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悲歌——萧衍的《北伐诏》和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东线战事告一段落。

而西线淮水上游义阳的攻防战还在激烈进行。

镇守义阳的司州刺史蔡道恭兵不满五千，粮只够维持半年，却也靠着惊人的意志力在坚守着城池。

战斗从萧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四月一直持续到七月，魏军死伤无数，听说东路军已撤回了寿阳，也准备放弃了。

可是，在这节骨眼上，义阳城里的擎天一柱——蔡道恭病逝了。

魏军获悉，重新打起精神，焕发斗志，猛烈攻城。

萧衍也深谙义阳的重要性，一次次发兵来援，但全都无一例外地被魏军击退。

在野战中，步兵要战胜骑兵，实在太难了。

到了八月，蔡道恭的弟弟、负责守城的蔡灵恩在弹尽粮绝中，无奈开城投降。

义阳一失，义阳南面的平靖、黄岘和武阳关的三关守将全都弃关而走。

南梁只能在关南的南义阳（今湖北安陆）设置司州，把防线南移到今湖北省的境内。

北魏得了义阳，即于此设立郢州，与东面的寿阳互为犄角之势，虎视淮南。

南梁的噩运还没有结束。

原负责协助梁、秦二州刺史的庄丘黑和在西线防御魏军的南梁汉中太守夏侯道迁一起向北魏献汉中请降，并请求北魏大军出兵西进。

这种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元恪岂肯错过？

他以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都督征梁汉诸军事，率兵南下，抢在萧衍行动之前端掉了梁、秦二州，并马不停蹄，直取益州。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益州一旦落入魏军手中，其就可以自长江上游挥师而下，直取建康了。

萧衍急得直跳脚，连连发兵去救。

可是邢峦刀锐马快，很快攻下益州重镇南安郡（今四川剑阁），此后，旬日之间，梁州十四郡地，东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 

萧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七月，魏军杀到了涪城（今四川绵阳），锋镝直逼成都，蜀中大震。

邢峦眼看益州唾手可得，激动得睡不着觉，给元恪上了一道奏疏，大谈攻取益州的种种好处。

可是，元恪却表现得异常冷静，给他的答复是：“若贼敢窥觎，则观机翦扑；若无下一步行动，则安民保境，以悦边心。伐蜀之举，更听后敕。”

盖北魏的战线太长，兵员分散，粮运难继，严令他按兵不动。

南梁的益州因此得以暂时保存。

但萧衍还是郁闷极了。

想想自己开国之初，就遭到了北魏一连串的打击，根本抬不起头，越想越窝火。

他决定，要给鲜卑人还以颜色。

萧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十月，经过短短几个月的休养和调整，萧衍下诏北伐。

他在十月初九颁布了《北伐诏》，此诏写得开阖纵横、声势骇人。称自己要“广命群帅，赫然大举，总一车书，混同禹迹”、大梁王师“熊武百万，投石拔距之力，招关扛鼎之威，岳动川移，风驰电迈，铁马方原，戈船千里，百道并驱，同会洛邑，戡翦逋丑，馘扫鲸鲵”。

他以皇六弟、临川王萧宏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督军数十万，北上伐魏。

其器械之精新、军容之盛，为百年以来南军所不曾有。

萧衍的作战思路是：大军合力攻取淮南重镇寿阳，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出徐州，北平中原；一路出义阳，收取关中，两路并进，会兵洛阳，一统天下。

