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诸侯列国及其早期帝国的城市

秦国的城市是人世间最大型的建筑之一，这里是一流工艺品的陈列所，是人类根据理想社会和宇宙的想象来塑造的空间。精心设计的高墙把普通民众与城市隔开，这个城市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人类世界，里面充斥着构成人类文明的物质和规则。作为政治权威的主要场所，城市中心地区不但为统治者和管理者提供聚会的场所，也为他们提供展示自己权威的舞台。在贸易领域，城市是流通与交换的枢纽，吸引人们前往，把珍贵的货物运入；当然，这里也生产新的商品，从这里流向其他城市或者人类聚集区域。

在战国以前，中国的城市都是为宗教和政治而存在，居住的都是贵族及其附庸者。这些城市中的大部分居民以世家为中心，人口最多有一万左右，由一堵城墙分隔。随着周天子王权式微，绝大多数城市变成了由某位公卿大夫及其贵族追随者们统治的独立“城——邦”，这些卿大夫还控制着居住在城市腹地，以及其统治地区的人民。此后，这些“城——邦”逐渐连接在一起，到公元前5世纪，遂汇聚为各诸侯国。



近年来的城市考古证明，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工艺品生产以及贸易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城市数量和构造的复杂程度也得到提高。用于防卫的城墙被加长了，人们开始修建内城，把政治区域和举行仪式的场所与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来。当诸国把城市纳入比它们更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其管理者将贵族取而代之时，政治行为和世俗生活外在形式上的分离就构成中国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演进。中国的城市从此以后就从外在格局及政治上划分开来，城市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部分就与政治权威紧密相关。城市的这两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制约，共为一体。

这种制约有法律上的依据：商人须纳入专门的注册管理中，禁止商人及其后代在政府中谋取职务，穿戴丝绸，骑乘车马，或者拥有地产。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小商人是登记注册的，从事长途贩运的富商大贾们都能逃脱这种禁令。然而，商人和官吏——他们必然都是城市居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区别，逐渐取代了古代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区别，成为帝国时代最核心的法律分歧。

这种法律和物质上的分化与该时期哲学家们所提倡的社会新模式相符，在这种模式中，统治者手下的官员们所从事的职业种类有别于其他形式的工作，因为他们接受过教育，不再受建筑工程或其他类似的奴役的束缚。于是，尽管城镇和乡村之前的区别在新的行政区划管理模式下消失了，但城市自身内部的界限却更加明显。

城市内部的这种区划以及城市内政治区域的卓越性可以在东汉防御乌桓（汉代东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校尉墓壁画中找到依据。反映墓主生涯的壁画描绘了他曾经担任官职的五个城市。他们都是双城（城郭），里面有双重城墙的建筑区，一部分用于普通民众居住，另一部分则是政府机构。虽然除了城墙、城楼之外，极少有关于居住区的信息，但是城市的布局、建筑、居民、政府区域的活动等方面都绘有细节。（图4）很多建筑都有注释，以说明它们的特性或功能。在一座城市中，校尉掌管着从乌桓买马的贸易也被画了出来——正是这种贸易使本地区成为公元2世纪晚期帝国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对于城市的这种刻板的描绘，证实了历史文献中所说的，帝国的城市都分为两部分，最主要的部分是宫城区，是政府功能和政治精英的所在地。

在战国时期的城市里，新的建筑元素开始出现，通过建筑的高度和垂直度，来强调统治者的权力。望楼、圆柱大门、露台以及拔地而起的建筑昭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时暗示着皇帝和上天、神祇力量的联系，而这远远超过了他和祖先神灵之间的联系。建筑高度和视野广度的重要性在东汉学者王充（27——约100）的一句话中得到反映：“坐高堂之上，眇升楼台，窥四邻之廷，人之所愿也。闭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圹穴卧，造黄泉之际，人之所恶也。夫闭心塞意，不高瞻览者，死人之徒也哉！”

传说这些望楼极尽高大之势，其中有一座有160米高，直与云齐。这样的高度有助于统治者俯视他的领土，并有可能监视邻邦。在一篇有关于望楼的文献描述中，望楼不仅彰显了建造者技艺的高明和复杂，还能使来参观的地主们在此向统治者颂谀与效忠。

