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王朝与周边的战争

西周前期，周王通过主动分封宗亲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统治广袤地区的“王室—诸侯”体系，形成具有西周国家特色的宏观地缘政治结构。总体而言，这个政治结构的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尽管如此，在周王朝统治区域的周边，仍然活动着许多不同部族的人群，与周王室的关系并不稳定。他们时服时叛，许多时候与周人兵戎相见。这些周边人群，周人称之为“戎夷蛮狄”。泛泛来分，北方为戎，南方为蛮，东方为夷，西方称狄。

周人的西北和北部，生活着一些游牧性质的人群，比如羌、犬戎、混夷、昆夷、畎戎、鬼方与猃狁。有学者认为，除了羌，其他的名称其实指的都是同一族类，不过有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的不同罢了。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今陕西和山西交界的黄河两岸和内蒙古中东部，分布着以山西石楼和陕西绥德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其青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北方地区文化特色，包括带銎的戈、钺、斧，兽首刀、环首刀、铃首剑、蛇形匕，带铃车饰、靴形器、梳等。此外还有用黄金制作的弓形器、耳饰等。位置更北方的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了包括礼器、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在内的不同器类青铜器，其代表性器物是装饰有羊首、马首、鹿首的短剑、短刀和装饰有动物纹样的牌饰、装饰品，将原以为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时代上限推进到了商代早期。北部的这两支青铜文化，都显示出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特征，而且随着气候的变化，都大体发生了从定居农业转向畜牧业的历史过程。

在西北的甘肃、青海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有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分布在青海东部和甘肃中部地区；卡约文化分布于青海湟水流域，东至甘青交界，西达青海湖至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北到祁连山南麓，南至果洛玛沁黄河沿岸；寺洼文化分布于甘肃洮河流域，西与辛店文化相邻。此外还有腾格里沙漠南缘、分布在今甘肃西部偏北地区的沙井文化，等等。这些青铜文化反映出：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所占比重都很大，埋葬习俗方面也具有一些一致性，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氐羌古族的遗存有关。

还在周人早期的历史里，无论是不窋失官、“自窜于夷狄”，还是古公“虽在夷狄之间”却仍然坚持农业生产、“复修社稷之业”，这些故事都反映了早期周人与戎狄割不断的复杂关系。不过，从这些故事的叙述中，也能大致反映出周人族群意识兴起的过程。商朝末期周人首领王季与姬昌壮大周人的势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与这些戎狄进行战争和融合来实现的。

甲骨文中的“车”字形

西周时期，这些戎狄向东南推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因此与周王室之间的战斗也在持续。周康王二十五年（亦有认为是昭王时期），周人与鬼方发生了一场大战役，周人大获全胜，俘获敌方酋长三人，战俘近一万四千人，杀戮五千余人，还缴获数量超过一百的马匹和战车，三百五十五头牛、二十八只羊。西周一方的军队，是由一位叫“盂”的将领率领的。取得如此规模的胜利，周王在宗周的周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礼，隆重地祭祀文、武、成王，并对盂大加赏赐。这件事对盂而言是大大的荣耀，他专门铸了一只向祖先祭祀的鼎。小盂鼎的铭文详细记载了献俘礼的过程。

这场战役，鬼方惨败，自此之后很长时间，西北方面一直比较太平。穆王也曾对犬戎用兵，但战果不大。直到西周晚期，猃狁又成为周王室的心腹之患。宣王时候，猃狁势力甚至逼近周都宗周，而周幽王就是在犬戎、申侯和缯侯的联合攻击下，身死国亡。

在与西北戎狄交战的过程中，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交流和融合。比如，西周早期的小盂鼎和西周中期的师同鼎铭文中，都提到了北方戎人用车的细节。1963年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墓葬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骨牌，上面刻有用车猎鹿的场景，车的形制与中原战车相似，说明西周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使用马车。另外，在前苏联、蒙古、中亚各地的远古岩画中，也陆续发现了与商周甲骨文、金文“车”字形式非常一致的马车图案。而且在中亚西部的亚美尼亚赛万湖南岸的恰申古墓中，出土了两辆保存完整的马车，基本结构与商代的马车无异，而年代上却比中国中原地区最早的马车出现的时间还要略早些。这些情况显示，商周马车的起源，并不是中原地区的孤立现象，恐怕与广阔的亚欧大陆还存在某些共通之处。那么，处在中原和中亚西部之间的这些戎狄，很可能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西周早期，周人在东方的主要敌人，是居住在今山东及河南东部、江苏北部的东夷。今山东半岛的古代文化渊源深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发展水平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夏商时期分布于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被公认为是东夷古族的遗存，此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这一区域的人群，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中原劲敌。中原王朝用兵不断，最终夏桀、商纣都因征伐东夷而大伤元气，从而给予了商汤、周武以灭国的可乘之机。周初时，管叔、蔡叔联合商纣之子武庚叛乱，东夷的奄、薄姑也趁机而动，周人经历了三年的艰苦东征，才重新稳定局势。所以，周公东征胜利后，就把齐、鲁这样重要的诸侯分封在奄及薄姑旧地。驻守在东部的王朝军队成周八师，最主要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征讨东夷。有一件小臣 簋，铭文就记载了“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的事情。

