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化简史——峨冠博带的载体——书籍刊印（下）

四海之内皆书坊

在明代书业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刻书方式是坊刻。若依其所在地域分类，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

建阳刻本。南宋时，福建置建宁府，辖地中的建安、建阳两县，被称为“图书之府”，可见刻书之盛。宋、元时书坊多集中于建安，入明时已衰，而建阳独盛。嘉靖《建阳县志》称：“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唯崇化存焉。”又云“书坊街在崇化里”，对建阳书肆的历史沿革，所述甚详。明初，由于国家鼓励书业，一些元代已负盛名的老店皆继张书肆。高濂《燕闲清赏笺》称：“国初慎独斋刻书，似亦精美。”徐康《前尘梦影录》亦言：“正德时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仅壮观耳。”慎独斋主人名刘弘毅，另刻有《西汉文鉴》《东汉文鉴》等，皆堪称明刻本中的精品。其他如刘氏翠岩精舍、日新堂、叶氏广文堂等，也都是在元代即已负盛名的老店。

建阳书业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中叶，尤其以嘉靖、万历时称极盛，出现了如余氏、刘氏、熊氏等赫赫有名的刻书家族。其中有些则是历史悠久的刻书世家，如余氏自宋代已操剞劂，明初稍衰，万历年间又大炽，可考者即有余象斗双峰堂、余建泉文台堂、余良史怡庆堂、余泗泉萃庆堂、余近泉克勤斋等二十余家。其他如刘氏安正堂、刘龙田乔山堂、刘氏忠贤堂、熊宗立安德堂、熊氏种德堂、中和堂、诚德堂，也都是建邑名肆。其他如郑、叶、杨、詹、陈等姓坊肆，亦为建邑书林之大家。

建阳书坊所刻图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尤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仅《三国》《水浒》的版本就各不下七八种，其他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牛郎织女传》《观音出身传》《达摩出身传》《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凡当世所见之小说，由建阳书坊付梓者恐不下八九。医书、士子科举用书、生活用书亦多，这当然和这些书在社会上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有关。至于经史文集，建本传世者亦不少。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并非虚语。是时建本行销天下，无论品种还是数量，皆堪称首屈一指。

建阳书坊中的不少名肆，不仅传刻古今载籍，自己也编书，从而成为编、印、售合一的出版机构。这些书肆的老板本身就是有一定学问造诣的读书人，如余象斗就自称：“辛卯之秋，不佞斗室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籍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籍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辛卯之秋为万历十九年（1591），余象斗是在这一年专心从事书业的。他的双峰堂不仅刻印了诸多各种图书，他自己也编印了《万锦情林》《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列国志传》《列国全编十二朝传》等书。种德堂主人熊宗立，字道轩，从当地著名学者刘剡学，著有《洪范九畴数解》《通书大全》等书。刘氏书坊中的名肆乔山堂主人刘龙田，“初业儒，弗售。挟箧游洞庭，瞿塘诸胜，喟然叹曰：‘名教中有乐地，吾何多求？’遄归侍庭帏，发藏书读之。”和余象斗相似，同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受雇于书肆的读书人，也将自己的著述交书肆刻印。如万历时人邓志谟，尝游闽，为建安余氏塾师，编写有《咒枣记》《飞剑记》《铁树记》三部小说；辑录《风月争奇》《花鸟争奇》等七种争奇及《洒酒篇》诸文集，皆由余氏萃庆堂付梓。此类作品粗制滥造，文笔拙劣，但因其寓意尚有可取之处，强调情节性和可读性，在下层民众中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

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略，纸、墨俱劣，在当时就受到读书人的强烈批评。明郎瑛《七修类稿》评之曰：“我朝太平日久，旧本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盗版成风。盗版犹不足，更加以偷工减料、瞎删乱改，以牟取暴利，难免令人齿寒。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则说“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纸、板俱滥恶”，“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

金陵刊本。金陵自古为江南重镇，三国时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的南唐，明洪武、建文、永乐皆建都于此。金陵刻书历史悠久，以明刊本而论，所见最早者为洪武四年（1371）王氏勤有堂刊童蒙刻本《新刊对相四言杂字》，现仅藏于日本。明宣德十年（1435）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则为南京所刊戏曲的首开先河之本。但自明洪武至隆庆年间，南京坊肆刻书似乎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发展。直至明万历时，才进入其最为兴盛发达的时期。

从内容上看，金陵书肆所刊与建阳一样，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若具体些说，则建阳所刊小说为多，金陵以戏曲更盛。这或许是金陵作为东南的大都会，市民文化发达、戏曲文学在本地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所致。其他如日用读物、医药、史传、文集等，数量虽远逊于戏曲、小说，亦无不有刻。

