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晋武帝司马炎：就让我任性一次

司马炎虽然在咸熙二年(265)接受了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的禅让，建立了西晋。不过相对而言，他是一个弱势的皇帝。司马炎登基的时候已经30岁了，之前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历练，他的父亲司马昭在完成了灭亡蜀国、称王、开建五等、制定礼律等几乎所有代魏的准备工作后，在距离登上皇帝宝座仅差一步的时候去世了。尽管史书中没有记载司马昭去世的详情，但咸熙二年五月，司马昭完成了建天子旌旗、立王妃为王后、立世子为太子、建晋国百官等一系列工作。此时距离他八月去世，之间留下了三个月的空白，我想，司马昭是在这三个月中暴病不起，突然去世的。因此，司马炎尽管名义上是西晋的开国之君，死后谥号为“武”，但他主要是仰赖父辈的基业才得以登上帝位的，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

另一方面，他的弟弟齐王司马攸，早年被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伯父司马师。我们之前讲到过魏晋易代的基础是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奠定的，齐王攸又是司马懿生前指定过继给司马师的嗣子，如果不是司马师的意外早死，西晋的皇权本来应该传递到齐王攸手中。而且据说齐王攸颇有才华，当时人认为他“才望出武帝之右”，就是比他的哥哥司马炎威望更高，更有能力，在司马氏集团内部具有极强的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据说，司马昭经常说“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景王是司马师的谥号，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司马师打下的天下，和我没有关系。他自己只是暂时代理宰相的位置，选择立储的时候，司马昭也曾经有过犹豫，曾说“百年之后，大业宜归于攸”，等他死后，天下最终还是要还给齐王攸的。最后，司马昭是在贾充、何曾等人的劝说下，才立司马炎为世子。不管司马昭的这些表态是真心还是假意，但因为司马师有大功于西晋，使得齐王攸也具有继位的合法性，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本来随着晋武帝登基为帝，他与司马攸之间君臣名分已定，这件事情已宣告结束，但随着太子司马衷年龄的增长，他的愚笨却成为朝廷中普遍担忧的问题。伴随着“要不要废太子”的争论，齐王司马攸地位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起初，由于武帝正值壮年，接班人的问题尚未凸显，双方暂可相安无事。但到了咸宁二年(276)，晋武帝病危这一意外事件，彻底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晋书》对这件事情只有简略的记载，“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正月元旦的元会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朝会，象征着国家的礼仪秩序，武帝因病取消了咸宁二年的元会，说明他的病势无疑已相当沉重。更关键的是，由于元会参与的人数众多，大量前期准备的工作和各地上计吏(到中央来汇报工作的官吏)赶往京城，都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无疑，前一年十二月的时候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全面展开。但是武帝因病突然取消了元旦的元会，这件事无疑会在准备参与元会的上万官吏中引起强烈的忧虑。这一关系到国家体制的重大典礼突然被取消，实际上是把武帝病危的消息透露给了帝国上下所有的官吏，使得皇帝身体状况这样绝密的消息不再能够像往常那样被保守在宫廷的内部，而成为整个朝野上下关注的公共话题。

那么，这场把41岁的武帝击倒的瘟疫，又起源于何处呢？史书记载，在两个月之前，武帝还亲自在宣武观检阅了军队，说明此时武帝的健康状况依然非常良好。那么武帝突然身染重病的唯一可能，便是与十二月在首都洛阳暴发的瘟疫流行有关。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瘟疫是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传染性疾病。武帝虽然贵为帝王，也未必能够逃脱这场灾难，甚至一度传出了病危的消息，直到咸宁二年三四月间，武帝的病情才逐渐好转。

在武帝病危的三四个月中，朝臣围绕着“万一武帝去世，由谁来继承皇位”的事情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协商。由于太子司马衷的愚笨众所周知，当时朝廷中的主流意见是希望由齐王攸来入继大统，甚至连一贯支持武帝的贾充也表现出了犹豫。但是武帝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恢复了健康，那么所有拥立齐王攸的努力只能暂告一个段落。

西晋政治表面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中。可是钟摆虽然再次摆回了原点，但齐王攸的威胁已深深地在武帝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此之后，武帝不顾朝臣的反对，一反魏晋以来抑制外戚的传统，转而重用外戚杨氏，将之作为自己的亲信力量加以培植，抑制功臣、宗室两股既成的势力。在此之后，武帝开始积极筹备伐吴。可是我们需要注意到，武帝准备伐吴并不是因为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十年的皇帝，从来没有提起过要伐吴。他其实是希望借助伐吴成功带来的威望，改变自己弱势皇帝的形象，从而把齐王攸彻底地从朝廷中驱逐出去。

毫无疑问，公元280年伐吴的胜利、天下的统一大大增强了武帝的权威。当时人讲“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宣帝定燕”就是指司马懿曾经平定了辽东的公孙渊，“太祖平蜀”是指司马昭灭亡了蜀汉，而司马炎平定了吴国，统一了天下，因此他可以和他的父亲、祖父相比，成为一个强势的皇帝。借此助力，武帝得以摆脱功臣与宗室的牵制，重新把目光投向内部，以求彻底解决齐王攸的问题。

太康三年(282)十二月，武帝最终下达了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的命令，要求齐王攸立刻赴任，离开洛阳。诏命下达之后，立刻招致了朝野上下强烈的反对。史书记载曾经上书反对此事的大臣接近二十个人，其中包含了宗室、外戚、禁军将领、清流名士等多股政治力量，齐王攸本人也拖延着不走，皇帝与大臣之间形成了互相对峙的僵持局面。这场争论随着齐王攸在第二年三月的暴病身亡而戏剧性地画上了句号。

表面上看武帝似乎取得了胜利，齐王攸的去世消除了太子继位最大的政治隐患。但是在胜利背后，武帝却在西晋政治中留下了难以弥缝的裂痕。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大批朝臣反对外放齐王攸，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司马攸取代太子司马衷，而是希望维持朝廷中的政治平衡，不要发生大的动乱。事实上，官僚集团作为政治既得利益阶层是最希望保持稳定的。因此，武帝的姻亲王浑所谓“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外戚可靠的话，那么王莽篡汉、吕家专权都提供了历史的教训；如果你认为宗室可靠的话，那么汉景帝的时候吴楚七国之乱也是一个教训。因此，外戚和宗室任何一方独揽朝政，都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在武帝不愿意废黜愚笨的太子的情况下，王浑提出的以齐王司马攸、司马亮、外戚杨珧三个人联合辅政的建议，实际上是应对武帝去世之后政治变局的最佳解决方案。可惜武帝在咸宁二年之后，和齐王攸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根本不愿意接受任何将齐王攸留在权力中枢的安排。

由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抗争，朝廷分裂成了同情齐王攸的多数派与支持武帝的少数派。特别是武帝后期最有才能的政治家张华，因为反对将齐王攸外放，也失去了武帝的信任。由于这一裂痕的存在，在武帝晚年的政治中，更加倾向于重用外戚、亲信，尤其是杨氏家族，将公开的政治运作变成了一个小集团内部的密室政治，甚至只信任外戚杨氏，使得本来就存在着统治基础狭隘、官僚阶层流动性不足毛病的西晋政权，进一步走上了狭隘化的道路。

武帝为这场胜利所付出的另外一个代价是：他所倚重的外戚杨氏在西晋政治中彻底名誉扫地，失去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支持与信任。武帝一死，他精心设计的辅政格局也便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