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青铜礼器



在中国古代，“礼”有很大一部分功能是由不同的器物来体现的。早期典礼祭祀所用的器物，多是一些简陋的陶、木、骨、石器制品。进入“青铜时代”后，统治者利用手中的社会管理职权，将大量青铜资源投入到了相关礼仪活动中，逐渐发展出名目繁多、数量庞大、造型精美的青铜礼器，使之成为中国“青铜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象征。

青铜圆鼎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种类多样，大多是根据礼典祭祀活动的需要而铸造的，比如鼎俎之器用于祭祀时陈列牺牲，簋簠之器用于供奉五谷粢盛，爵卣之器用于敬献酒鬯，笾豆之器用于盛装菜肴，而钟鼓之器是为了祭祀时音乐娱神，等等。虽然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风格与特征，较之商代有了不小的变化，但总体上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器物类型，可以根据用途将之分为炊煮器、食器、酒器、盥洗器、舞乐器等几大类别。

炊煮器包括有鼎、鬲、甗等，是用于烹煮和陈放献祭肉食的礼器。

其中先秦时期祭祀时供奉牺牲，主要使用鼎和俎。古人祭祀最重要的活动，是要向神灵供奉牺牲：盛熟肉于鼎，陈腥肉于俎，以此来供奉祖先、上天和各类神灵。因此，它们在整个祭祀活动中，总是居于中心位置。俎是切肉的案板，祭祀时常用它来摆放生鲜的牺牲。而鼎是“三代”时期地位最高、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礼器。龙山文化晚期，已有陶鼎出现。夏代已有铸鼎传说，但目前还未见实物。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多件陶鼎，其形制与后世青铜鼎非常接近。专家估计，它们很有可能就是当时青铜鼎的模型或仿制品。到商周时期，鼎已是当时普遍使用的青铜礼器了。

青铜圆鼎

鼎的形制，有三足者，有四足者。三足者多为圆底，称“圆鼎”；四足者多为方形，称“方鼎”。根据具体用途的不同，还可将鼎分为“盂鼎”、“升鼎”和“羞鼎”三类：盂鼎专用于烹煮牲肉，体型大而重；升鼎专用于祭祀活动中装盛牲肉（大羹）以供奉神灵，又叫“正鼎”，是祭祀礼器的主体，根据所盛牺牲品类的不同，又分别有“牛鼎”、“羊鼎”、“豕鼎”、“鹿鼎”等专名；由于正鼎所盛大羹没有调味，因此要另外配备专门装盛调味的“羞鼎”来作为陪衬。

青铜方鼎

鬲和甗，用来蒸煮祭祀时供奉的黍、稷、稻、麦等五谷粢盛。其中鬲是炊粥器，大口，下有三个像奶牛乳房一样的袋足腹。甗是蒸饭器，由上下部分组成，上体盛米，称为“甑”，下体鬲形，用来煮水，中间有箅隔开，功能类似今天的蒸锅。三代的青铜鬲和青铜甗，最早都见于商代早期。从墓葬情况看，鬲往往以偶数组合成组出现，一般是与列鼎在同一座墓葬中出土，起“陪鼎”的作用；而甗则常与鼎、簋、豆、壶、盘、盉等，组成一套完整的随葬礼器。

食器包括簋、盨、簠、盂、豆、铺等，用于盛装献祭的食物、果品、腌菜和肉酱等。其中簋、簠、盨、敦，都是盛放煮熟饭食的器具，四者结构相似，都有盖有耳，有圈足或支足。但簋圆而簠方，盨为椭方形，敦为盖与底相合的球体或卵圆体。四者之中，簋的地位最高，西周时代的簋，往往与鼎一道出现在祭祀、宴飨等隆重场合，其组合多以偶数为主。为了便于使用，祭祀前还要用小旗标志簋簠中所盛的谷类品种。

伯先父鬲（西周中期，陕西扶风出土）

盛放祭祀品的礼器还有笾豆。笾豆是祭祀时用于盛瓜果菹醢之类杂品的器物，因此古人有“笾豆之实”的说法。笾与豆形状相似，都是高圈足的盘，多有盖。只不过笾是竹器，主要盛放瓜果鲜蔬；豆则有木、陶、青铜等质料，主要盛放菹（腌菜肉）、醢（肉酱）和饭粥等物。商周时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使用青铜豆。