在金陵书业中，以唐姓坊肆为最盛，据张秀民先生考证有十五家之多，其中又以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最有名。若论及历史之久远、刻书数量之宏富，则应首推富春堂。富春堂主人名唐富春，系以名名肆。所见牌记多刊署“金陵唐对溪富春堂”“三山街书林唐富春”“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等。明万历元年（1573）即刊有《新刻全像增补搜神记》四卷，万历十三年（1585）重刊闽版《对音捷要琴谱》。所见最多的则是戏曲作品，据诸家书目所记，今天所能见到的尚有《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商辂三元记》《昭君出塞和戎记》《韩湘子九度升仙记》《刘汉卿白蛇记》《刘知远白兔记》《徐孝义祝发记》《薛平辽金貂记》《周羽教子寻亲记》《齐世子灌园记》《三顾草庐记》《姜诗跃鲤记》《三桂联芳记》等约五十种上下。据考若总其所刻，当不下百种，堪称是当时戏曲作品的最大刻家。除戏曲外，另刻有传记作品《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志怪小说《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以及《大六壬大全》《对类大全》等杂著。

世德堂、文林阁、广庆堂所刊，也是以戏曲文学为主，兼及其他。世德堂大致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前后自富春堂分离出来的，常见刊署“金陵唐绣谷世德堂”“绣谷唐氏世德堂”等，刊有《拜月亭记》《赵氏孤儿记》《赋归记》《双凤齐鸣记》《惊鸿记》《裴度还带记》《李日华南西厢记》等戏曲二十一种；所刻小说较富春堂多，传世有《新刻官版大字西游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诸本，另刊有文天祥的《指南录》等书。文林阁主人为唐锦池，有时又别署集贤堂。其较早的刻本有刊于万历十六年（1588）的《新刊汉诸葛武侯秘演禽书》，较晚的有万历二十四年（1606）用徽州旧版施印的《刘向古列女传》及万历三十五年（1641）刊刻的杭州人杨尔曾所辑画谱《图绘宗彝》。所刻戏曲有《易鞋记》《胭脂记》《观音鱼篮记》《四美记》《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记》等十六部，另刊有明王锡爵所撰的《王文肃公文集》。广庆堂主人唐振吾则刊有《窦禹钧全德记》《西湖记》《东方朔偷桃记》《八义双杯记》《武侯七胜记》等戏曲八种。

以上所刊，还是今日可考见的传本，如果加上亡佚之本，四家所刻戏曲，绝不会少于二百种，其对于保存、流传我国古代戏曲作品，是有大功绩的。

明天启、崇祯时，一些万历时即享誉天下的金陵名肆仍在刻书，如万卷楼周如泉于崇祯时刊行《图像本草蒙筌》就是一例。但总起来看，动辄刊书数十种乃至上百种的大型书肆少了，不过书业仍颇兴盛，刻书内容虽然仍以戏曲、小说为主，刻书品种似较万历时更为丰富。如天启元年（1621）蓬溪草堂刊明茅元仪纂《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就是一部大型的军事著作，其中刊有《郑和航海全图》，是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方志书《金陵图咏》《金陵梵刹志》也予锓梓，儒家书则有崇祯时刊行的《圣迹图》；匠作书有崇祯时刊行的《新刻京版鲁班京匠家境》三卷，是中国古代同类书中的代表作；小说则有天启三年（1623）刊《韩湘子全传》，崇祯元年（1628）金陵周氏刊《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等，戏曲有天启时刊《词坛清玩西厢记》等。此外，明万历初年，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在书业中也有反映。如著名传教士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与《新制诸器图说》就有崇祯元年（1628）金陵武位中刊本。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友论》《万国舆图》也于万历时由南京教堂梓行。虽然非坊刻本，但却是金陵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

徽州刊本。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古称新都、新安、歙州，故其刊本史称“徽刻本”“歙刻本”。明时设府，辖歙县、休宁、绩溪等地，所产宣纸、徽墨、歙砚擅名天下，又因此地多山，盛产木材，为刻书准备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徽州刻书历史悠久，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忘筌书》所撰题解：“新安所刻本，凡八十八篇。与《馆阁书目》《诸儒鸣道集》及余家写本皆不同。”宋洪皓《松漠纪闻》附洪遵跋：“先忠宣《松漠纪闻》，伯兄镂版歙越”，证明徽州于南宋时已有私刻本，但南宋及元、明初，书坊刻书并未发达起来，直至明万历时，始勃然而兴，成为当时重要的刻书中心。就如胡应麟所称：“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谢肇淛亦云：“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对徽刻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当时玩虎轩、观化轩等名肆刻印了大量的小说、戏曲及其他类书，从数量上讲，远逊于建阳、金陵，但因所刻至精，历来皆被收藏家、版本学家所重。此外，万历后徽派版画之精美凌冠当时，也为徽刻在中国版刻史上争得了特殊地位。

