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元杂剧之兴



元杂剧之兴元杂剧是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戏剧史上的又一枝奇葩。它是综合了初期的歌舞剧、滑稽剧和讲唱文艺两个重要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是中国戏剧正式形成的标志。

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了包括乐、歌、舞、演、白五种形式的歌舞类和滑稽类的简单戏剧。继之而起的是宋代的杂剧。早期的杂剧，是指各种各类的戏、杂戏。宋杂剧以末泥（脚色名）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分四段演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称“艳段”。次做正杂剧，为杂剧的中心，即正戏，通名为“两段”；大抵以故事世务为滑稽、讽谏。最后为散段，叫做“杂扮”或“杂旺”；多半借装某些地方的“乡下人”，“以资笑谑”。金代也有杂剧，与宋代相同；至后期，又有别名称“院本”。因为它是行院人（妓女、乐人、伶人、乞者等）流动演唱所用的戏剧脚本，故称“院本”。它继承了宋杂剧的滑稽、歌舞的传统内容，以耍笑为主，注重发科调笑，也偶有加一二支曲子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短剧。

在说唱艺术方面，则有诸宫调和散曲。

诸宫调是宋、金时期民间非常流行的讲唱文艺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以唱辞和说白相间杂，配以音乐，叙述一个较长的完整的故事。在音乐曲调的选择和组成上，汲取唐、宋大曲、法曲、词、宋唱赚①和当时流行的俗曲小调，把它们按宫调声律的类别，组成一套。然后一套接联一套，组成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诗。每一宫或调所属的曲子都很多，把属于同一宫或调的曲子组合在一起，加上尾声或不加尾声，就构成一套。把若干套联接起来，就是“诸宫调”。唱奏时，以一人主唱，偶尔也有两人对话或和声的现象。伴奏的乐器主要是琵琶，辅助乐器有锣、鼓和板。

这种艺术形式，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又有乐器伴奏，和戏剧已相当接近。所不同的是，诸宫调以一人说唱，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故事，没有表演动作。

所谓散曲，指小令和散套两部分。

元仁宗曲中的小令，其实就是词中小令的延续、扩大和发展。用以抒发个人感情和描写景物。其字数、用韵限制都不像词那样严格。

散套是以小令为单位，像诸宫调一样，将属于同一“宫”或“调”的几支小令按一定的次序排列而成的。也叫“套曲”或“套数”。它可以用来叙述较完整的情节、故事，描绘较复杂的心理、感情，有时也可用来发表议论，讲谈哲理。散套虽汲取了诸宫调联套的方式，但在诸宫调的基础上有所改进②。

元杂剧就是在吸收以往的歌唱、舞蹈、表演、戏弄等戏剧因素、唱辞和说白相间而以歌唱为主的讲唱文艺因素和以宫调为纲的音律联套方式的基础上，对以往的艺术成果加以提炼、加工、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综合性舞台艺术。

唐、宋、金以来文艺形式的发展成果，为其后文艺形式的发展和创新打下了基础；元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科举的时停时开影响了读书人的仕途，一些读书人将其精力投入文艺创作，为元代继承和发展以往的文艺形式准备了作家队伍；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扩大了市民阶层的队伍，他们对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戏剧艺术有了更多的观众；元朝又是个相当开放的社会，对文艺创作及其形式并不过多地干预和限制，这一切，都为元代杂剧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可能。元代杂剧的发展既是戏剧本身发展的结果，也与元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元杂剧脚本主要由折（又作摺、出）、楔子、宾白和曲调几部分组成。

折，可能是因演出时备用的台本是写在折叠式的小本上得名的。元杂剧一般分为四折。可能是沿于宋杂剧的四段，个别杂剧则有五折或六折，则是戏剧情节发展的需要。一折相当于现代剧的一幕，是杂剧组成的一个单位。一折里又可分为几场。每折有一个套曲。

楔子是第一场之前或折与折之间用来交待人物、情节的，安排在戏前的楔子，起着“序幕”的作用，对剧情开端，作一必要简炼地交待；安排在戏中两折之间的楔子，起着“过场”的作用，用以埋伏线索或加强两折间的联系。一般都很短小，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