萧宏大军离开建康，很快抵达涡口（今安徽怀远涡河和淮河的交汇处），准备鏖兵寿阳。

率先出阵的是北徐州刺史昌义之，他的任务是攻打寿阳东北的边镇梁城（今安徽寿县东）。

而镇守梁城的乃是南梁叛将、北魏平南将军陈伯之。

萧衍的《北伐诏》虽然写得雷震电奔，让人读了目眩神摇，但打仗靠的不是文字。

昌义之未能承载得起《北伐诏》中“岳动川移，风驰电迈”的重量，被陈伯之一击而溃。

单靠文字打不了胜仗，那么，能不能靠文字来招降陈伯之呢？

萧宏考虑到陈伯之原是大梁帝国的旧臣，而且大梁帝国待他不薄，想让人写一封劝降书，劝陈伯之投降。

写这封信的人，是军中文胆、记室丘迟。

丘迟，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出生于刘宋后期，初仕南齐，八岁能属文，早年仕于南朝齐，任太学博士、大司马参军。因父、母亡，两次去职服丧。服除，复为殿中郎，迁车骑录事参军。萧衍平京邑，开霸府，丘迟投入萧衍幕中，为骠骑主簿。

丘迟文学成就极高，辞采逸丽，能诗、工骄文。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给予丘迟诗的评价是：“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文学爱好者萧衍爱其才，先后任其为散骑侍郎、中书侍郎，领吴兴邑中正，侍诏文德殿。

这次北伐，丘迟为谘议参军，领记室，在萧宏帐中负责处理文书类工作。

萧宏将劝降陈伯之的任务交给他，丘迟本也与陈伯之相识，于是满口应承。

经过大半夜的捣鼓，一篇震响文坛、流传千载的《与陈伯之书》就横空出世了。

文章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先送出一顶高帽，赞誉陈伯之将军足下“勇冠三军，才为世出”，既而叙忆其得遇明主梁武帝萧衍从而“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的盛况；接着，笔锋一转，点出了他投入北魏后“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的屈辱处境。将往日的显赫声威和今日的惶惶不可终日比较，旨在引起陈伯之对曾经荣华富贵的眷恋，从而对未来何去何从作出抉择。

第二部分，着力消除陈伯之的顾虑，首先分析他错误投魏的原因，不过是考虑欠周，“外受流言，沉迷猖獗”，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而梁武帝萧衍对犯了错误的臣下通常都是赦免罪责而求其建功立业，不计较过失而加以任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在这儿，丘迟特别提到了历史上的两个人物：朱鲔和张绣。朱鲔曾参与谋杀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縯；张绣则杀害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所谓“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刃于爱子”，而“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进而指出“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若能迷途知返，一定能有好的前程。为此，丘迟写了一段极富诱惑力的骈文：“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如果说，丘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对陈伯之的今昔做了纵向的比较，在第三部分里，则拿陈伯之的现状与他那些仍在梁朝效力的故旧进行了横向的比较：“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而“将军独腼颜借命，腼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 ”进一步劝他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及早归梁。接着借刘裕的赫赫武功渲染南朝的强大与威势，称“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断定异族在中原的日子不会长久，何况北魏本身“恶积祸盈，理至燋烂”，提醒陈伯之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而不自知。

第四部分写得极富诗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并设身处地，转换角色，站在陈伯之的角度替他联想：看到故国军队的旗鼓，回想起往日的生活，登高望远，又岂不令人黯然伤情！就是因为这种故国之情，才有“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的伤心伤怀之事。

第五部分，从大处着眼，颂称大梁帝国的蒸蒸日上、繁荣昌盛，让陈伯之自己在“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的梁朝与“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的北魏中做出选择。

五部分内容结合，理智的分析与深情的感召相互交错，层层递进。既写得情理兼备，委婉曲折，又酣畅淋漓，娓娓动听；既具有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又饱含了直指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因为此信，清人宋湘作诗赞云：

文章妙绝有丘迟，一纸书中百首诗。

正在将军旗鼓处，忽然花杂草长时。

书信送到陈伯之手中，陈伯之是个节操碎了一地的粗人，大字也不识几个，但听心腹幕僚读来，乃是字字拨动心弦。

经过反复权衡，陈伯之决定带本部八千人离开梁城南归。

因为事出仓促，竟然来不及通知儿子陈虎牙，以致陈虎牙被魏人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