杭州、苏州等地刻本。杭州古称余杭、钱塘，宋南渡后称临安。五代时，吴越国主钱俶刊《宝箧印陀罗尼经》，宋“靖康之变”后，大批刻书艺匠南迁，临安成为刻书中心。入明之后，建阳、金陵等地书业大兴，杭州执全国书业牛耳的地位渐失，但出版业仍颇发达，胡应麟就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

明洪武时，杭州坊肆刻书已颇为发达，这当然和明政府鼓励民间刻书及杭州书业基础雄厚有关。其中有些书肆，如众安桥北沈七郎经铺就是在南宋时就已开业的著名书肆。现今所能见到的明代杭州最早刻本为古杭勤德书堂于洪武十一年（1378）冬所刊数学家杨辉的著作《算学五种》七卷，同年又刊《皇元风雅前后集》及《新编翰林珠玉》等。其他如杨家经坊于洪武十八年（1385）刊《天竺灵签》，曲氏嘉靖年间刊《皇明经济文录》，蒋德盛武林书堂万历时刊《敬斋古今注》，继锦堂刊《阳明先生道学钞》等。另如双桂堂、集雅斋、容与堂、钱塘金衙、古杭秋爽堂、夷白堂、藏珠馆、笔耕山房等名肆，自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刊刻了大量的小说、戏曲、画谱等类书。

苏州宋时称平江府，明称苏州府，其地刻书可上溯至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刊李诫《营造法式》，宋末元初又有《碛沙大藏经》镂版。入明之后，书业更见发达。胡应麟评论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对苏州刻本的评价是很高的。

相较于建阳、金陵、杭州而言，苏州坊刻在明代兴起较晚，现今所见最早的坊刻本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东吴书林刊《薛万山先生文录》。其余书坊，则主要活动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又据胡应麟所记：“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故明时苏州坊刻，多冠以“金阊”二字。

苏州书坊中以叶姓为最多，见于著录的有叶显吾、叶敬溪、叶瑶池、叶聚甫、叶敬池、叶昆池、叶龙溪、叶碧山、叶启元等，从姓名看，或为兄弟，或可能是同宗族人，其中又以叶敬池和叶昆池最有名，二人皆刊行了大量的小说，如《醒世恒言》《石点头》《南北宋志传》等。叶敬池在万历年间另刊有《李卓吾批评三大家文集》等书。其他诸家亦刊行了大量小说、戏曲以及尺牍、占卜、棋谱等类热销的通俗读物，如金阊舒载阳刊《封神演义》为该书的最早刊本。五雅堂刊《列国志》，嘉会堂刊《墨憨斋批点三遂平妖传》，龚绍山刊《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等，叶龙溪刊医书《万病回春》，叶显吾重刊《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叶瑶池刊《五车韵瑞》，映雪堂刊《潜确居类书》，酉酉堂刊《明文奇赏》，书业堂刊传奇《南游记》，又刊象棋古谱《桔中秘》，五云居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等。从内容上看，苏州坊刻本还是相当广泛的；从时间上看，直至天启、崇祯年间，苏州的书业仍相当活跃；而在明万历年间盛行一时的建阳书业此时却已显全面衰微的颓势了。

私家刻书者——毛晋

明初，私家刻本尚少，较著名的本子有郑济、郑洧兄弟于洪武十年（1377）为其业师宋濂刻《宋学士文粹》，洪武十七年（1384）傅若川刻其兄撰《傅以砺文集》、游明刊《资治通鉴》等。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之风大炽，尤以嘉靖、正德、万历年间为盛。刻书风气亦为之一变，自元代继承下来的黑口赵字样式日少，盛行翻刻，仿刻宋版，字体仿宋，版心亦变为白口。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德之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大倡复古之风，一时成为时尚。为了迎合读书人的心态，故刻书也复古。刻书业既然谈不上复秦汉、盛唐之古，既然读书人都以宋刊为最佳，于是就大兴翻宋、仿宋之风。另外，明嘉靖十一年（1532），建阳书坊为牟利而刊刻应付科举考试之书，不仅错漏甚多，且多有故意窜改之处。为此，福建提刑按察司行牒文建宁府：“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追版铲毁，绝不轻贷。”