宾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部分，它基本上是用经过提炼加工的元代口语，间或也用诗、词或长短不齐的顺口溜。宾白包括对白、独白、旁白和带白。对白是剧中人物两人以上的对话；独白为一个人自叙或叙事；旁白，剧本上写作“背云”，即要背对其他演员，表示在另一处说话或叙述自己的内心活动，而不令剧中其他人物知道；带白，剧本上写作“带云”，即在唱辞中偶尔加入几句说白，只有主唱的演员才可能有带白。

此外，尚有“题目正名”。所谓题目正名，“就是用两句或者四句话，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③。如：

《窦娥冤》

题目后嫁婆婆忒心偏，守志烈女意自坚。

正名荡风冒雨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

《博望烧屯》

题目关云长提闸放水。

正名诸葛亮博望烧屯。

题目正名，有的放在剧本开头，有的放在剧本末尾。关于它的作用，也就有“在正戏开演之前，作为报幕式的介绍剧情提要之用，还可以采用种种方式，作为宣传广告之用”和作为全剧结束，“念完了断词和题目正名之后，就收场”两种判断④。

元杂剧的角色约分为末、旦、净、杂四类，而以末、旦为主。

末是男角，相当于京剧里的“生”。男主角称“正末”，其余则有副末、冲末、大末、二末、三末、小末、外末和末泥等名目。

旦是女角，女主角称“正旦”，另外尚有副旦、贴旦、外旦、老旦、大旦、小旦、花旦、色旦等名目。

正末和正旦是元杂剧里两种主要角色，因而用这两种角色扮演剧中的主要人物。由正末主唱的脚本称“末本”，由正旦主唱的脚本称“旦本”。

净用以扮演刚强狞猛的人物为主，多由男角扮演。有净、副净、二净、丑等名目。有时，净、末可以互易。

以上三类之外的或角色不明的统称为杂，如孤（官员）、祗从（侍从人员）、卒子（士兵）、细酸（书生、穷秀才）、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保儿（小孩儿）、邦老（盗贼）、曳剌（契丹语，剧中意为走卒、番兵）、杂当（杂色人）等，类似现代剧中的群众演员。

元杂剧中演员的面部化装已逐渐趋向定型。演员涂面化装办法，在唐代的参军戏中已经采用。元杂剧中净角的面部化装即由参军演变而成。其他角色有红脸（如《单刀会》中有关羽）、黑脸（如《双献功》中的李逵）、粉白脸（如，《伍员吹寄》中的费得雄）、杂色（用几种颜色涂面，如《酷寒亭》中的萧娥），也有黑白二色的（《遇上皇》中的“搽灰抹粉学搬唱”的角色）等。

杂剧演员的服装，道具有巾、帕、衫、裙、袄、鞋、袜、杖、髯等，这些服装当是以实际生活为依据，加以美化、戏剧化而成的。不同人物，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时代、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等使用不同的服饰、道具，以体现角色的身份、性格特征。

宋代城市的娱乐场所称“瓦子”，供演戏用的剧场称“勾阑”，也叫“构肆”，以棚搭成，中间划出一个方场，围以栏杆。观众坐在栏杆四周，大的勾阑可容数千人。金、元时期，出现了砖砌瓦盖的固定戏台。从考古发掘和建筑遗址看，元杂剧的舞台与近代旧式砖木结构的戏台大致相似。戏台三面突出，观众可由三面看戏；有前台和后台两部分，中部以一道墙隔开。前台是演出和乐队伴奏的地方。后台称“戏房”，是演员化装和休息的地方，有时后台还可以虚拟为内室或门外，通过后台“搭架子”的方式内外呼应，把观众的想象，引向视力所不及的地方。墙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门，即上下场的门。演员自左门上，表示来路；自右门下，表示去路。剧场多为露天的，规模大的可容千人以上。

勾阑的观众坐在“腰棚”、“神楼”上，居高临下地观看表演，剧中人物会显得小；而戏台则是把表演者升高，观众平视表演，会使人感到既省力又亲切。除了固定的剧场外，演员们，也可以冲州撞府，流动演出⑤。

