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王淳成为皇帝仅仅三个月就死去了。他没有后嗣，而是遗命传位给秦王。秦王是天祚帝的儿子，由元妃所生。然而，此时秦王正与他的父亲在西部躲藏。因此，亲王淳的妻子被推举为皇太后与摄政者，但是她无力阻挡王朝的迅速瓦解。在绝望中，辽朝大部分汉人臣民此时都在寻找方法以挽救他们自身的生命，而与宋朝合作看起来是最诱人的选择。曾经帮助过拥立亲王淳为皇帝的李处温秘密主张投降宋朝。但皇太后强迫他自杀并以叛国罪处死了他的儿子。而后在1122年秋末，她的主要将领之一郭药师和重要边界州城易州的指挥官高凤率领他们的军队叛投宋朝。听取了郭药师的建议后，宋朝的将领们又试图攻占南京。郭率领他的军队攻进城里，但他的宋朝盟军却没有能够挡住萧干率领下的一支忠实的契丹援军的到达，契丹援军几乎彻底消灭了入侵者。
宋朝对南京进攻的失败给了阿骨打亲自介入并占领这一地区的机会。辽朝的皇太后多次徒劳地恳求他承认秦王作为他的属王，但阿骨打拒绝了，他确信辽朝的残存领土应由他来占领。1122年仲冬，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突破居庸关并占领了南京。在金军到达之前，辽朝皇太后、契丹与奚人高级官员和许多非汉人百姓立即通过另一条道路逃离南京并向北进入奚人地区。在那里，他们分为两部分。奚人和渤海军队跟随萧干进入奚人本土，在此处他于1123年初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大奚王朝，并一直延续到五个月后他死于自己的军队之手。与此同时，耶律大石率领皇太后和契丹军队向西投奔天祚帝。当他们终于在西夏边境附近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以北）见到皇帝时，淳的不幸遗孀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大石虽然谴责天祚帝抛弃他的宫廷与都城，却得到了宽恕。天祚帝无法处死这样一位能干的将领，特别是他有7000名身经百战的战士跟随其左右。
1123年初夏，耶律大石在一次战役中被女真人俘获，女真人强迫他带路去袭击天祚帝的营帐，在那里他们几乎俘获了所有的皇室亲眷与随从。只有一位皇子梁王设法与他的父亲逃进了附近的阴山山脉。当天祚帝接受了党项人对其进入西夏避难的邀请时，这位皇子和他的随员们极力反对，他们离开皇帝营帐，向北部戈壁的乌古和敌烈诸部进发。在那儿，梁王被草草拥立为帝，又建立了另一个短命王朝。而党项人的统治者李乾顺同时也改变了给辽朝皇帝一行提供避难的主意。当天祚帝扎营于鄂尔多斯北部等待党项人的护送时，女真人派出了一名使者到达党项人的宫廷，他警告说，如果乾顺为天祚帝提供避难的话，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为了使威胁局面得以缓和，女真人还提供给西夏沿黄河的一带领土。在争取党项人支持的最后一次无效尝试中，天祚帝正式册封乾顺为西夏国皇帝。但是党项人的统治者对这一可怜表示并不在意。数月后，在1124年初，乾顺宣布自己为金朝的藩属。
此刻，辽朝皇帝又一次越过黄河并来到今呼和浩特以北某地的突吕不部寻求暂时的躲避。耶律大石于1123年末从女真人处逃出，现在又重返他的阵营。迫于女真人的搜索，皇帝向北进入漠北地区。他的财产现在已少得可怜，以致他的随从们不得不用他们的衣物与乌古和敌烈诸部交换食物。然而；他仍然以在夏季发动一次攻势去收复西京道和南京道的计划而自欺欺人。大石强烈地表示反对，他指出了这样一种计划的荒谬与不可行性。
当天祚帝顽固地坚持他的意图并开始进攻附近州县时，大石对他的异想天开已感到厌烦并决定走自己的路。1124年八月，他宣布自己为王并率领其追随者向西北越过戈壁进入漠北，天祚帝则不可避免地失败并被穷追不舍，最终在1125年二月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附近被俘获。他被带到女真人在东北的宫廷并被剥夺了皇帝称号，赐予“海滨王”的头衔，这是他在1118年授予阿骨打“东海王”称号所受到的嘲弄（译者注：此处有误，天祚帝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而非“东海王”）。
关于天祚帝的监禁生涯或他死亡时的年代和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辽史》和《契丹国志》都记载说他在54岁时死于监禁。因为《辽史》以1075年为他的出生年代，所以他的去世可定在1128年。根据《金史》，天祚帝在1126年仍然活着，当时他的一名家奴诬告他打算逃跑。
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标志着辽朝的灭亡，但这并不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契丹国家的终结。在漠北，耶律大石在鄂尔浑河畔的可敦城（镇州）建立了他的大本营，那里是契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与行政中心。他很可能获得了可敦城要塞2000名戍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地诸部落的效忠。他自立为帝并且采用了葛儿罕的称号，即“普天下之汗”的称号。但是，他并没有转而向东与金作战，大约在1130年，耶律大石率领他的游牧部族向西开拓新的领土。在一年之内，回鹘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而且，他还在河中地区东部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之后，他逐步征服了从帕米尔到咸海之间的所有地区。
大石把他的都城设在离伊塞克湖（Issyk-kul）西端不远的八剌沙兖（虎思斡耳朵）。他的帝国一直延续到13世纪初，以哈剌（黑）契丹或西辽的名字而著称（见地图9）。显然，他的权力并没有扩展到漠北，而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向西艰苦跋涉的。1131年发动的一次对金朝的远征以惨败而告终，这使大石确信恢复辽朝对以前领土统治的企图是无益的。从那以后，西辽的历史就与中亚而不是与中国相联系了，而且对它的记载几乎完全是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了。
地图9 西辽（哈剌契丹），1131—1213年
在撰写本章时，我反复参考的是辽史研究的力作[541]魏特夫、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该书是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著作。