酒器分饮酒器与盛酒器，前者包括爵、角、觚、觯、斝等，后者包括尊、罍、觥、卣、方彝、壶、盉等（间或也有盛水者）。

其中爵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饮酒器，被广泛应用于祭祀及宴飨场合，而且往往与觚、觯、角、斝等器组合出现，配合使用。它的形状，前有倒酒的流槽，称为“流”，后有尖状尾；中间为杯，一侧有鋬作为提手，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间还竖着两根像蘑菇头一样的“柱”。

角，是爵形无流且具两翼若尾者；觚的形制，像现在的束腰花瓶，常与爵伴随出土；觯是乡饮酒礼上使用的一种饮酒杯，一般有扁体和圆体两种。斝是行祼（灌）礼时所用的酒器，也可用来温酒，它的形制与爵相近，有足有柱，但无流、无尾、无翼，一般与爵组合使用。

盛酒器中，以尊和彝最为重要。《周礼》中有“六尊六彝”，祼礼用六彝，朝践（郑玄注《周礼》，谓“朝践”为“荐血腥”之礼）时再献用六尊。作为商、周青铜酒礼器中的大型或中型容酒器，尊的形体多样，其中有一类鸟兽尊（牺尊），是祭祀专用盛酒器，往往被塑成牛、象、犀、羊、虎、驹、鸷、枭等走兽飞禽的模样，造型独特，栩栩如生。彝，又称“方彝”，则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形制呈长方形，有屋顶形盖子，看上去就像是宫殿的缩微模型。

西周早期卯邲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壶是一般的盛酒器，用来盛“三齐五酒”（根据酿酒时长和酒的浑浊程度区分出来的酒的不同类别）；卣则是专门用以盛秬鬯（一种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的酒器，它的形制像壶而有提梁，有长颈圆体、扁体、椭方体、筒体、方形和鸟兽形等多种样式。觥的形制一般为鸟兽形，有盖、流槽和鋬，圈足或支足。盉是专门盛玄酒（清水）以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皿，也可以用来盥沐，其形制像今天的茶壶，前有筒形斜流，后有鋬手，中间是容器。

堆叔簋（西周中期，陕西长安出土）。两侧铸有对称的双凤耳，方座四面饰有凤鸟纹。

伯多父盨（西周晚期，盛食器，陕西扶风出土）

天盂（西周，陕西郿县出土）。盂内底有铭文十二个字：“作宝盂，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天。”天是族徽。

青铜簠

青铜蟠龙纹豆

镂空花座铺（西周中期，盛食器，陕西扶风出土）

逨盉（西周，陕西郿县出土）

青铜觯

青铜斝

青铜爵

青铜角

觚（西周早期，饮酒器，陕西扶风出土）

盥洗器主要包括盘和匜。两者常常配合使用，出现在沃盥礼中：长者奉水，少者奉盘，盥毕受巾。

青铜舞乐器则主要指钟鼓类等打击乐器。在先秦时期，礼与乐是密切结合，不可分割的。当时的贵族，不仅祭祀时要举乐媚神，宴飨时也要举乐以体礼，行军打仗时也要举乐。因此，青铜礼器中，除了鼎、簋、爵、尊等食器和酒器以外，还有铃、铙、钲、钟、鼓、镈等多种青铜乐器。这些青铜乐器与其他各类乐器一道，被广泛应用于祭祀、燕享、外交、婚庆等礼乐场合。

铜方尊（西周初期，饮酒器，河南鹿邑出土）

陵方罍（西周前期，陕西扶风出土）

日己觥（西周中期，陕西扶风出土）

夔凤纹卣（西周前期，陕西宝鸡出土）

盠方彝（西周中期，陕西郿县出土）

?仲壶（西周中期，上海博物馆藏）

商周时期，出现了成组的编铃，专门用于祭祀场合。铙，又名执钟，形体似铃而大，无舌而有中空之柄，柄上套木，方便手执敲击。据《周礼》记载，铙是古代军中用来止鼓退兵的乐器。但殷墟商墓中有成组铜铙出土，大小相次，可以与其他乐器相配合，应该是作为祭祀宴乐时的节奏性打击乐器。

