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羌和乌桓

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西部民族是羌，他们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的崛起是汉朝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羌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他们的分布范围横跨西部绝大多数地区，从现在甘肃的南部到云南一带。他们的名称“羌”在图形笔画上像一只羊，而且他们被认为是养育牛、马、羊、驴和骆驼的游牧民。至少从战国早期开始，羌就采用了农业耕作的生产方式，这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阐述，这些文献记录了他们的农田和他们收获的小麦数量。

尽管羌在早期曾和匈奴有往来并联手抗汉，但他们从来没有团结成一个较大的国家或联盟。中国人对羌的定义体现了这种趋势，指出他们不断地分裂成无数相互仇视的部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正如汉代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年所说：“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羌这种不断向外分裂的态势使得汉朝无法用击败匈奴的方法来对付它。如果一个羌族酋长被打败，失败的影响不会超出他自己的部落，但是如果他胜利了，那么他的队伍将不断壮大，最后发展成为一场更大的叛乱。此外，和平协约在范围上也是有限的。

早在公元前2世纪，诸羌就徙居在汉朝境内，有时候经过了汉朝的允许，有时则并没有得到许可。在推翻王莽统治的内战中以及东汉早期的几十年里，诸羌迁入到汉境西北地区。当东汉创立者光武帝重新占领甘肃后，他发现诸羌正控制着这里的大片区域。东汉政府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把诸羌内迁、安置于汉朝境内，在公元35年和公元50年，甚至把他们安置在旧都长安附近。这种做法却加剧了诸羌的叛乱，导致有人建议放弃旧都附近的县。内迁和安置的规模非常大，诸羌的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当快，以至于到了公元4世纪，关中地区约有一半数量的人口都是非汉人。

在中国西部地区，羌人和汉民的杂居引发无数次冲突。公元前33年，一份文献指出：“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六十余年过去了，情况却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朝廷多数官员相信，诸羌的问题根源是地方官员在和有实力的羌民们结盟的过程中行为失当。

为了镇压这些起义，汉朝政府于公元前111年设立了“护羌校尉”。他的职责是帮助羌族在汉地生活，调查他们的满意度，并确保有一定数量的翻译人员来处理和边境之外的诸羌的交流。他负责组织屯田校尉为边防要塞提供给养，确保能够在没有国家军队的帮助下处理好地方的反叛事件。事实证明，如果叛乱发生，这些边防要塞大多数是无效的，而且国家军队也通常无法前来援助。

汉朝政府视外族部落为附庸，作为招募战士、建立联军的基础，这种做法可以回溯到汉王朝建立之初。羌地附属国最早建立于公元前60年，到了东汉时期，在现鄂尔多斯、甘肃和四川等地都建立了羌族属国，另外还有匈奴族的附属国以及其他的一些中亚国家的附属国。理论上讲，附属国的人民仍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习俗，由本族的头目管理。汉代的管理者并没有特别管制他们，只是确保他们服从于汉代朝廷施加的特殊命令。

为了变为汉代中国的“内附”的一部分，臣服的蛮族部落不得不向汉朝政府提供劳役或者从军入伍。在东汉时期，羌在对边塞上的游牧民反击战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为汉代政府提供了边防线上的“耳目”。此外他们可能还要交税。降汉的羌族酋长如果有足够能力的话，将携带贡品前往汉朝，向皇帝表示臣服；实力稍弱或较小的部族则只能保证相安无事。那些参与汉廷朝政的部落头领能够获得册封和印绶，就如同西域一带的统治者一样。

这种松散型控制和少量服役的政策经常被人忽视。校尉们照例会从羌人那里榨取钱财和劳役以损公肥私。公元55年，当张奂被任命为都尉时，他发现他的8位前任都为了私利而敲诈羌人。张奂拒绝接受羌人头领送给他的马匹和黄金，这件事为人所称道，人们视其为忠诚的典范，但这也说明朝廷派出的高级官员通常在地方上巧取豪夺，就如当时文章中所谴责的那样。

随着被安置的人数日益增长，需要建立越来越多的附属国，因此校尉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公元94年，50万羌人内附，公元107、108年又有数万人归顺。由于这些人不能够在汉朝的管理下完全融合，他们就在新校尉的监督下形成新的附属国。无论在什么时候，一旦地方秩序被打破，校尉的权力都会膨胀。校尉是一种军职，负责组建联盟以备军事之需，但到后来，它逐渐被赋予了和郡守一样的行政权。在校尉们所控制的区域内，他们不但控制着归降的胡人，还统治着边关的中国人。因此，异族人的内迁最终导致了对地方社会和边关的军事化管理。

除了诸羌和匈奴之外，处于军事监督之下的附属国最多的是乌桓，他们和鲜卑一起被称为“东胡”。这些游牧部落大部分居住于今天内蒙古一带，在被匈奴冒顿击败之后，就被纳入到匈奴国。作为臣服的国家，他们定期向匈奴上交皮毛、马匹和牲口，另外还为匈奴对抗汉朝提供军队。

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19年发生了变化，汉朝的一场军事胜利把单于驱逐出了内蒙古地区，使得乌桓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汉朝后来把他们重新安置于长城东北地区的郡，在这里设立了“护乌桓校尉府”，校尉府位于现在的北京附近。然而，贯穿整个西汉王朝，匈奴始终迫使乌桓上贡，而乌桓也仍然在劫掠汉人。

公元49年，当汉朝皇帝说服乌桓酋长臣服时，汉和乌桓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约有1000名酋长到达汉廷以示归顺，并且进献奴隶、马匹、牛、弓弩和毛皮。作为报偿，汉朝皇帝会组织大型宴饮，赐予贵重礼物。到后来，酋长们请求“内附”，他们中的81名接受了侯的爵位。领头的酋长之子被留在汉朝作为质子。

乌桓迁置到了汉朝边塞以内的地区，他们守卫此地，以定期换取食物和衣物，他们还斩杀敌军首级以获得悬赏。尽管确切的数字还不能确定，在2世纪晚期，为数至少300万的乌桓人居住在汉朝边塞以内。随着这次内迁，政府重建了乌桓校尉府，这次它的府治在宁城。墓中出土有关于都护府的壁画，描绘了城墙、府治、军事设施以及市场。这些绘画包含了有关乌桓部族人生活的极有价值的信息，描绘了他们的着装和髡发习俗，以及他们在市场上买卖的货物。另一幅壁画描绘了游牧民的帐篷“穹庐”，这种异域风格的结构，使其在汉族上流社会迅速流行。

乌桓附属国起初是和匈奴打仗，在匈奴被打败后，鲜卑联合了北方游牧民部落共同对付汉朝，因此乌桓后来又与鲜卑作战。乌桓还镇压了汉朝境内及其南边地区的叛乱。不但如此，在公元2世纪末，宁城市场上的贸易还使乌桓地区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乌桓和汉朝官员的合作如此紧密，以至于在公元187年，两位汉朝官员竟然率领游牧民发动叛乱来推翻朝廷。

公元184年，当黄巾起义军在山东和东北地区发动起义反抗汉朝统治时，超过100万中国人逃到了宁城附近地区。公元205年，军阀曹操率领包括大量乌桓骑兵在内的军队攻打北方州郡，当时汉人有10万户家庭寻求乌桓的保护。汉朝社会普遍对乌桓信任有加，甚至在乌桓军和汉军两者之间更加倾向于向前者寻求庇护。这些事实说明，在汉朝末年，游牧民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