演出前，先贴“招子”，写出主要演员的名字和演出地点。有的也贴出剧目，供观众选择（点戏）。

戏台的墙上挂布制横额，上写剧团名称、主要演员名字。悬挂巨幅绣花的故事画帷幕，作为舞台背景。另外，还挂有旗牌、帐额、神峥、靠背等物，现代剧团叫作“摆台”的习惯，元杂剧中也已经出现了。

现代剧中叫做“道具”的物件，元杂剧叫做“砌末”。砌末的范围很广，多指与剧情有关的小物件，如金钗、钿盒、金钱、刀、剑、笏、扇等。

乐队由三五人组成，安置在前台的后部，靠近上场门的地方。伴奏的乐器有打击乐锣、鼓和拍板，管乐器的笛子，后期加入弦乐器琵琶等。

开演前，先有参场。所谓参场，就是在开演前，剧团主要演员穿着行头，与场面人员排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致意。同时，也是向观众展示剧团演出阵容。接着是“开呵”，也作开和。即简单介绍剧情。

正式演出开始，一般由冲末（间或也用其他角色）先出场，称“冲场”。剧中角色上场，除主唱演员外，一般都先念四句上场诗。内容依角色的身份、行业、年龄和剧情而有所不同。

唱是杂剧的主要部分。一般是全剧由一个角色主唱。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戏；正旦主唱的称“旦本”戏。一个末或旦角，在不同的折中，可以扮演不同的人物，但必须同是旦或末。也有的杂剧由正旦、正末分担主唱角色。

除唱、白外，演员还要表演情态、动作，称为“科”。表演滑稽动作或语言令人发笑叫做“插科打浑”，也称做“介”。

此外，元杂剧也有现代戏剧中称为“效果”的各种声响。如剧中人弹琴，后台需发出相应的琴声；剧情中的雷声、风声、雨声、鸟叫、莺啼、雁鸣等等，后台均能传出相应的声响与剧情配合。

全剧结束前，在第四折的最后一曲之后，由一地位较高的人出场，对剧情作最后处理，称为“断出”或“断了”，全剧结束。

元杂剧每一折的第一支曲子之上，必须标明属于何宫或何调。

中国古代音乐，以“十二律”为基础。所谓“律”，就是乐音的高度。又有五声，所谓“声”，就是现在的“音阶”。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再加入变宫和变征，便成为七声，相当于现代音乐的1、2、3、4、5、6、7。十二律轮流为宫就成十二宫，十二宫各有七声，可得八十四调。但在实际应用上，到隋唐时，只存燕乐二十八调：即宫、商、角、羽四声，每声七调，计二十八调。其中宫声七调称宫，商、角、羽各七调称调。合起来即称“官调”，实则官与调的含义是一样的。到金、元时，则只有六宫十一调。北曲用的宫调，只有五宫四调⑥。

宫调就是限定管色的高低。管色，就是俗称的调门。所谓宫调，“犹如现在的工字调、尺字调或C调、D调之类。各个宫调，因其所用的管色，有高低之分，所以，表现出来的音律，就自然不同”⑦。根据燕南芝庵《论曲》的说法：

仙吕调——清新绵远南吕宫——感叹悲伤中吕宫——高下闪赚黄钟宫——富贵缠绵正宫——惆怅雄壮道宫——飘逸轻幽大石调——风流蕴藉小石调——旖旎妩媚高平调——条拗晃漾般涉调——拾掇坑堑歇指调——急并虚歇商角调——悲伤婉转双调——健捷激袅商调——凄怆怨慕角调——呜咽悠扬宫调——典雅沉重越调——陶写冷笑每一宫调又各包括若干曲牌（章），如正宫包括《端正好》、《衮绣球》等二十五曲；黄钟宫包括《醉花阴》、《喜迁莺》等二十四曲；大石调包括《六国朝》、《归塞北》等二十一曲⑧。现存杂剧剧本所用的曲牌，大约有二百二十九个。