这股翻宋、仿宋之风首先是由私家刻书兴起的，官府牒文实际上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私人刻书家大多也是藏书家、学问家，对文坛上的复古之风最为敏感，反应也最快，故能成为改变版刻风格、复两宋之古的始作俑者，并影响到官刻和坊刻。明嘉靖刊本多为白口，欧、颜字体就是明证。

明代刻书家为数甚多，善本佳刊不胜枚举。如正德五年（1521）苏州陆元大翻刻宋本《花间集》，嘉靖间苏州袁褧嘉趣堂翻刻宋本《大戴礼记》《六臣注文选》《世说新语》。苏献可通津草堂刻《论衡》，钱塘洪楩的清平山堂刻《清平山堂话本》，叶盛菉竹堂隆庆五年（1571）刻《云仙杂记》《昆山杂咏》等。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更为繁荣，刻家之多不胜枚举，而杭州胡文焕、徽州吴勉学、常熟毛晋，则为其卓然大者。诸人中间，尤其是毛晋，最为突出。

毛晋（1598～1659）是晚明私人刻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其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号隐湖。其家世居虞山东湖，为当地巨富。他从事刻书，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视为一生事业之归宿而孜孜以求。据其子毛扆《影宋抄本〈五经文字〉跋》所记：“吾家当日有印书之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扆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扆曰：‘吾节衣缩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版逾十万，亦云广矣’。”在当时要想成为一个出版家，首先就应该是一个藏书家。毛晋对古籍善本的搜求，可以说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中说毛晋悬榜于门，榜曰：“有以宋刊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远近闻讯，书舶竟集于门，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集书八万四千册，且多珍本秘籍，就如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中所云：“上下三楹，始子终亥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

毛晋编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清黄丕烈收入《士礼居丛书》中，著录虽简约，亦可窥见毛氏藏书之富。正因为有连楹充栋的珍本善本作底本，才使毛晋刻书卓然而凌于众家之上。毛晋刻书，无论对纸张的选择，还是对抄手、刻工的要求都很严格。毛氏传刻之书全用竹纸，他专门到江西订造纸张，薄者叫“毛边纸”，厚者称“毛太纸”，其名至今尚沿用。毛宅中，“僮仆皆令写书，字画有法”“入门僮仆尽抄书”。另据清徐尘《前尘梦影录》载：“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僳水人居多。”不言而喻，选佳纸施印，以擅书擅刻者任其事，都是雕版书时代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所以清吴伟业《汲古阁歌》称誉说：“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版工。”

自万历晚期至清顺治年间，毛晋刻书逾四十年。据清郑德懋《汲古阁校刻书目》、近人陶湘编《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所记，毛氏刻书共有六百余部，其中既有如《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一类正经正史中的辉煌巨制，又有如《六十种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重要的总集。《群芳清玩》《山居小玩》一类书亦予付梓，并有《津逮秘书》这样的大型丛刊。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更为可贵的是，毛晋刻书不徒为获利计，而是有着相当明确的价值取向，清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说毛晋：“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志远相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意。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经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在刻书之业中贯穿着自己的学术思想，以恢复汉唐旧学为要务，以纠正学术界积弊为己任，在“纂要”“节本”风行于世时，倡导刻印经史巨著全帙，且身体力行之，这样的境界和眼光绝非吴勉学、胡文焕辈所能比。延及今日，不少较具规模的收藏机构都藏有数量不等的毛刻毛抄本，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晋刻书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明末的私人刻书家中实应推毛晋为第一人。

毛晋所刻之书，版心下多刊署“汲古阁”，间有刊署“绿君亭”。清钱泳《履园丛话》中说：“虞山毛子晋生明季天、崇间，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阁外有绿君亭，亭前后皆植竹，枝叶凌霄，入者宛若深山。”对汲古阁、绿君亭之得名，叙之甚详，从中亦可看出毛晋对校勘的重视。附带说一句，明代私刻本之所以较官刻、坊刻更为后人看重，校勘较精是重要原因之一。陈继儒辑刻《宝颜堂秘笈》自称“余得古书，校过付梓，抄过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后即印，印过复校”。正是由于私刻本校勘较精，其质量高于官刻、坊刻，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后人对毛晋刻本也存在不少批评，孙从添《藏书纪要》云：“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草，错误甚多。”黄丕烈《宋刻李群玉集跋》则曰：“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顾千里《陆游南唐书跋》亦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叶德辉《书林清话》亦云“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矣”，“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这种讦难，可以说是比较尖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