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谈起元代来华的欧洲人，影响最巨大的当属马可·波罗（Marco Polo）。

各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书影

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他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马可·波罗行纪》（又称《马可·波罗游记》或《东方闻见录》），这是我们了解十三世纪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该书是有关东亚、中亚以及南亚地区历史地理状况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游记作品。它反映了当时欧洲人所知东方世界的全部地理知识，因而又被称作《世界寰宇记》。这部著作还具有另一种世界性意义，那就是它刺激了欧洲的地理探险活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就是受到该书的直接启发。

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名叫尼哥罗·波罗（Nicholo Polo），叔父叫玛菲·波罗（Maffo Polo），他们主要在地中海沿岸与黑海北岸一带从事珠宝买卖等贸易活动。

按照《马可·波罗行纪》的叙述，波罗兄弟曾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跟随旭烈兀的使臣，横跨亚欧大陆来到东方，在上都拜谒了忽必烈汗。忽必烈汗在听取了波罗兄弟对西方的介绍之后，命令他们返回欧洲向教皇报告，希望教皇能派遣一百名熟悉基督教教律、通晓七种技艺（中世纪所谓“七艺”是指文法、逻辑、修辞、算数、几何、音乐、天文）的教士到东方来传教，并嘱咐他们到耶路撒冷救世主圣墓上取一些长明灯的圣油带回。 大约1269年初，波罗兄弟回到欧洲。此时，尼哥罗的妻子已去世，留下了他们的儿子马可·波罗。

1271年，在得到新任教皇格利高里十世的接见后，波罗兄弟便带着教皇致大汗的书信，也带上了这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马可·波罗，再次启程前往东方。

他们沿途经过小亚细亚，越过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穿过中亚沙漠地带，经新疆和河西走廊，于1275年抵达上都。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忽必烈汗。忽必烈汗对于马可·波罗一家东返复命，显然是感到高兴的，于是将他们留了下来。自此之后，马可·波罗一家留居中国长达十七年之久。

马可·波罗留在宫中学习，由于天资聪颖，他很快就掌握了蒙古的语言和各种习俗，深受忽必烈的宠信。按照马可·波罗自述，他时常随侍在忽必烈左右，并且多次代表大汗出使各地，游历了济南、扬州、杭州、泉州以及陕西、四川、哈剌章（今云南）等地，甚至还曾在扬州为官三年。不仅如此，他还奉命出使过印度、占城（今越南）等地。关于他在各地的游历见闻，《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得十分详细。

由于久居异国思念故土，马可·波罗一家曾数度要求返回威尼斯。1286年，由于伊利汗国阿鲁浑的皇后卜鲁罕去世，遵照她的遗嘱，阿鲁浑汗派遣使臣到元廷，要求续娶与卜鲁罕皇后同属一个部族伯岳吾部的女子为妻。忽必烈为此从该部落选中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

1291年，马可·波罗一家陪同阿鲁浑汗的三位使臣，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到波斯。他们从泉州出发，沿海路经南海、印度洋至波斯湾的忽鲁模思（霍尔木兹）港登岸。1295年，完成护送使命之后，马可·波罗一家再由波斯回到威尼斯。

马可·波罗一家从东方带着无数的珠宝回到家乡，他们的巨额财富，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马可·波罗经常向人们谈论起他的东方之行，炫耀着自己的个人传奇，以及东方的繁华富庶。1296年，马可·波罗因参加对热那亚的战争而被俘，被投入热那亚监狱。在狱中，他向狱友鲁思悌谦（Rusticiano）口述了他在东方各地的见闻，最后由鲁思悌谦笔录了下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行纪》。