元杂剧一般是每本四折，每折有一个套曲，每个套曲各用一个宫调，不相重复⑨。所谓套曲，按北曲套数体制，一支正曲加一个尾声，就可组成一套，这是最基本的格式。每个套曲所联的曲数可多可少，一般可用十到十五支。

由于戏剧一般都具有联贯性；采用联套形式，就可以取得音乐上的统一性。也就比较适合于表现主要人物的性格。对于歌唱演员和乐师伴奏，也比较方便。

元杂剧的唱辞，为曲牌体长短句。在用韵上，比宋词严格。而在用字上，限制放宽，可以加入“衬字”和“增句”。所用的唱词，为元代北方地区流行的口语，但又不如宾白那样与口语接近，因为它受格式、音律的制约。元杂剧的语言有“既俗且雅，活泼自然”、“曲重本色，情真语切”、“因人施辞，切合声口”、“情景交融，声情相谐”、“曲白相生，构思巧妙”、“俗语运用，丰富生动”等特点⑩。在口语、俗语、成语等的运用和修辞上也有其独到的特点，王国维、梁启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元杂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它“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丰富了艺术形式，所以，才能提高反映生活的表现力。况且，它把当时群众喜爱的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段，多方面的吸收过来，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并为后来戏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杂剧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十二科：

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

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

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

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

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

就形式分类，则有悲剧、喜剧和正剧等。

其悲剧有因黑暗势力的凶残造成悲剧的公案剧，有以家庭不幸事件为主题的社会习俗剧，有各种人物悲惨遭遇的历史传说剧。

喜剧有表现劝戒和讽刺的社会习俗剧；有追求自由爱情和美满婚姻，反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的爱情婚姻剧；还有大量给人们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传说剧。

正剧则有受封建势力干扰、间阻、破坏而历经波折，终于团圆的爱情婚姻剧；有人物命运和政治斗争结合的历史传说剧；有思想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社会习俗剧；还有反映特殊社会习俗的水浒故事剧和神仙道化剧。

元杂剧作家，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和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等考察，大抵应在二百家左右。他们中有“隐居终身的老儒，也有飘泊不偶的穷书生；有才人、演员（他们就是为明代贵族作家朱权所不齿的所谓“倡夫”作家），也有医生、商贾；不仅有汉族作家，也还有不少兄弟民族作家”，此外，还有一些作过平章、参政、总管、学士等官员的统治阶级上层人士。

自元太宗窝阔台灭金至至元十三年灭宋统一全国之初，即《录鬼簿》所说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时期，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代，著名作家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高文秀、康进之、张国宾等。他们大都是北方（今河北、山西、山东）人，而以大都为其活动中心。

古代山水画鉴赏灭宋后到元顺帝后至元期间，即钟嗣成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时期，此时的杂剧作家有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等，他们多是江浙人，或北方籍而流寓南方者。以杭州为活动中心。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都较前期为少，表现了元杂剧由盛转衰的情况。可能与全国统一后，北曲杂剧逐渐为南戏所取代有关。

至正之后，即元朝末年，也就是《录鬼簿》所说的“方今才人”时期。作家有秦简夫、萧德祥、罗贯中等，作家和作品都更形寥落，成了元杂剧的尾声。

由于元杂剧的作家大都出身低微，戏剧创作又为正统派的文人学士所轻，故即使是著名的杂剧作家，其生平事迹也流传甚少。

其中成就卓著者当首推关汉卿。他是一位伟大、杰出的戏剧活动家，被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字一斋，晚年号已斋叟，大都人。原籍山西解州（今山西解县，又一说为河北祁州，即今河北安月县），太医院户。约生于金卫绍王大安年间，经历了金末战乱，对战争和蒙古统治中原初期生产的破坏、人民生活的苦难有着直接的深刻的体会。因而他的作品极富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妇孺皆知的《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蝴蝶梦》、《鲁斋郎》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公案剧。《拜月亭》以蒙古军围攻燕京为背景，通过两对男女经历逃难生活，而双双结为夫妇的情节，描写了战争造成的凄惨景象，创造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