在战国时期，城市里的石柱门或者门楼（阙）都专门设计成高大的样式，来表现统治者的权威。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当商鞅开始在咸阳建造秦国新都时，第一个修筑的就是“冀阙”。与此相似，公元前3世纪末期，汉朝新都长安的门楼也备受瞩目。汉代的祭祀文献和诗歌强调说，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在大门口的两侧各配一个门楼，门楼的高度必须与宫殿主人的级别相配。修建大门口的门楼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们能把上下尊卑区分开来。门与门楼搭配的这种建筑风格在战国时期初具雏形，到汉朝时则逐步成形，它由此变成了一种比城墙更能彰显权威的标志。在东汉的墓葬艺术里，通往城市或者豪族大姓所筑坞堡的望楼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建筑类型（图5）。

图4 范阳（今河北境内）的政府建筑和城墙

这一时期，人们也开始修建带有大平台的露台，使外来者震撼于其主人的财富之多以及其目之所至之广。考古发掘发现了战国时期为修筑这些露台而建的大面积的夯土基，该时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描绘了一种土台，四周环以阶梯，顶部筑有木结构的大平台，这些地方曾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有时候人们也会建一系列逐级升高的平台。这些露台四周的考古遗存证明，在战国时期，它们是大型宫殿建筑群中最醒目的建筑因素。在一个由一系列房屋和走道组成的建筑群中，平台也能够成为其核心部分。这些房屋和走道修筑在土台四周，旨在给人一种多层建筑的感觉。在当时，建造真正的多层建筑的技术仍很落后，因而这种设计使得建筑看上去是从城市中拔地而起的。此方面最重要的案例就是秦国都城的冀阙，同时其构造形象也是被模仿和复制得最多的。

这类高出普通百姓居住区和商业区的宫殿建筑群显示了统治者视察其领地的权力——他能够看到所有视野之内的事物，同时还向人们昭示，他们正处于他的监督之下。但同样重要的是，普通民众无法观察到这些高大的新式建筑里面的情况。这就使统治者能知晓外界，外界却无从知晓统治者。它们证明了统治者拥有研究他的民众与敌人的一举一动却不暴露自身的能力。统治者能够眼观六路而不被对方察觉（如同2000年之后，福柯对边沁“圆形监狱”构想的反思），统治者的这种形象赋予了“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这类理念以感性的表现形式，它们在《道德经》《韩非子》这类哲学著作中得到表达。

一位精通玄奥艺术的大师曾经建议秦始皇，作为一位统治者，他应该秘密行事，远离邪灵，而且应该永远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他所在的位置。另外，因为他们相信人可以通过登高的方式达到天帝神灵所居之处，统治者应该住在高塔之上，通过阶梯一步步通向神灵，并获得长生不老。根据这个建议，秦始皇修筑了逐步攀升的和两旁有围墙的道路，把他的270所行宫和望楼连接起来。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群中，任何泄露秦始皇行踪的人都将被处死。皇帝只在咸阳的主殿与官员议事，在其他任何时间都无处寻踪。同样，当秦始皇死于出巡东部沿海地区时，他的尸体被置于封闭的马车中运回咸阳，车驾中塞满了鱼，以掩盖开始腐烂的尸体的气味，并且避免皇帝死去的消息为外人所知。

图5 城门望楼，边上站着一位官员

这类用以掩盖皇帝行踪的逐渐升高的走道建筑被汉朝沿用，百姓甚至朝堂官员由此目送皇帝远去，而这最终也成为帝国政治权力的准则之一。纵观整个帝国时代，中国统治者总是被隐藏在“紫禁城”的深宫高墙之后（一个神话化的版本是卡夫卡寓言中神秘的城堡），即便对皇帝的官员而言，获准觐见也属恩惠，倘若能靠近他，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在古罗马、中世纪欧洲或印度，当地的统治者都经常出现在他的公众面前，接受臣民们的献礼，并且公开地主持公道以彰显皇家礼制。中国的皇帝则与此不同，他通过隐秘和不可捉摸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关于双城布局的其他部分，如居民居住区、商业区、手工业区等我们所知较少。离政治中心区域越远的地带，书面文字材料和考古发现材料就越稀少。由主街道构成的方格分割了汉代都城的居住区，然后再由围墙分成不同区域，由低级官员和一些权势之家所管理。现在还不明确这种制度在早期中华帝国的其他城市是否存在，但由于这种方格状布局是当时一种管理百姓的方法，所以其他主要城市可能都效仿这种建筑布局。