[373]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16—229页。
前王朝时期契丹历史的最详细论述，见[367]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
[562]见魏收等：《魏书》，卷100，第2221—2224页。
[563]李百药等撰：《北齐书》，卷4，第57页。
[564]见魏徵等撰：《隋书》，卷84，第1881—1882页。
[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180，第5621—5622页。
关于唐代的契丹，见[567]刘晌等撰：《旧唐书》，卷199下，第5349—5354页；[571]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219，第6167—6173页；[569]王溥：《唐会要》，卷96，第1717—1719页。亦见[512]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卷，第314—316、438—440页。
[303]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
[645]脱脱等撰：《辽史》，卷1，第2页，记为905年。但是[568]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7，第1828页，记为907年；[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266，第8676—8679页，亦采用了907年的说法。司马光在考异中引用了今已散佚的支持两个年代的早期史料。
这里采用的是欧阳修的叙事，见[572]《新五代史》，卷72，第886页。[568]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7，第1827—1828页，称阿保机是通过选举的正常途径上台的。但是[645]《辽史》，卷1，第2页，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按它的说法，痕德堇死于906年年底，契丹群臣奉遗命请立阿保机为可汗。但是，这肯定是伪造的说法。痕德堇在一段时间里依然是一位有实力的首领。[57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6，第8678页（考异），引用一条已散佚的史料，记载了908年痕德堇与阿保机二人曾纳贡于梁廷。
[645]《辽史》，卷1，第3页。
[645]《辽史》，卷1，第2页。
对“汉城”最全面的研究是[825]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此后[226]札奇斯钦的研究《契丹人和他们的城市》也很有用，他吸收了蒙古史学家波里对许多辽代城址的考证成果。亦见[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83—109页。
1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契丹确切年表几乎不可能建立。大体上我依据了《辽史》，虽然它经常自相矛盾并与记述中国五代和早期宋朝的其他历史著作相抵悟。有关这一早期阶段的记载，有许多混乱之处：像阿保机的名字，就曾被记为阿布机、阿保堇或安巴坚。阿保机死后所追封庙号的时间不同地被系于926年或947年。契丹国家采用辽作为王朝名称的时间在不同的史料来源中被记为926年、937年、938年或947年。后来，契丹国的名称被恢复，这一变化的时间被记为983年或1013年。辽这一名称在1066年又被恢复，但《辽史》甚至没有记载新王朝名称的更换或辽朝名称的恢复。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是能简单地解决的。许多过程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系统的王朝实录直到11世纪末才发展起来，而其编纂者们对这些实际上回溯到10世纪中期或末期的早年发展产生了混乱。为每一个有争议的名字、事件或时间都进行注释，而又不想使脚注的叙述过长，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916年）和天赞（922年）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追加的。当时能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926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使用的天显年号。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91页。
[645 ]《辽史》，卷74，第1231—1232页。
有关捺钵，见[830]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还可参见傅乐焕从1942年开始的著名研究，修订稿收入他的[871]《辽史丛考》，第36—172页。
有关这一介绍阿保机生动形象的有趣文件的详细研究，见[827]姚从吾：《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
见[826]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对辽朝继承问题进行的全面探讨。
或者根据另外的记载，在石敬瑭即将攻陷洛阳之前，被后唐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杀死。见[645]《辽史》，卷72，第1211页。
[645]《辽史》，卷77，第1255—1256页。有关这些事件的有趣材料是由撤离开封时被作为萧翰的随员而带走的一名后晋官员胡峤记载下来的。949年萧翰由于参与一次阴谋而被处死后，胡向东逃跑并最终于953年重返中原。他的记载被引述于[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4—908页；[58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5，2704c—2705c。译文见[61]沙晥：《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第390—411页。
[645]《辽史》，卷45—48，第685—831页。
[645]《辽史》，卷56，第908页。