马致远则多以神仙道化为题材，作品有《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等。

白朴的作品现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三种。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精心加工和再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提高，并赋予崔莺莺、张生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斗争精神。

高文秀、康进之、李文蔚等以水浒人物为创作题材，写出了《黑旋风三献功》、《李逵负荆》和《燕青博鱼》等。

女真作家李直夫（本姓蒲察），作剧十二种，现存有《便宜行事虎头牌》。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是使人惊心动魄的好作品。

后期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等，也都是元杂剧的优秀作品。

元代的杂剧作品大约有六百余种。现存的剧作约在一百六十种左右。

注释①唐宋大曲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遍组成的成套乐舞。唐大曲仍以流传的诗篇配乐叠唱；宋大曲系词体，为长篇叙事歌曲，歌舞结合。

法曲为道观所奏之曲。

赚词是由同一宫调中若干首不同牌子的乐曲，联成一套，有《引子》和《尾声》，前后一韵到底，平仄同韵。

宫调解释见下文。

②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③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④参见《元代杂剧》、《元明杂剧》、《元代杂剧艺术》。

⑤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出版社，1981年。

⑥北曲即元杂剧、套曲、散曲所用的曲调。其五宫四调分别是：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

⑦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⑧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⑨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⑩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参见许金榜《元杂剧概论》、王国维《宋元戏剧考》，梁启超《小说丛话》。

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据《元杂剧概论》附录《现存元杂剧作品及其作者》。

三史编纂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初立翰林国史院，以金末状元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请立史局，纂修先朝《实录》及《辽》、《金》二史，并推荐史天泽、耶律铸、王文统等监修《国史》和《辽》、《金》二史①，此为首次议修《国史》和《辽》、《金》史。但忽必烈即位后，百废待兴，修史工作未能立即进行。

至元元年（1264），商挺“入拜参知政事。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统、周砥等为之，甚合帝意”②。王鹗也上奏称：“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③建议置局纂修《实录》，附修《辽》、《金》二史。并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徒单公履、郝经、杨恕、孟攀鳞、王恽、雷膺、周砥、阎复、胡祗统、孟棋、刘光等入史馆。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此为世祖时第二次议修《辽》、《金》史。

至元十三年（1276），翰林学士李架奉诏召宋士至临安，董文炳对他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国史院④。

灭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则《辽》、《金》二史已议至三次，并首次议及，《宋史》。但因政事倥偬，议而未行。

仁宗、文宗时期，三史修纂一再议而不行。仁宗时，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李孟曾请修《宋史》；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袁桷也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于翰林国史院，指出：“伏读先朝圣训，屡命史官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并详列纂修《宋史》所应采择的书目，分类条析。他说：“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没。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时“文书阙略，辽、金为甚”。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议论和搜求三史遗文阶段。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右丞相拜住监修国史，锐欲撰修三史，并责成于袁桷。桷“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并“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⑤。后英宗被害，事不果行。

文宗天历（1328～1329）、至顺（1330～1332）年间，屡诏史馆纂修三史，又因“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依旧不能进行。

正统之争早在世祖时期即已开始。参与讨论和著书陈己见者有杨奂，著《正统论》、《正统八例序》；姚燧，著《国统离合表》；倪士毅，著《历代帝王传授图说》；王理，著《三史正统论》；修端，著《宋辽金正统辨》；杨维桢，著《正统辨》；王祎著《正统论》等。

有关三史义例，有两种意见：

一主以《晋书》为例，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向禅；以南宋比之为东晋，为正统；则辽、金犹刘渊的汉、石勒的赵、苻坚的前秦、姚苌的后秦例，入载记。

一主依《南北史》例，以五代为南史；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两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此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牵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对全国统治的问题。辽、金、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后确定，三史便无法纂修，这是三史修纂长期议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修史人才短缺，资料散失、经费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岁月迁延的部分原因。

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议，泰定帝时，理学大师吴澄指出：“辽、金、宋史，先朝累有圣旨纂修，旷日引年，未睹成效，使前代得失无闻，圣朝之著述不见，恐贻后悔，君子耻之。”⑥熟知三史掌故的谢端也“尝以不克纂述三史为憾”。