龟鱼纹盘（商晚期，陕西清涧出土）

青铜钟，是西周各种乐器组合中位置最为重要的。当时的钟有甬钟、钮钟和镈钟之分：斜挂者为甬钟，最为常见；直悬者为钮钟；镈钟形近钮钟，而形体特大。以甬钟为例，钟体呈两侧尖锐的合瓦形，钟口的截面像一枚叶片；口沿中间向内凹，呈弧状；钟内无钟舌，使用时，用木棰撞击或敲击钟身，才能发声。钟体的合瓦造型，可以演奏出一钟双音的奇妙效果：敲击钟体下部（古称“鼓”）口沿正中部位（“队”）或钟体两侧（“铣”），能够得到不同频率的乐音；而且正中的音和钟体左右的音可以单独击发，也可以同时击发，两个音不会互相干扰。不仅如此，钟的鸣箱部分（“钲”）有突出的乳钉纹（“枚”），可以有效地减少泛音频率，使钟声音质纯净、清晰。“枚”间还常常装饰花纹（“篆”），铭文则刻铸在钲的中部。这种双音甬钟的出现，反映了当时高超的乐钟铸造技艺，而它发音之准确、音域之宽广，更显示出中国古代“礼乐文明”所达到的先进水平，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叔五父匜（西周，陕西郿县出土）

西周时期的钟往往多件一套，按照大小次第排列成组，称为“编钟”。这样，只要使用数量不多的乐钟组合，就可以演奏出完整的音阶。编钟的组合数目，经历过一个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宝鸡竹园沟 伯墓出土的三件套编钟，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西周早期）的成套编钟；到了西周晚期，就已经有八件套的编钟出现。随着编钟数目的增多，其音域也日渐宽广，西周晚期的编钟已有三个八度。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数目组合更加庞大，著名的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数量竟多达六十五枚。

晋侯苏编钟（西周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钟往往用于合乐，“三代”时期，与钟相配的重要乐器，还有鼓和磬。周原有石磬出土，上面还雕刻有精美的花纹，制作相当精良。钟、鼓和磬，常常在庄重肃穆的祭祀或典礼场合作为主奏乐器使用，同时再配上各类弦乐器、丝竹乐器，达到合奏的效果。铙和镈，也都需要与其他乐器配合使用，镈可能是指挥乐队的节奏性乐器。《诗经·小雅·鼓钟》中有“鼓钟将将，淮水汤汤”、“鼓钟喈喈，淮水湝湝”的诗句，可以想见奏乐时钟鼓齐鸣的热闹场面。

西周宗周钟

铙

发达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传统，是三代青铜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古人常用“鼎食钟鸣”来形容礼乐并作的辉煌场面，的确是非常贴切的。西周青铜礼器与前代的最大差别，一是在纹饰上，二是在器物组合上。

商周青铜器多用动物纹饰，但商代及西周初期的纹饰夸张而神秘，兽面纹往往巨口阔目，狞厉可怖。而且在商代青铜器鼎盛时期，铜器上地纹、浮雕和浮雕上的花纹共同组成“三层花纹”，纹饰显得繁复细密。周代青铜器的纹饰发展则是从繁到简，从早期偏晚开始，风格就向朴素发展，晚期甚至出现素面、没有纹饰的青铜器。但是西周青铜器上大多都刻有铭文，而且铭文的字数有增多的趋势。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四百九十九字，是现在所知铭文最长的一篇。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或者追纪祖先功业，或者记载天子赏赐册命，以此来显示使用者所获得的政治殊荣。马承源指出，周初的功臣贵族在灭商之前都是先周的一些小贵族或宗室子弟，青铜器上所铸刻的周王任命和他们对王室贡献的铭文，是他们新地位和新职务的“证件”，也是他们新权威的证明。同时，这些铭文与祭祀祖先相联系，是宗法制度的要求和点缀。既要追述祖先功勋，也要告祭祖先自己的新荣誉，具有“慎终追远”的功能，以加强自己在宗族内部的地位。 周原一带的西周遗址中，甚至还出土了多处贵族家族的青铜器窖藏，从所藏器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当时贵族家族对这些青铜礼器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如此，当时许多铜器的铭文中都有“子子孙孙永保用”这类的套语，表明贵族们多么希望这些青铜器能够世代子孙相传，绝不只是满足生前彰显荣耀的需求，这也是西周青铜器常见的特征。