有关这一战役，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29—35页。
她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1，第1201—1202页。
有关这一制度，见[541]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191—192、206—212页；[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第44—91页。
[645]《辽史》，卷8，第90页。他的传记，见《辽史》，卷78，第1267—1268页。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9，第1271—1272页。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他后来的名字为耶律隆运。他以一系列的名字在历史中出现。1001年，皇帝赐他新名德昌。1004年，他被赐予皇姓耶律。1010年，在他临终前，他又被赐予新名隆运。他没有儿子，而他兄弟们的子孙直到辽朝灭亡都地位显赫，仍继续使用韩姓。有关他的家庭，见[769]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4，第1233页。
[645]《辽史》，卷74，第1230页。
[645]《辽史》，卷74，第1234页。
见[80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5号，第2—4页。
[645]《辽史》，卷74，第1235页。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
有关韩德威的家族及其半契丹化身份，见[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220页和注420。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302页。
[645]《辽史》，卷10，第111页。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299页。
见[667]万斯同：《辽大臣年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3号，第8—9页。韩从999年占据着所有这三项职位，直到1002年七月，另一个汉人邢抱朴成为南院枢密使。然而，在1004年初邢死时，这一职位又归还给韩德让。
[645]《辽史》，卷53，第979—980页；[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书，第273—274页。据《辽史》，卷116，第1537页，规定每12年重复一次。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339—347页；[694]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和“再生仪”》。
[645]《辽史》，卷31，第367页；卷35，第404页。
[645]《辽史》，卷71，第1202页。她的姐姐胡辇，嫁给了圣宗的叔祖罨撒葛，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军事统帅。罨撒葛死后，她掌管他的斡鲁朵，并进行了平定远在西北的阻卜部落的战争，在那里，她于鄂尔浑地区建立了要塞可敦城。见《辽史》，卷13，第145、149页。1006年，她由于参与谋反而遭到监禁，但此事的细节并不清楚。她在1007年死于监禁。见《辽史》，卷14，第162—163页；[59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第142页。
[645]《辽史》，卷8，第64页。
[645]《辽史》，卷12，第133页。
见[541]《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492页。
[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页。
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54—464页。
[645]《辽史》，卷89，第1351页。
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6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字。他的父亲还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645]《辽史》，卷18，第217页。
[645]《辽史》，卷4，第49页。
[645]《辽史》，卷77，第1259页。
[645]《辽史》，卷13，第141页。
[645]《辽史》，卷14，第158页。
[645]《辽史》，卷15，第169页。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03，第1445—1450页。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卷104，第1456—1457页。
[645]《辽史》，卷42，第518页。
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编，第11—14卷，卷123，第1899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1646页。
[645]《辽史》，卷10，第110页。
[645]《辽史》，卷13，第145页；卷61，第939页。
[645]《辽史》，卷17，第201页。
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112，第1502页。关于1044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史》，卷19，第230页。
[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64—165页。
[645]《辽史》，卷13，第139页。
[645]《辽史》，卷13，第149页。
[645]《辽史》，卷82，第1290页。
[645]《辽史》，卷13，第145页。
[645]《辽史》，卷59，第925页。
[645]《辽史》，卷13，第148页。
[645]《辽史》，卷13，第149—150页。
[645]《辽史》，卷14，第157页。