主干道边上布满了贵族或富人之家，而小巷则居住着稍微贫穷的人，比如说哲学家庄周，他“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小巷非常狭窄，不能够容纳那些往来于大道通衢的大型车马，房屋也很低小破旧，处境可怜。这里的居民通常是那些不名一文的作家，沉迷于歌曲或者劣酒的败家子，或者罪犯。相反，通衢大道上住满了穿着峨冠博带的官服的高级官员。

居住区的中心是市场（市）。墓葬艺术表明，帝国都城市场的主要特征在主要的郡县中也得到体现，当然各个郡县也会存在一些地方性差异。市场及其周边地带是商人和手工艺人的主要活动地带，但它们同时也是政府权威在城市外围的体现。它们成为表现出政府和民众之间相互分割的那种双城格局的缩影。市场中矗立的多层望楼成为一个高耸的标志，代表着政府权威，好比宫殿一般，同时它所具有的方格状布局也是政府秩序在城市外围地区的体现。然而，尽管存在如此多的直观的权威表现形式，市场仍旧是一个公众聚集的场所，充斥着各种挑战法定秩序的活动。

在政府掌权的标志中最为显眼的莫过于由负责市场管理的官员值守的多层望楼。在东汉国都洛阳，市场管理官员及其副手共有36个手下。他们的职责是确保市场上售出的货物能有足够好的质量，其价格也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由买家和卖家每月一次共同协商后授权制定的。根据秦律，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都必须拴一块价格标牌，标明它的实际价格。每天结束，所有的交易，以及与钱有关的记录都被收集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供官员检查，并以此收税。

官员们也会出售官家多余的日用品或者官制的物品，或许还会对交易记录的公证收取一笔费用。望楼的顶上是“旗亭”，里面有一面旗帜，在最顶部的阁楼置有一面大鼓，为市场的开放时间发布信号。东汉的一首诗记录了长安城市场中的一座望楼，它有五层；一个汉墓画像砖上描绘了成都的一个市场，而它的望楼只有两层。在这两个资料中，望楼都是市场中最高的建筑，市场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政府权威在市场中的第二个表现是方格状的布局（坊），这类似于居住区里方格状的布置。在上述描摹成都市场的汉墓中，画像砖上描绘了一个完整的广场，四周各有一门，两条主干道交叉而过，分别通向两门之间。两层的望楼位于正中心。这个图案是当时经典观念中国家都城的一个微缩版，如同战国晚期《周礼》一书后面所附的有关建筑的《考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图6）

市场里有四个区域，其中每个区域都被几排单层建筑分割。这里可能是商铺，商铺们都按照所售卖的商品来分区。在四条主要大街上一直有来来往往的行人。最重要的商铺可能沿着主要大街排列，稍微差一点儿的商铺就分布在小巷里。唐朝都城的市场格局也与之相似，而汉代也可能是这样的格局。市场里这类方格式布局在诗歌和其他同期的文字记载中也有反映，这些文字强调了商铺排列的整齐划一，以此证明帝国的强大，以及其威加海内的秩序。好几个墓葬画像砖上还描绘了或排列成一排或排列成方格状的摊位格局，且秦律中也强调了摊位的这种规则化的格局。

考古发掘的材料，以及新近发现的文书，都向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汉代都城市场的情况。长安城里有两个市场。东市大约50万平方米（比美国最大的超市都要大25%），西市有25万平方米。两市都被5—6米厚的围墙环护。商人们背靠围墙修建他们的货栈。东市主要是商人的摊位，西市则是主要的生产区域，这里有专门为皇陵生产陪葬用的陶俑的窑炉，有生产官办铁器的铸铁铺，以及私人经营的丧葬用品作坊，主要生产祭奠用的偶人、马匹或者鸟禽。

图6 成都市场中的方格状（坊）布局，望楼位于市场中央

成都画像砖上描绘的市场被分为四个区，而都城长安的市场则被分为九个区。这些区也是被经过规划的摊点分割，如同秦律中所规定的那样。（图7）所有经营同类商品的商店都被安排在一起，每一列商铺或者摊点都由一位富有经验的商人来负责管理，确保他这一列摊点的整齐划一。就像广大百姓那样，这些商人每五个人分为一组，设“伍长”，互为担保，实行连坐和告奸制度。

