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元朝——武宗海山

铁木耳在病榻上缠绵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去世，被谥为“完泽笃可汗”，庙号成宗。(汉文的谥法是钦明广孝皇帝)他只生过一个儿子：德寿。德寿于大德九年六月被立为皇太子，同年十二月病死。

于是，在成亲去世之时，皇位的继承成了问题，皇后巴牙兀氏与中书左丞相阿忽台属意于安西王阿难答，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却属意于怀宁王海山。

阿难答是成宗的堂弟。他的父亲，是忙哥剌。忙哥剌是忽必烈可汗的爱子，太子真金之弟，先封秦王，后封安西王，死于至元十六年。阿难答袭封以后，参加对海都作战，有功。他的年纪比海山大，这时候恰好带了来降的阿里不哥的儿子明理帖木儿来，住在大都。

海山是成宗的侄子。他的父亲是成宗的二哥，答刺麻八剌。答刺麻八刺于至元二十八年出征怀手州(河南沁阳)，不曾到达怀州，中途生病回京，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去世。海山于大德三年奉派北御海都，在大德四年深入海都的根据地阔别列，次年与海都大战于合刺合塔，战败，突围。大德八年，受封为怀宁王；十年，袭击海都的儿子察八儿，俘虏了察八儿的弟弟斡鲁温孙，受明理帖木儿等人之降。

论功劳，论血统关系的亲疏，海山均比阿难答更够资格作成宗的继位人。

为什么皇后巴牙兀氏与左丞相阿忽台属意于阿难答呢?可能是阿难答在未来的用人行政上，与他们有了默契。

哈刺哈孙在表面上不加以反对；暗中派人分头敦促海山与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带兵入京。

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将皇后、阿忽台、阿难答、明理帖木儿及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卸任平章政事赛典赤伯颜、中政院使客列亦道兴、济南王也只理，一齐捕捉，关了起来。 海山带了三万兵，于大德十一年三月走到和林，得到爱育黎拔力八达政变成功的消息，便于五月间在上都召集了一次形式上的忽里台大会，大会判决阿难答等人死罪，公推海山为可汗。 海山即位以后，把中书省阿忽台与八都马辛以外的大员一概更换，连拥护他最力的哈刺哈孙，也只留了不到两个月，便外调去和林，作行省的左丞相。新的中书省右丞相，是五月间补为左丞相的塔刺海。此人是月赤察儿之子，原为“知枢密院事”。塔刺海调升右丞相之时，左丞相的位置便由原任御史大夫的塔思不花继任。塔思不花是成吉思可汗弟弟别勒古台的苗裔。 海山的亲信，是新任平章政事乞台普济。此人是西夏人，自称姓史，为周朝的史佚之后。祖父叫做立吉儿威，是成吉思可汗的宿卫。父亲叫做算智儿威，跟随过忽必烈可汗打大理国，打阿里不哥。乞台普济本人作过太子真金的侍卫，有二十年左右。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小便和伯父的这位老“家人”混得很熟。海山于铁木耳可汗之时率兵抵御海都，乞台普济被带在海山身边作一名“扈从”。海山获得了可汗之位，这乞台普济便平步青云，荣任了中书省平章政事。

乞台普济在大德十一年五月作了中书省平章政事以后，十一月，又升为“中书右丞相”，与塔思不花同官，而位置列在塔思不花之上。至大二年八月，海山可汗设立尚书省，中书省名存实亡，乞台普济改任“尚书右丞相"，晋衔[皇帝的]“太傅"。

不久，他辞去了“尚书右丞相"，被封为“安吉王"，于至大三年六月受赐(江西)安吉州的人民(赋税)五百户。代替他作为尚书右丞相的，是脱虎脱。

脱虎脱在《元史》中没有专传。我们从武宗本纪、仁宗本纪、与宰相年表之中可以钩出此人的宦海升沉。他作过管理佛教的宣政院使，于大德十一年九月，与教化、法鲁忽丁，共掌“尚书省”的事；十一月，仍领宣政院使。至大二年八月，尚书省正式成立，海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名义上“兼尚书令"，脱虎脱便作了尚书省左丞相。次年六月，升为尚书省右丞相。尚书省左丞相的位置，由“太保”三宝奴接替。至大三年六月，奉海山旨令，与三宝奴“总治百司”；十一月，加“太师"衔，“录军国重事”，封“义国公”。至大四年正月，海山去世，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尚书省被取消，脱虎脱与他的助手三宝奴、乐宝、保八、王羆，统统被逮捕，处死。

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海山的同母弟。母亲叫做答已，翁吉刺部孛思忽氏，成吉思可汗内弟阿勒赤那颜的曾孙女。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父亲答儿麻八剌，早死，答己带他们二人住在太子真金的宫中，由太子的元妃阔阔真(福隆太后)请了李孟作二人的教师。李孟将爱育黎拔力八达教得比海山好。

海山之所以能获得可汗之位，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功劳最大。因此，海山即位以后，便在大德十一年六月立他为“皇太子"，也就是指定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严格说来，“皇太子"三个字并不恰当，应该称为“皇太弟”才对。)海山不仅立他为“皇太子”，而且任命他为“中书令”兼领枢密院。这是叫他总揽全国的民政与军政。他对中书省的事，确也负责办理了一个极短时期(从五月到八月)，由于受不了海山常常直接由宫中下旨任用百官，以及九月间中书省的六部被分出三部(户、工、刑)交给所谓尚书省去主持，他也就消极起来，一切不管，只作一个名义上的“中书令兼领枢密院”而已。

海山的错误，在于信任私人。始则摒弃哈刺哈孙，重用乞台普济，继则急于整理金融，于至大二年八月正式成立尚书省，交给脱虎脱、三宝奴等一批“言利之臣”来主持，把中书省六个部的大权完全挪空，又把各地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重蹈忽必烈可汗时代的覆辙，求治得乱。

平心而论，脱虎脱等人的见解并非完全不对。“至元钞"确已因膨胀而贬值、到了必须整理的地步。他们于是发行“至大银钞”来更换至元钞，并且铸了两种铜钱来争取人民的信心：至大通宝(一文)与“大元通宝”(当十)。可惜，他们说是要毁掉“至元钞”的版子，却仍旧印发“至元钞¨；称“至大银钞"为“银钞”，而并未赋予它以“兑现”的功能。同时，他们仍旧禁用金银，再加上禁止铜的使用与买卖。此外，他们设立“常平仓"来平抑米价，这常平仓也不曾办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