[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页；[645]《辽史》，卷37，第441页。
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1页。
[645]《辽史》，卷60，第931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81—187页；[864]《中国货币史》，第370—372页。
[645]《辽史》，卷60，第931页。
[645]《辽史》，卷21，第254页。
[645]《辽史》，卷60，第931页；卷22，第270页。
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页。
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10页；[768]李涵、沈学明：《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456页。
[645]《辽史》，卷14，第163页；卷16，第184、185、188页。祖庙于1019年为景宗、1020年为太祖而建。
见[535]王赓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第53页。
关于战争的详细记载，见[869]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第95—161页。
这可以根据显示其中有一些带有相当多的戍守部队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断出来，载[807]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79—81页。
关于高丽宫廷态度两极分化的明晰分析，见[419]米歇尔·C.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辽、金对高丽的影响》，第152页。
关于这一关系，见[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03页。
关于定安国，见[532]和田清：《定安国》；[182] 日野开三郎：《定安国》。
见[302]丸龟金作：《高丽与宋的交往问题》。
萧恒德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8，第1342—1343页。在高丽史中一般用萧恒德的称呼逊宁来指他。
[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25页和地图，第127页；[173]韩
劤：《高丽史》，第138—139页；亦见[419]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第154—156页，他对传统记载的准确性提出了疑问。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1页。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2页。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5—1266页。
萧挞凛在宋朝史料中以萧达览的名字出现，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曾参与早期同宋朝、高丽以及跟随皇太后的姐姐胡辇在蒙古边界的战役。见[645]《辽史》，卷85，第1313—1314页。
这些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辽朝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55页，注45；[645]《辽史》，卷14，第160页）声称是宋朝提议谈判的；宋朝史料则声称辽朝先提出谈判要求，见[644]脱脱等编：《宋史》，卷7，第125页；[595]《契丹国志》，卷7，4a。[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1269页，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以下我将要谈到。
有关他们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1，第1284—1285页；[644]《宋史》，卷279，第9471—9472页。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页；[644]《宋史》，卷7，第125页。
两位君主的彼此称呼以及两宫皇太后的亲属关系，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年龄和辈分，而且每一统治时期都会改变。见[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107页的表格。实际上，它证明了宋朝皇帝通常比同时的辽朝皇帝年龄大，因而被称呼为“兄长”，但这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在其他统治时期，这一关系是叔侄关系，而且从1076—1101年宋朝皇帝哲宗称呼长寿的辽朝统治者道宗为他的“祖父”。
关于澶渊之盟，见[868]蒋复璁：《宋史新探》，第142页以下；[695]王民信：澶渊缔盟的检讨》。用西方语言对这一条约进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亦见[204] A.忽瑟维对这一著作的长篇评论，该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
[645]《辽史》，卷72，第1210页。
关于渤海人的叛乱，见[645]《辽史》，卷17，第203—206页；郑麟趾等编：《高丽史》（东京，1908—1909年），卷5，第71—73页。
钦哀后还生了第二个儿子重元和两个女儿。
萧匹敌是前大臣萧排押的父母双亡的侄子，他在宫廷中长大，并娶了圣宗的姐姐。
萧浞卜还以萧啜不和萧钮不里的名字出现，他是曾多次嫁人的公主严母董的第一位丈夫。
[645]《辽史》，卷18，第211—213页；卷71，第1202—1204页；卷88，第1343页。[595]《契丹国志》，卷8，第68—69页，记载稍有不同。
[645]《辽史》，卷71，第1203页。
[645]《辽史》，卷18，第313页。