《马可·波罗行纪》描述了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是奇闻的各种东方逸事。该书描述了沿途所经过的许多国家以及各种风土人情，叙述了不少元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介绍了大汗宫廷、宴飨及狩猎等各种情形；当然，其中自然也夹杂了马可·波罗许多的自我吹嘘。马可·波罗还一再声称，自己所说的，尚不及自己所见到的一半。该书是十三世纪有关东方记载内容最丰富的作品，欧洲人早期对中国和东方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书开始的。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说：“他（马可·波罗）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或许是由于马可·波罗的描述充斥着不少奇闻怪谈，这引起了不少研究者对他的怀疑。早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时候，西方学界就提出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中国的观点。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马可·波罗当时往东走的最远距离，可能并没有越过今天俄罗斯所属的喀山（Kazan）以南地区。百余年来，对马可·波罗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引人质疑的一大关键性问题是，按照马可·波罗自己的描述，他与忽必烈关系密切，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却在当时数量可观的汉文史料中找不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这实在是令人怀疑的。以前曾有学者将《元史》中提到过的一位名叫孛罗的枢密副使，误认为就是马可·波罗。然而，这已被证实并非同一人。

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呢？

1941年，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一段公文，其中记载称：“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他敏锐地意识到，公文里所提及的这三位使臣名字，与《马可·波罗行纪》中所提到的三位使臣的名字几乎完全吻合：兀鲁，对应兀剌台（Qulatai）；阿必失呵，即阿卜思哈（Apousca）；火者，即火者（Coja）。按照马可·波罗的描述，阿鲁浑汗的三位使臣见到马可·波罗全家，知道他们“皆是拉丁人，而聪明过人，拟携之同行”，“大汗宠爱此三拉丁人甚切……兹不得已割爱，许他们偕使者三人护送赐妃前往”。（《马可·波罗行纪》第十七章《尼古剌玛窦马可之求大汗放还本国》）马可·波罗一家，由此便与三位使臣一起循海路至波斯。这段文字的发现，轰动一时，被视为是马可·波罗来华的一条极有力的汉文史料证据。直到今天，再没有发现比这条材料更直接相关的汉文记载。

这条史料的发现，似乎平息了一些对马可·波罗来华一事的质疑。然而，1995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吴芳思博士（Frances Wood）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再次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

吴芳思博士认为，马可·波罗有关中国的知识来自道听途说和流行于当时波斯地区的一些旅行手册。她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质疑的依据：为何马可·波罗的名字在汉文文献中找不到？为何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女子缠足、长城、汉字、茶叶、筷子等具有中国特征的各种事项？为何马可·波罗留居中国十七年，却不懂汉文？马可·波罗叙述自己曾参加过蒙军攻襄阳之战，可是襄阳之战发生时，他事实上还未到达中国。由此可见，马可·波罗是在撒谎。

吴芳思博士的质疑，引起蒙元史学者的强烈反驳。蒙元史学者们回应说，马可·波罗之所以没被汉文史料记载下来，事实上正说明马可·波罗的地位并没有如他自己所吹嘘的那么重要。至于不懂汉语、不提汉字等事，主要是他作为色目人，他只需要懂得波斯语、突厥语或者蒙古语，就完全可以在元时代的中国生活下来，那是个多族群、多语言共存的时代，语言交流的障碍并不见得那么严重。通读《马可·波罗游记》可以发现，事实上他生活在一个非汉语的环境中，他很少跟汉人交往，对于汉地那些特有的事项，他并不一定关心。再者，吴芳思博士所列举的那些事项，很多是要到明清或近代中国才凸显出来。如长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长城建筑，其实是明朝时期所修建的，当时的马可·波罗怎么可能会见到呢？

有蒙元史学者指出，《马可·波罗行纪》本身是出自他人笔录，而且之后又有多种版本流传，最初的原稿早已遗失。后来的各种传抄本，出现错误，以至讹传，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究竟哪些是马可·波罗自己所说的，哪些是后来叠加附会的，这些都需要进行仔细推敲。

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的这场争论，还将会持续进行下去。尽管我们今天仍会去质疑马可·波罗以及《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但无论如何，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欧洲对于东方的认识与想象，它是十三世纪中、西间沟通和交流的象征。有关马可·波罗的话题，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例如，当人们在争论面条究竟是起源于意大利还是起源于中国的时候，就会牵扯出这位十三世纪的伟大旅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