图7 市场摊铺的景象，图右为市楼和市鼓

市场还被用作公开惩处罪犯的场所，包括施加鞭刑和处决人犯。经常有主犯被枭首，其头颅或者尸身就被挂在市场上示众。汉代记载礼仪制度的《礼记》以及战国时代的军事论文集《司马法》，都有文章把市场和朝廷分别比附为进行处罚或者表彰的场所。这就是政治法学中统治者“两端”的权力。

市场中很少举办用来展示政府权威的野蛮示众，也很少用政治展示来寻求更多观众的注意。吕不韦，这位秦始皇年轻时的秦国丞相，曾经资助编纂了著名的哲学文集《吕氏春秋》一书。为了向世人宣布该书的编纂完成，并为了断言此书已经囊括了所有著名的学说观点，他把此书放置在咸阳的市场大门口，并且在书的上方悬挂了装有一千金的钱袋，他对外声称，谁若能加减书中的任何一字，这一千金就归谁所有。另一个类似的故事讲述了商鞅为了在秦施行变法，向人民表明他的法令的实效性，于是在市场向人们宣布，只要能完成他所规定的一些简单的任务，就可以得到现金奖赏。最后，商鞅兑现了他的承诺。

相对来说，市场是人们能够大规模集会的地方，它是最有条件成为统治者向民众传递信息的场所，无论这些信息是采取语句、文体、货币的形式，或者干脆是一具被肢解的尸体。然而，市场里充斥了来往的民众、商贾的财富交易以及各种公共场景，所以它并不完全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里会出现各种人群的违法行径，包括商人、“游侠”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萨满教的狂热信徒、特殊的占卜者和游医。这些群体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挑战着地方权力。

虽然商人没有对地方采取直接的政治挑战，但是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过着比地方政治权贵更奢侈的生活。商人们令人羡慕的财富诱惑着官员们贪污腐败，也吸引农户远离土地，改变那种在田地里辛劳、向国家缴税服役的生活。商人间以财富为标准，而官员间以等级来衡量，这两种等级划分秩序间存在着紧张的冲突，它最后外化为这种双城结构的城市布局，同时由于政府禁止注册在籍的商人及其后代谋求政治上的地位，使得这种冲突更为恶化。该时期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商人违背国家的奢侈禁令的记载，描述了他们有能力从自由农民手中购买土地和服务。

除了藐视政府的奢侈禁令，商人拥有的财富还挑战了法律的效率。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人能够逃避惩罚，但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也就是说，有钱人不会被公开处死在市场中。负责铸币的官员有时会和奸商勾结，密谋伪造钱币，操纵货币。于是，国家的拥护者总是害怕市场成为一个让人们攫取政府掌控外的权力和地位的场所。在这里，权力和财富的获取通常违反奢侈禁令，操纵财富也成为损害犯罪法律和政府管理的手段。

人们通常聚集在市场中，听趣闻逸事，寻欢作乐，或者听某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某位知名人士，乘坐着美轮美奂的车驾，穿戴着精心裁制的衣冠，到达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其次就是某些政治野心家为了寻求公众的注意、支持而进行的某些政治公演。和其地方社会一样，地方精英的服饰打扮都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城市居民成为引领时尚的风向标，而这也挑战了政府的权威。因为与之相反，据该时期政治文献的记载，应该是统治者的服饰品味成为其他人仿效的对象。

市场中的暴力和犯罪通常都与屠夫或“少年恶子”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流浪的“剑客”或“游侠”——这些人往往有着复仇情结，处事极端，或一诺千金，或以死相搏。描写汉代都市的诗歌都选择市场作为情景来描述这些人及其结义追随者，历史记载则将其置于城市中的“巷”“坊”里。和在市场的其他居民一样，他们更多地被描述成唯利是图之人，即土匪、绑架者、盗墓人，以及受雇佣的刺客，等等，而非市场中常见的商人。暴徒们士客啸聚，结成职业杀手组织，威胁官员，或者向他们行贿。东汉时期的文献把这些人形容为怀揣复仇情结的“私刑”缔造者，威胁叫嚣着要取代政府法制。

