的主张。虽然他不可能真正认识到社会的矛盾所在，但这些探索还是有益的。龚自珍还运用《春秋公羊传》“三世说”的观点，认为“山中之民”必将兴起，社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难能可贵的是，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认识到鸦片的流入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他积极支持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并认为要在坚决抗击外部侵略的同时，发展和外国的正常贸易往来。龚自珍在思想上的成就除闪现在诗文中外，主要是展现在《明良论》《均田篇》《乙丙之际著议》《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和《古史钩沉论》等史论著作中。

龚自珍的散文和当时的文坛正宗“桐城派”对立，没有那些熟套定式，针对时弊，随意无羁。他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文章风格或直率或诡奇，随笔直书，骈散结合，充满热情，但有时为了追求语言的古雅深奥，而不免诘屈生硬、艰深晦涩。他的散文主要是政论学术论文，还包括一些杂文，记述人物、出游之类，文学性更强一些，如《记王隐君》《吴之癯》《病梅馆记》等。

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在诗歌上更突出一些，他的诗打破了清代诗歌以模山范水为主题的狭隘意境，而是直面现实，指斥时弊，抒发内心感受。其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几乎是这一时期社会衰落的一面镜子，这些诗作反映了末世社会的景象和矛盾，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不过，他虽看到了“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但也无法找到出路，只能“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天公”身上。

龚自珍为人豪放，多情易感，而个人经历的坎坷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又使他的诗中带有忧郁和孤愤之感。他的诗，政治思想和诗歌艺术相统一，形式多变，想象丰富奇异，是现实主义和浪漫精神的完美结合。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和龚自珍齐名，思想接近，是19世纪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曾随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与龚自珍、林则徐、黄爵滋等人成立宣南学社，宣传经世致用之学。参与过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在地方上的漕运、水利等改革筹议，以擅长经世之学知名。鸦片战争后，他先后撰成《海国图志》《圣武记》，开风气之先，对开拓人们的视野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他还著有《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

魏源的思想理论更多地表现在如何“济世”中，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他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主要着眼于抵抗外国侵略，在内部进行水利、漕运、盐政方面的经济改革，对外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奖励科技发明，建立自己的海军。不过，魏源并没有看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对西方的认识也与前代一样没有更深的发展。

在诗文方面，魏源的成就远不及龚自珍，但他的作品也着重反映民间疾苦，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他的散文也和桐城派相对立，但又不同于龚自珍，而是条理明晰、朴实畅达，对后世散文突破桐城派的窠臼起到了示范作用。除《海国图志》《圣武记》外，魏源还有多种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著作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