[595]《契丹国志》，卷8，第69页。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2，第1501—1503页。在宋人史料中，他的名字写作宗元。
至迟在1054年她向宋朝使者王拱臣提倡契丹方式的兄弟间继承，反之，兴宗则重申中国方式的世袭继承。看起来，她似乎仍然支持重元作为皇位的候选人。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1—4282页。
[645]《辽史》，卷18，第222页。
[595]《契丹国志》，卷8，第71页。
受命编纂它的人之一是耶律庶成，他是一位把汉文医学著作译为契丹文的熟练翻译家。另一个是萧德，他是一位礼仪与法律专家。见[645]《辽史》，卷89，第1349页；卷96，第1400页。
[645]《辽史》，卷19，第233页。
[645]《辽史》，卷20，第243页。
[645]《辽史》，卷19，第230页；卷112，第1502页。
[645]《辽史》，卷19，第233页。
[645]《辽史》，卷19，第228页。
[645]《辽史》，卷19，第225页。
[645]《辽史》，卷19，第226页。
[645]《辽史》，卷19，第231页；卷37，第438页。
[645]《辽史》，卷103，第1446—1449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557—559页。
[645]《辽史》，卷104，第1455页。
[645]《辽史》，卷18，第221页。
[645]《辽史》，卷19，第233页。
[645]《辽史》，卷20，第243页。
[645]《辽史》，卷19，第228页。
[645]《辽史》，卷20，第239页。
[645]《辽史》，卷18，第217页。
[645]《辽史》，卷19，第232页。
[645]《辽史》，卷26，第308页，1095年记事。
[595]《契丹国志》，卷7，第66页。
[645]《辽史》，卷18，第220页；卷115，第1526页。
[645]《辽史》，卷20，第247页。
[645]《辽史》，卷21，第251页。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页。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4283页。
[645]《辽史》，卷21，第252页；卷71，第1204页。
[645]《辽史》，卷21，第256页。
[645]《辽史》，卷113，第1510—1511页。
[645]《辽史》，卷90，第1355页。
据[645]《辽史》，卷90，第1355页，举行的是瑟瑟礼；而据同书卷113，第1511页，则是南郊献祭。后者似乎更为可信。
关于道宗统治时期政治两极分化的分析，见[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37—152页。
[645]《辽史》，卷56，第908页。
[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92页（表格）。
[645]《辽史》，卷48，第807、811、817—821页。
[645]《辽史》，卷48，第807、811、820页。
[645]《辽史》，卷48，第807页。
[645]《辽史》，卷47，第788页。
[645]《辽史》，卷21，第258页。
[645]《辽史》，卷22，第269页。
[645]《辽史》，卷23，第275页。
[645]《辽史》，卷21，第256页。
[645]《辽史》，卷22，第262页；卷64，第988—989页；卷112，第1502页；卷114，第1514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21页）；[595]《契丹国志》，卷9，第88页。
[580]王鼎：《焚椒录》（序言为1089年），2b—3a，断言重元还被他的妻子所煽动，后者曾经与道宗的年轻皇后有过一次争吵。
[645]《辽史》，卷71，第1204页。
[595]《契丹国志》，卷14，第153页；[580]王鼎：《焚椒录》，3b，均误认为他是被处死的。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0，第1483—1486页。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96，第1395—1397页。
[645]《辽史》，卷110，第1484页；卷96，第1396—1397页。
[645]《辽史》，卷96，第1387页。
[645]《辽史》，卷110、卷111，特别是这些章节的前言（第1483页）和史家的评论（第1495页）。
这一实录由天祚帝下令编撰，于1103年由耶律俨完成。《辽史》的编纂者还用来作为材料来源的《契丹国志》，几乎完全忽略了道宗统治时期的事件，而且它的记载充满了错误。同样有敌意的《焚椒录》由王鼎（死于1106年）于1089年写成，它保存下来是由于天祚帝解除了对作者的监禁，并把他流放到遥远的边界地区，由于天祚帝的个人态度，他一直住在那里。见[654]《辽史》，卷104，第1453页。
[645]《辽史》，卷22，第264页。
[645]《辽史》，卷23，第276页。
[645]《辽史》，卷24，第290页；卷104，第1456页。
见[541]《中国社会史：辽》中所收集的资料，第304—307页。
[645]《辽史》，卷24，第284页。
[645]《辽史》，卷22，第268页。
[645]《辽史》，卷22，第267页。
[645]《辽史》，卷22，第270页。
[645]《辽史》，卷22，第264页。
[645]《辽史》，卷22，第262页。
[645]《辽史》，卷22，第264页。
[645]《辽史》，卷22，第270页。
[645]《辽史》，卷22，第270页。
[645]《辽史》，卷22，第264页。
[645]《辽史》，卷62，第945页。
[645]《辽史》，卷62，第945—946页；[145]傅海波译：《辽史中的“刑法志”》。
[645]《辽史》，卷89，第1350页。
有关原始材料的辑录，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89—395页。
[645]《辽史》，卷105，第1460页。
[645]《辽史》，卷24，第288页。
[645]《辽史》，卷23，第277页；卷72，第1215页。
宣懿懿是在1001年给她的谥号，见[645]《辽史》，卷27，第318页。她当时的称号为懿德。她的传记，见《辽史》，卷71，第1205页。她的墓志铭收于[808]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8b—10a。