元顺帝即位后，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康里人蠖蠖首以修三史为言。“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⑦。至元六年（1340），权臣伯颜被贬黜，脱脱为相，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于是，群臣也相继再议修史事。

至正二年（1342），经筵检讨官、临川人危素移书中书右丞贺太平（惟一）。他在《上贺相公论史书》中指出：“三国上下数百年间，其事泯然不见于简策，岂非圣朝之阙典欤!”太平力赞其事。

三年（1343）三月，顺帝下诏纂修三史，诏书称：“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篝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⑧于是起用宿彦，任命编修官，正式置局编修。

设都总裁一人，以右丞相脱脱担任。

总裁官六人：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铁睦尔达世）、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侯斯。

纂修官四人：崇文太监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王沂、秘书著作左郎徐曷、国史院编修官陈绎曾。

提调官十三人：中书右丞伯颜，中书左丞姚庸，参议中书省事长仙、吕彬，中书右司郎中悟良哈台，中书左司郎中赵守礼，中书左司员外郎俣哲笃、何执礼，右司都事观音奴，左司都事乌古孙良桢，礼部尚书王守诚，工部尚书丁元，礼部侍郎老老、杜秉彝。

《修三史诏》对资料、经费问题也作了安排。命令各行省广泛搜集资料，诏称：“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

初经费不足，脱脱深以为忧，有人建议说“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颇有‘贡士庄’钱粮者，各桩寄累年，仓库盈积，有司亦尝借用之，此项钱粮以为修史费，孰日不然”⑨。于是经费得以解决。

争论已久的正统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时待诏王理主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王祎则主张以辽、宋、金依三国魏、蜀、吴例。他说：“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吴、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金并于元，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脱脱兼采二王之说，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至此，争论半个多世纪的义例问题得以解决，“议者遂息”。于是，乃立三史凡例。

一、帝纪：

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史》、《北史》。

二、志：

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三、表：

表与志同。

四、列传：

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

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

五、疑事存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四月设局，开始纂修。

四年（1344）三月，《辽史》成，由都总裁脱脱上《进辽史表》，首尾不及二一年。参与编修者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徐爵等。

其材料则取自耶律俨的《辽实录》、陈大任的《辽史》、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前朝各史的《契丹传》和志、状、碑石等。

其内容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附《国语解》1卷，计116卷。《本纪》记述了辽朝九帝的历史事迹和一代重大事件，在《辽史》中占有首要地位。《志》的内容则涉及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古代风景画鉴赏制度、民族、天文、地理、法制、音乐、礼仪等诸多方面，其内容颇有独到之处。《表》的种类之多，也在其他正史之上。《列传》颇嫌单薄。《国语解》则保存了一些契丹语词汇。

辽朝立国二百余年，元朝史臣以不足一年的时间为其撰修一代之史，时间仓促，资料缺乏，故缺失也就在所难免。其如纪年错误、译名混乱、记事前后矛盾等问题所在多有。

至正四年十一月，《金史》成。由于脱脱已于该年五月罢相，由新任丞相阿鲁图继续主持编修并奏上。

《金史》编修官除前期的都总裁脱脱外，后期有领三史事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总裁官铁睦尔达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侯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纂修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

《金史》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金朝官修的《金朝实录》、《大金集礼》、刘祁的《归潜志》、王鹗的《汝南遗事》等。金末元初人元好问，于史事颇为用心，曾有志参与修纂《金史》，因受到阻挠和元初修史工作并未进行而不得遂其志。但他仍以“国亡史作”为己任，潜心著述，多方搜求，自筑“野史亭”，采访搜集金朝君臣遗言往事，“有所得则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金史》编纂中，取自他的著作者为数不少。如《遗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时“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中的不少资料为《金史》所用。

《金史》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共135卷。其中《本纪》前有《世纪》1卷，后有《世纪补》1卷；（列传》后附《国语解》。

