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幽王失国

宣王四十六年（前782）幽王即位，以翌年为元年。继位第二年，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灾害，泾、渭、洛“三川皆震”，“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以古人对于灾异的迷信，把这些都当成了幽王失德的表征，所谓天怒人怨。

事实也的确如此。幽王执政期间，不但没有解决宣王以来的社会危机，反倒不断地使得矛盾激化。要知道，西周中期以来，社会矛盾就已经很尖锐了。民众抱怨“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诗经·大雅·瞻卬》），质问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喝酒享乐、无所事事，为什么自己就得不停奔波、劳碌呢？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劳作，却能够获得那么多粮食？没有狩猎，墙上却挂着兽皮？那些贵族，不能够白白吃粮食啊！民众甚至发出了“誓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魏风·硕鼠》）的呼声。可见王朝统治的基础，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幽王似乎完全不顾及人民的感受，他还重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弄得政局更加混乱，国人更加怨声载道。对照从前，“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而现在呢，“今也日蹙国百里”。让人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诗经·大雅·召旻》）

幽王仍然执迷不悟。他征伐褒国，褒国送上一位名叫褒姒的女子求降，此女后来成为幽王的宠妃。褒姒虽美，但据说从来不笑。为了取悦褒姒，幽王听从虢石父的建议，点燃都城的烽火。远近的诸侯以为都城受到攻击，不远千里赶来勤王。烽火台下旗帜招展，各路兵马云集，人叫马嘶，却只见台上幽王和褒姒饮酒作乐。褒姒笑了，幽王却失信于诸侯。幽王又废嫡立庶，把原来的王后申后及太子宜臼废了，立褒姒为后，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母家，幽王又因此讨伐申国，致使申侯联合缯侯、犬戎各部共同攻周。犬戎是周人宿敌，这时候申侯也顾不得了，结果，西周都城镐京城破，褒姒被掳，幽王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西周因此灭亡。

太子宜臼逃奔申地的时候，受到申、许、鲁等诸侯拥戴，在申（今河南南阳北）即位，是为周平王。而等到幽王被杀，诸侯虢公翰又拥立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在携地为天子，称携王。二王并立、两周并列的局面，持续了十余年。后来，支持宜臼的晋文侯攻杀了携王，周王朝这才重归于一。

为了表达对晋文侯的感激，平王作《文侯之命》，并赐予秬鬯圭瓒，又将河西地赐给文侯。秦伯亦拥立有功，平王于是与秦伯约定，将西土尽赐给秦。

公元前770年，为避犬戎，平王完全放弃了西周宗周和丰镐旧地，在晋文侯和郑武公的支持下，把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西周王朝的历史，从武王克商到幽王失国，不过二百多年，却是我们今天认为的中国早期国家的成熟阶段。古人常艳称“三代”，西周就是“三代”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孔子曾经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一段历史，到底为后世中国留下了哪些可值得回味和珍藏的“遗产”，会让后人反复提及呢？

西周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是通过它有组织的封邦建国活动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笼统而言，这一举措，扩大了中原地区对“四方”区域的影响，使中原文化与四方文化融合。

以辽宁喀左地区为例，1970年以来，该地区相继发现了一些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大部分具有中原商、周传统风格，如1979年在辽宁义县的一处青铜器窖藏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商代饕餮纹铜俎，还有同时出土的青铜器一鼎、二甗、一簋组合，风格都与中原地区接近。这种礼器组合的模式，反映出当地的祭祀制度，已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另外，该地出土的有些青铜礼器上，还有商代的族徽铭文，而同一种族徽铭文，甚至在河南、陕西等地也有出土，它们很可能是商代同一贵族家族的不同分支。如果这种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喀左一带的青铜器窖藏的主人，就可能是商人在当地的一支地方势力。但该地同时也出土了一些带有北方草原民族风格的北方式青铜器，而在日用陶器组合上，则具有明显的本土特点。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在当地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有明显融合迹象。

再以北京昌平白浮的西周早期墓葬为例。该墓葬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西周风格的青铜簋和受周文化影响的陶鬲，而在埋葬习俗上，则有腰坑和殉狗，这种葬俗与琉璃河燕国墓地中殷代遗民的葬俗相同。但同墓出土的青铜短剑、兽首刀及头盔、皮靴等物，则带有明显的北方民族特色。考古学家推测，墓主的身份，大概是臣属于西周的燕国的民族首领之一。虽然他的着装、佩带的兵器，还遵循着本民族的习惯，但使用的青铜礼器和埋葬习俗，却已经纳入了西周燕国的轨道，这表明在当地的上层居民当中，已经接受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中原核心区对四周地区人群的强烈影响，由此可窥见一斑。

西周制度更直接的后果，是通过分封活动，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较商代更为持久和深入。原因是周人灭商后实施了大规模的分封措施，将大批同姓子弟和异姓亲属分封到了四方各地。这些新建诸侯国，如鲁、齐、卫、晋、燕等国，人群构成进一步复杂化，既有周人，又有殷遗民，还有本地土著居民，族群融合速度加快；另外，受封者还从中原地区带来了西周王朝的制度文化，与本地文化相结合，最后形成了若干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

