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曹魏政权与五言诗的新形式

东汉之后，诗歌卷土重来，五言诗逐渐取得了主流的地位。从五言诗的声音形态往回推，我们也就能够了解在这段时间里，民间说话和唱歌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早先北方以《诗经》为主的四言形式，南方以《楚辞》为代表加上衬字让声音错落有致的风格，后来都没落了。秦汉以后，中文产生了新的字句习惯和规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文里的语助词越来越多，在运用中也越来越丰富。《诗经》中用来整齐诗句的，大部分是只有声音作用，没有任何指涉意义的语助词；《楚辞》中用来错落字句的，主要是反复出现的“兮”字。但到了汉朝以后，越来越多的语助词本身就具备文法作用或意义，大幅增加了诗句构成的灵活空间。

促使中文表达出现新形式的另一个因素是，中文越来越明确地从以“字”为单位，转变为以“词”为单位。“字”是单一的字，“词”则主要由两个字构成，有了大量的词，再用词配合原有的字，就很容易形成稳定的句子结构。五言诗相当于是最早以这种单双数配合运用而产生的表达形式，一句五个字，基本上是以“21-2”的形式分配，还有“2-2-1”或“2-1-1-1”等形式的灵活变化。

“胡马依北风”和“越鸟巢南枝”都是“2-1-2”的分配形式，两个词之间用一个表示动作的单字联结起来。“相去万余里”则是“2-2-1”，而“相去”这个词又是用“相”这个有自身意义的语助词加上动词“去”而形成的。“道路阻且长”和“但见丘与坟”则是“2-1-1-1”的分配，“但见”这个词也是将“但”这个有意义的语助词加在动词“见”上形成的。

在诗的发展史上，“魏”这个短短的朝代（220—265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钟嵘在《诗品》里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曹魏的君主和王子，都真心喜爱文学，尤其是喜爱当时新兴的文学类型，他们在提倡和传播这些文学形式和文学作品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一直到汉末，诗仍然保留了强烈的民间个性，比如乐府诗。然而正是在魏这一朝，借着帝王家族的喜好和拥抱，原本有作品而无作者的这种文类，被拔举上来，吸引了众多有名有姓有地位的作者投入创作。

最显赫的作者是“三祖陈王”，“三祖”指的是魏最早的三个皇帝，包括了其实并没有正式登基的武帝曹操，另外还有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陈王”则是“陈留王”的简称，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七步成诗”典故的文学天才曹植。围绕着这“三祖陈王”，另外有“建安七子”，他们都与曹家尤其是曹丕有密切关系。

一代枭雄曹操，握有很大的权力。他是那一代最主要的军事权力的拥有者，也是战争的决策者、发动者。然而曹操写的，却是像《蒿里行》这样的诗：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在体裁上属于“乐府诗”，也就按照乐府的文类习惯，表达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民间底层百姓的心情。这首诗描写战士穿在身上的铠甲都长出虱子来，死去的人那么多，再也分不清姓什么，反正不管你姓什么，在这种乱世中随时都可能死去。死去的人无法得到安葬，尸体暴露在原野上，大地变成一片废墟荒烟，走了很远都遇不到一户养鸡的农家，也就听不到鸡啼。能侥幸存活下来的比例，可能只有百分之一吧，想到这情景便为之断肠。

虽然曹操是个“准帝王”，但是当他写乐府诗时，他遵照乐府的文类惯例，发出小民的悲哀感叹，而不是表达他帝王式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