[645]《辽史》，卷62，第945页；卷71，第1205页；卷23，第277页。这一事件被详细记载在辽朝仅存的史书王鼎的《焚椒录》（序言作于1089年）中。它宣称是以目击者的回忆为部分根据的。虽然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以补充材料来评价它的价值，见[668]纪昀等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2，第1154—1155页，但显而易见，它是由非常有偏见的观点写成的。《契丹国志》有关皇后的传记，几乎每一件记载她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且并没有提到她被迫自杀。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研究，见[829]姚从吾：《辽道宗宜懿懿皇后十香词冤狱的文化的分析》；[185]霍姆格伦在《婚姻、亲族与继承》中认为（第80页）这一事件是道宗后宫中敌对的后妃间的一次斗争。但是这一观点没有可资引用的证据。在《辽史》，卷71，第1205—1206页中所提到的惟一的另一个后妃，是在宣懿皇后死后才进入后宫的。
[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645]《辽史》，卷23，第277—278页。
[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645]《辽史》，卷110，第1484—1485页。
[645]《辽史》，卷72，第1215—1216页；卷23，第279—280页；卷110，第1485—1488页；卷62，第945—946页。
[645]《辽史》，卷24，第276页，以1075年作为延禧的出生时间。然而，这很可能是错误的。《辽史》，卷30，第351页，记载他1125年死时54岁，由此可推出他出生在1072年。
[645]《辽史》，卷98，第1413页。
[645]《辽史》，卷110，第1485页。
[645]《辽史》，卷24，第286页；卷110，第1486页。
[645]《辽史》，卷110，第1486页。
[645]《辽史》，卷24，第287页；卷71，第1205页。
[645]《辽史》，卷71，第1205页。以后在1086年的某一时间，她们的母亲燕国夫人削古，由于以前曾经勾引过梁王而被处死。梁王是从1080年三月到1083年十一月皇太孙延禧的封号。如果是指延禧的话，则这一指控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她被处死时，他还只有11岁，而当他拥有梁王封号时，他是在5岁到8岁之间。极有可能的是，这一事件牵涉到的不是延禧，而是他的父亲皇太子，他从1063年以后也拥有相同的封号。见《辽史》，卷22，第263页。因此，这一事件也许是由于皇太子死后在1083年被恢复名誉的结果。由于她的被杀，削古的女儿、前皇后被免为庶人并被送去过隔离式生活。见[645]《辽史》，卷71，第1205页；卷24，第292页。（译者注：此处有误，据[645]《辽史》卷24《道宗纪》载，大安二年七月丁巳，“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以魇魅梁王事觉，伏诛”。魇魅，在这里是指用迷信的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并不是勾引的意思。）
[645]《辽史》，卷72，第1216页；卷24，第288页。
[576]见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有关辽朝佛教影响规模的一些资料，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291—297页。
[645]《辽史》，卷98，第1416页。
[645]《辽史》，卷24，第292页。
[645]《辽史》，卷24，第297页；卷25，第300页；卷27，第317页。
[645]《辽史》，卷71，第1206页；卷25，第298、302页。
1090年在给宋朝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苏辙评论道，汉人与契丹人之间待遇的悬殊很大部分被限定于暴力犯罪的判决，而并不是人们普遍所相信的那样对汉人百姓不适用。他还报告了辽朝法律制度下的普遍贪污与贿赂。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
见[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645]《辽史》，卷115，第1522页。
见[698]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4，5b—12a。
[595]《契丹国志》，卷10，第99—100页的相关部分，在一些方面也没有考虑到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接下来有关王朝覆灭的相对详细的记载，大部分源于史愿所写的《金人亡辽录》。史愿来自辽南京，他投降了宋朝，并在被送还金朝前做了许多年官。他的书（除了零星片断外，早已失传）于12世纪中期在宋朝广泛流传。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168—171页。
特别是见于[645]《辽史》，卷62，第946—947页，耶律余睹1121年降金时所做的严厉谴责。亦见[646]《金史》，卷133，第2847—2848页。
据郑麟趾：《高丽史》，卷14，第204页。在[595]《契丹国志》，卷10，第108页中，他的称号为大渤海国皇帝。
[645]《辽史》，卷28，第335页。
[645]《辽史》，卷29，第343—344页；卷30，第352页。
[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是用西方语言对宋金之间谈判所做的最详细研究。亦可参阅陶晋生的明晰论述，[491]《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87—97页。
见[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见[238]高友工：《方腊起义的原始资料》。
[645]《辽史》，卷29，第394页。
[645]《辽史》，卷29，第345页。
[645]《辽史》，卷29，第345—347页。
[645]《辽史》，卷29，第346页。
[645]《辽史》，卷29，第349页。
有关哈剌契丹的进一步详情，可参考[541]《中国社会史：辽》，第619—674页中论述这一问题的精彩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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