《金史》在《本纪》前著《世纪》，系仿《魏书》例。它记述了女真早期的历史，保存了女真建国前的资料，十分可贵。后附《世纪补》，是《金史》的独创，记述了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迹，处理得当，也为后世修史者所继承。

《金史》在史料的裁减增补和记述方式上，处理比较合理，详略得当；对重要的人物、事件、制度一般都记录得比较详细，能反映出某一历史现象的全貌。编纂态度比较严谨、客观、审慎，可信性较强。该书的《志》、《表》记述比较详细、系统、全面，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所述各项制度，比较清晰，具有很高的史料参考和使用价值。因而后人对其评价也较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促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中，独为最善。”

至正五年（1345）十月，《宋史》成。由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阿鲁图上奏。

《宋史》编修官除前期的都总裁脱脱外，还有领三史事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总裁帖睦尔灰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襞、王思诚、于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危素等23人。此外，主修《辽》、《金》二史的揭侯斯，也曾过问《宋史》编纂事，他“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贤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金史垂成之际，他因劳累过度而身亡。中书左丞董守简参加了《宋史》后期的编纂工作，至正五年四月，受命“董修辽、金、宋三史”，总裁三史约半年时间，参与了《金史》、《宋史》后期的编纂领导工作。两人因参与时间较短，故在修史人员名单中未被提及。

《宋史》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和列传255卷，共496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宋史》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宋朝史馆收藏的“宋史及诸记注五千余册”，其中有宋太祖至宁宗的实录三千卷；国史六百卷，编年千余卷和宗藩、图谱、别集、小说等。

仁宗时，袁桷在《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中曾列出140余种书目，顺帝修史时，曾据以搜访，仅袁桷之孙所献家藏就有数千卷，也为《宋史》编纂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资料。

《宋史》在编纂中有宋朝国史为稿本，可资参考使用的材料比较丰富；在编纂体例和方式上则是以道学为指导思想。

《本纪》兼采《宋国史·本纪》和《实录》；《志》大部分取自《宋国史》诸《志》；《宋国史）无《表》，元修《宋史》诸《表》则依据《实录》、《纪》、《传》、《玉牒》等汇总而成；《列传）也多取自《宋国史》。记事依《新唐书》例，只记大事，不载诏令原文；间或有载诏令者，当是并未强求一律。

《宋史》诸《志》的分量在二十四史中最重。除继承历代各志的传统外，其《艺文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宋朝藏书及著述情况，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一《宋史》有《宰辅表》和《宗室表》。其中《宰辅表》记北宋宰执310人，南宋宰执305人。因宋朝宰辅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读者可“即表之年观纪、传之事”，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列传》分23类，立传者2711人。其中《道学传》为《宋史》首创。元朝史臣认为，孔孟创立的道统，至汉以后语焉不详，而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继其绝”，至朱熹学术体系更加完备。“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故作《道学传》。

《宋史·世家列传》记述十国降宋的国君事迹，取法于《史记》、《新唐书》，又将两书中的《世家》降格于《列传》之下。而其《周三臣传》，形式上比之于《新唐书，唐六臣传》，用意却截然不同，彼意在讥，而此意则在于表彰忠义。

宋朝历时三百余年，国史等修纂完备，元朝修《宋史》时，可资参考的资料丰富。但由于“时日迫促，不暇致详”，因而在史料的使用上失于考证，有“是非失当”之弊；在记事上则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在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方面，又有“一人重复立传”、“编次前后失当”、“数人共事传各专功”等弊病。但元朝自世祖即位以来，史事议而不行者凡八十年，至顺帝时，在脱脱主持下，终于完成，其功实不可没。

注释①《元史·世祖一》载，王鹗言：“唐太宗置弘文馆，宋太宗设内外学士院。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并从之。

②《元史·商挺传》。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④《元史·董文炳传》。

⑤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元史·袁桷传》。

⑥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四《临川吴先生行状》。

⑦《元史·董文炳传》

⑧《辽史》后附《修三史诏》。

⑨《庚中外史笺证》。

⑩王秫《王文忠公集》卷一。

《金史·元好问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揭公神道碑》、《元史·揭侯斯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董公神道碑》。

《宋史·道学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