屠户这类常常与剁肉放血打交道的人，构成了市场中另一类别的暴力分子。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区域，与其他生意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还因为很多有声望和财富的客户会来这里找帮手，所做的生意远不只是去割点儿新鲜猪肉那么简单。

“少年恶子”所具有的暴力倾向与前两种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也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人群。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大量犯罪头目都被年轻人所崇拜和模仿，或者他们会直接参与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闾里少年”为了金钱常常铤而走险变为暴徒或者剑客，另外一群年轻人就成为某位任性皇家公子的喽，帮助他抢劫、杀人，以此为乐。政府雇佣“酷吏”本来是要压制地方豪族大姓，但有时候这些被雇佣来的人，本来就属于这些团伙，或者和这些团伙一起为非作歹。为了把“少年恶子”驱赶出城市，他们中有一些人会被招募入伍，远征中亚。

在和平年代，“少年恶子”通常被描绘成没有正当职业的流浪汉，他们在市场中聚赌、斗鸡、走狗。由于这些活动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这些场景在汉墓画像砖上也有所反映。然而，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城市里的这类团伙就成为被征募者的主要来源，参与大规模的仇杀或者起义。很多抗秦起义的领袖传记证明，其第一批追随者都是从这些年轻人中招募而来。

汉代的创立者刘邦也被描述成一位典型的浪子，他不治产业，整天与他的朋友在酒馆大吃大喝，为此被他父亲认为是“废柴”。他早期的追随者（萧何、曹参，以及樊哙）都被认为是“少年豪吏”——他们都是豪放的年轻人，或是有抱负的剑客，在政府中担任低级职务。在推翻王莽的起义中，也主要依靠了这些四处游荡的年轻人。早期的历史记载证明，在市场中啸聚的暴民和年轻人在社会安定时期只是单纯的不法分子，但在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他们就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由那些异域方士组成，尤其是术士和巫医，他们也聚集在市场中，挑战着政府权威。这个群体一直饱受谴责，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掌握了超自然的能力，有意诓骗无知的农户。由于方术、医药以及相关的宗教迷信手段都是财富的来源，这些组织饱受抨击，人们称其诱骗四处游荡的少年，致使他们不务正业，而去追随这些声名狼藉的组织。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1世纪的《盐铁论》，这是一部讨论国有垄断的文献，“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额健舌，或以成业致富，故惮事之人，释本相学。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东汉末期，学者王符（约90—165年）的一部论文集《潜夫论》对此也进行了类似的谴责。不过此书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女性角色上，比如巫婆及其女弟子，以及她们的受害者。此书认为，通过向神灵祈祷来达到控制疾病的方法，只是巫师用来哄骗民众和吸引信徒的手段。

市场经常是拥挤喧闹的场所，所以这里的民众很可能变成暴民，甚或酿成骚乱。妓女们经常麇集在市场或者附近其他饮酒作乐的地方，招揽特殊顾客。当然，这里也充斥着可怜的乞丐，也有诸如伍子胥和豫让这类人的藏身之所，他们虽然靠乞讨过活，却一直暗藏着反叛的图谋。

总之，战国时期城市内部的这种区域划分导致了其在法制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的长久分化，最终导致帝国时期的中国城市自此都沿袭了这种分化格局。在帝国早期，国家是由层级化的宫殿群组成，其附近则是农耕地带。居民、作坊以及市场组成了外城，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重要地带，但是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财政措施来看，它们都是边缘化的，是对国家安定的潜在威胁。尽管政府设法通过街坊格局以及市场管理来整肃秩序，外城的居民们相对于政府理想的服务模式以及层级制度，仍然显得格格不入。即使是合法的居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也会对国家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可能创造出建立在财富等级之上的新的层级制度，这对处境悲惨的农村人口有着极大的诱惑，吸引他们放弃主业，到城市寻找机会。

除此之外，市场还吸引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涌入城市，从事非法职业，寻求发财机会。这些人通常被很多作者谴责为“懒人”或者“恶人”，他们仍然从事着非法经营，充当着罪犯、占卜者以及妓女的角色，以此谋生。这些人群都聚集在市场中干着相似的非法勾当，因此也形成了一种游离在政府掌控范围外的城市文化。他们还在城市间通过其贸易和犯罪网络相互勾结，但始终游离在官方管控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