继东夷之后，在东南方给周人造成极大困扰的是淮夷，又称南淮夷。主要分布在淮水流域，包括徐国、鄂国在内的若干国家或部族人群。原来在今安徽江淮地区分布着一支斗鸡台文化，时代约与中原地区的夏代相当。西周初期，由于周人东征的打击，部分东夷南下，更壮大了淮夷的势力。在淮北地区，有一批偃姓小国，诸如群舒（舒庸、舒鸠、舒龙、舒蓼、舒鲍）、英、六、蓼、宗、巢、桐等。传说，偃姓的始祖是生于曲阜的皋陶， 这样说来，这批小国也很可能最早就是东夷的一支。

淮夷族群曾经也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向周王朝交纳布帛贡赋，还输送粮草和服役的人众。周王对他们很不客气，声称“（你们）敢不听命？马上就刑罚加身、军队讨伐”（兮甲盘：“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中不乏周统治者对其处置失当的成分。长此以往，淮夷如何不反？穆王时，就有传说徐偃王趁穆王西巡而率领东夷、淮夷叛乱，亏得穆王的御者造父驾驭千里马，一日千里救难（《史记·秦本纪》）。厉王时，又有一位鄂侯御方，率领南夷、东夷叛乱，“广伐南国、东国”，深入周境。周王把全部主力西六师和殷八师都用上了，还没能攻克敌人。后来一位叫武公的贵族派出将领禹，领着自己的亲兵投入战斗，才使局面改观，勉强取胜（禹鼎）。其余记载征伐淮夷、南淮夷、南夷之类内容的青铜器铭文，还有不少。

由于淮夷曾经深入成周洛邑所在的伊洛地区，周王室为此在洛邑外围建立了防线。金文显示，录 曾奉命率领成周军队（“成周师氏”）驻守今河南叶县（录 卣）。后来还有一位师雍父，也曾经驻扎于此，他往来于叶地与今南阳附近的?国，目的也是在于巩固这条防御淮夷进攻伊洛地区的防线。

南方还有一位周人劲敌，荆楚。周初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周人伐楚的记录。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周王在淮河和汉水沿岸分封了一些姬姓国，称为“汉阳诸姬”，如息国（今河南息县）、随国（今湖北随县）、郧国（今湖北安陆）等。此外，今湖北孝感、享山一带，分封了姬姓曾国；南阳地区，分封了申国和吕国等姜姓诸侯。《史记·楚世家》中说，成王时还分封熊绎以子姓之国，而熊绎则以“桃弧棘矢”供给王事，向周王进贡祭祀时使用包茅。不过熊绎之楚地位低微，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而且，楚对于周王室服从的时间并不长。过伯簋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 （zī）簋说“ 从王伐荆”，记载的都是西周中期昭王南征的事。

过伯簋及其铭文。过伯簋内底刻有“过伯从王伐反荆”等十六字铭文，记载了过伯随周昭王南征荆地的史实。

昭王南征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宗周钟铭文记载了“南国 子”侵犯周土，遭到昭王亲伐，一直打到 子的都邑。 子派使者迎接昭王，带领二十六个南夷、东夷的小邦前来朝见。然而，总体而言，昭王的南征很不顺利，《竹书纪年》上记载：“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渡过汉水，遇到了大犀牛（“遇大兕”）”。又说，“昭王十九年……在汉水流域损失六师军队（“丧六师于汉”）。”最终，昭王死在北归的途中。

昭王向南推进的步伐遭到了阻碍。从此，西周的军事大体转向以防御为主。从整个西周历史来看，周人征服的重心有一个转移的过程：周人兴起之初，征服的对象主要是西边的戎狄；然后向东发展，这个发展的势头，以周公、成王东征并向东方大规模分封诸侯为高潮；此后昭王时期转而向南方经营，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不料却遭到兵败身死这样的大挫折；对于南方的征服，到西周晚期宣王时取得重大进展，周人征服到江淮流域，并且在南阳地区分封了申伯。

鄂叔簋（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馆藏）

不过，这时候，周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西北方的猃狁和犬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