镈

在器物组合方面，一方面，周人克商之后，汲取了殷人饮酒过度而招致亡国的沉痛教训，转而突出食器在祭祀活动中的地位，形成了以食器为主的“重食组合”模式。《尚书·酒诰》中反复告诫周人，要他们“罔敢湎于酒”，甚至规定周人如果聚众饮酒闹事，要被处死。可见，“重酒”与“重食”这种器物组合上的不同，看起来虽然只是某个细节的变化，却反映出商、周两代统治者在治国思路上的重大差异。

另一方面，周代青铜器组合还起到标志身份、地位的作用。除了作为礼仪用具，西周青铜礼器的使用还体现着“礼乐”制度的核心原则，这就是强调社会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人，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有着的严格区分，他们祭祀时所用的器具也是不一样的。无论是规格，还是种类，都有很多严格的“讲究”。不同身份等级的贵族，所用青铜器的大小、数量都有严格规定，至于庶人，则只能使用陶制祭器。一般周代中小贵族的墓葬中，往往只有一两件小型青铜器出土，不仅形制小、数量少，而且样式简陋，工艺较为低劣。而王室、诸侯及高级贵族的大型墓地，却往往有重型青铜器出土，而且数量庞大，工艺精美。

虢季列簋

正因为周人特别看重身份和地位的区分，在青铜礼器的使用上，也就发展出了非常有特点的“列鼎”、“列簋”制度。周礼规定，各级贵族在祭祀及各类大典仪式中所使用的成组青铜祭器，必须严格规定不同的数量、形制和大小，以符合各级使用者的等级身份与政治地位。大致来说，等级越高的贵族能够使用的祭器越多，也就能享用到更多的享祭品。具体到鼎、簋的使用上，鼎的组合以奇数为主，簋的组合以偶数为主，从高到低不同等级贵族所使用的鼎、簋数目，呈递减的趋势：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虢季甬编钟

虢季列鼎

列鼎、列簋制度的出现，是“三代”社会等级分化的必然结果。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制度的最终定型，大概是在西周中期，并一直沿用到春秋时代。目前所见最完整的诸侯级列鼎列簋，出土于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国君的墓地，总计有形制一致、大小不同的“七鼎六簋”，恰好与礼书所载的制度相合。但西周晚期、春秋时代，天子逐渐式微，礼崩乐坏，这一套旨在强调西周贵族等级秩序的用鼎制度，也就难以严格执行下去了。湖北京山曾出土西周、春秋之际的曾侯列鼎，用的就是原先天子才可用的“九鼎”；而春秋时期，诸侯九鼎八簋，甚至十一簋，也不罕见，完全把以前的天子之制弃之不顾了。

以青铜礼器组合的不同类别来体现等级身份，在编钟、编磬等乐器使用方面，也是如此。前文已述，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四面悬挂乐器，犹如四面墙；诸侯则去其南面乐器，作三面悬挂；而大夫可以在左右两侧悬挂，士只能在东面或阶间悬挂。由此可见，编钟等乐器在各类礼乐场合中的使用与悬挂方式，与使用者的贵族身份等级也是有着直接关联的。

《左传·成公二年》提到了一个故事。这一年，齐人攻卫，新筑人仲孙于奚救了卫孙桓子的性命，卫人要赏给他邑落，仲孙于奚不要，却请求可以“曲悬、繁缨以朝”，卫侯答应了他。所谓的“曲悬”就是诸侯所用的“轩悬”，仲孙于奚以大夫身份，而希望僭用诸侯之礼，按照周礼的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孔子听说后，曾感慨道：“不如多给他些邑落呢。器与名，是君主独掌的东西，不可以随便给人的。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原则没有了，国家也就随之而亡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器以藏礼”，正道出了青铜礼器在“三代”社会中的基本政治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