在西周前期，这些诸侯国内的青铜器形制、器物组合模式、铭文字体等，与周王朝保持了高度一致，表明这些地区的制度文化传统，在进一步向中原王朝地区靠拢。但这些地区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文化色彩，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由此形成了周代文化面貌的“多样性统一”格局。春秋之后，王权式微，周王朝政治影响力衰落，这些区域性文化因素才得以重新凸显。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了，西周分封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前提的，是作为巩固和维护周王对天下统治而实施的方式。因此，尽管周人以与贵族“分享”的方式来统治天下，分封最终为列国的形成奠定基础，但始终存在一个以王朝地区周文化为底色的“大地域”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兼并战争最为激烈动荡的战国时期，人们也清楚知道“天下定于一”这种历史趋向是不可逆转的。中国人总是爱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上也的确出现过好几段时间并不短的分裂时期，可为什么总是坚信一定还会回到“天下合一”的状态？西周，包括之前的夏和商，在观念上所形成的“大地域统治”的政治传统，应该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基因之一。

还有“中国”的观念。何尊铭文上的“宅兹中国”，《洛诰》中提到的“天下之中”，都是周统治者选择建立自己都城的理由。为什么后世地方政治势力总有“逐鹿中原”的冲动？为什么历代政治家们会认为占据中原或是保存中原文化，才是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内容？以西周为代表的“三代”的选择，不能不说为后世的所谓政治“正统”的观念注入了最初也是最基础的内容。

就连“分封”本身，也始终是后世统治者如何统治国家的一个选项。虽然秦朝统一天下后采取的是“郡县”的统治模式，虽然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历朝几乎不再采取实质分封宗室为诸侯的方法，但是，给予宗室封邑的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当然皇帝不断加强防范宗室的办法，宗室以封邑为基础觊觎皇位的事例仍然层出不穷。尽管如此，历代政治家和学者在反思皇帝集权弊端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到分封曾有的好处，即地方分权和自治。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应该创制一种能够“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新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在郡县制所维护的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底下，留给地方一定程度的自治空间。

西周的宗法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周宗法，是否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大宗一，小宗四”的结构？周天子和诸侯到底行不行宗法？这些问题，后人一直都在争论，但是西周王朝的确充分利用了血缘宗族关系进行统治，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宗族和氏族集团，而且还以此作为统治的基础。在西周宗法制度下，父既是宗君又是尊长，君臣之义等于父子血亲。血缘宗族集团与地缘政治相结合，这不能不说是西周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一大举措就是冲决旧有贵族血缘关系的束缚，打击旧贵族，鼓励以军功为基础、建立新的特权阶级，秦国商鞅变法更是析分大家庭为小家庭形式，但血缘宗族的影响始终未绝。后世王朝始终是一个“皇家”的天下，而东汉后期出现的累世公卿、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隋唐的关陇集团、宋代地方宗族的重新构造……宗法制度催生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体系，“忠”与“孝”的观念，士人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鼓舞，祠堂、家谱、义田，族权、父权与夫权等等这些，无一不是西周宗法制度的“遗产”。

西周另一个被后人津津乐道的“遗产”，就是周公的礼乐。周人改造了来自事神祈福的原始宗教仪式，将之变为规范国家政治和贵族生活方方面面的统治制度。从此“礼”与“法”、“礼”与“治”、“礼”与“教”相结合，通过各种礼的举行，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确立和维护。礼强调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以达成社会的稳定秩序，乐的作用则在于协调上下、体现和谐，因此即使是经历了一次次“礼崩乐坏”，礼乐仍然都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对“周礼”进行改造，为“礼”赋予了“爱人”（“仁”）的内涵，将“仁”作为“礼”的核心和本质，主张“克己复礼归仁”。于是在儒家的思想中，“礼”不仅仅是国家制度规范的总和，还是个人修养、追求道德至上境界的根本途径及方法。我们看到，各个时代具体的礼乐制度虽然在变动着，但是其重视“秩序与和谐”的礼乐精神，至今不泯。至于其所造成的中国古代重“文”、重“名”的传统，繁复、含蓄、迂回、隐晦的表达方式，又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啊！

晋侯对盨（西周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再诸如“井田”。“井田”的具体细节，至今仍存在大量争论，历代研究者对西周井田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一些学者致力于多方考证，试图在故纸堆中摹画历史的真相，另一些政治家和思想者则着迷于这项制度所体现的“圣人制度的精微之意”，那就是“田土无私”的“公天下”，“无甚贫甚富之民”的天下平均大同。在他们的心目中，“井田”制已经上升成为一种社会理想，三代“田园牧歌”式美好生活的一个象征性符号。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每当田土大量兼并、导致王朝国家逐渐失去其租赋和人口时，总会出现“恢复井田”的“书生之论”，这不正是“井田”挥之不去的影响么？

周人继承并发展了殷商的宗教信仰，提出“天命”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然而在通过各种仪式敬祀上天的同时，周人已经认识到统治者自身德行的重要性。对于前代的批判和反思，促使周人产生对现实的警惕和忧患的意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后世“人文精神”的滥觞，也不难看出儒家的历史渊源之所在。西汉刘歆曾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社稷之官；小说家之流，盖出于稗官……（《七略》）对于“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至今学界仍有争论，但不能否认，西周的王官之学，战国时候的确成为“诸子之学”共同的知识来源。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内容：儒与道，法与儒；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持续讨论的命题：道与天命，德行，秩序……我们都能够从西周的文化中找到它们的雏形。所谓“书不读三代以下”，由此可以想见，周代的史事、人物、典章制度曾经怎样反复地构成古代士人知识世界的底色。

西周，这个遥远的王朝，到底还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政治和文化的“遗产”呢？王国维曾说：殷周之际，发生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巨大变革。西周时期开始真正形成我们今天所谓“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基因和特点。审慎地清点和反思这些历史“遗产”本身，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周人历史文化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