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商君书》和秦国的困境

历史大观园秦汉精神 2020-07-24 09:37:09 0

我们早已认为商鞅是秦国改革的创造者，他领导秦国雄霸天下，成为一个几近神秘的人物，在后人眼里，他是独特的、有蛮夷之嫌的秦文化的来源和标志，一本有关政治学思想和方法的著作——《商君书》也由他的名字命名。这本书大体上在商鞅死后汇编而成，部分成文晚的篇章已经到了汉代。然而，此书得名并非武断，因为它的主要篇章反映了商鞅改革制度的一些理论化、系统性的原则以及战国晚期秦国的制度。有些章节体现了秦国实际的政策或者法律，但书中更重要的是那些详加阐释的、一个理想中的诸侯国应持的基本原则。

最有决定性的原则是由农村人口组建的军队的特性，它使得整个秦国全民备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种思想贯穿全书，它始终在探讨如何鼓励人民致力于农业和战争——这样做就会被授予奖赏，相反则会受到惩处。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其所恶，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

当农业是人民唯一的财富来源，而战争是唯一出路的时候，人民将冒死（他们当然厌恶死亡）为国家服务。通过把全体人民的力量投诸财富和战争，国家能够产生出战争所需的精力和人力。有能力的君主能够使他的人民“为上忘生而战”，使他们“乐战”，以至于“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其他所有的人类价值观或者活动都对国家秩序构成威胁。

这些威胁被称作“虱”和“恶”：“六虱”（“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十二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多数的罪恶都出自早期的哲学典籍，这些观点尤其为儒家学者所研习。《商君书》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授予学者官职或者给予保护的做法，引导人民远离了“耕战”的原则。

虽然《商君书》有时被描述为一种集权专制统治的著作，但是官僚主义本身是被怀疑和批判的对象——它是逃避耕、战的另一种方式而已。书的第二章列举了享受着“厚禄”“游居”的“邪官”。相比那些因学问而授官，或者靠贩运粮食得利，或者为有钱人生产奢侈品的人，他们对国家构成的威胁更为严重。一个严重的官僚主义威胁着君主，因为它把君主和民情隔绝开来。“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

睡虎地秦简同样表现出这种对官僚的怀疑态度，与战国晚期的政论文集《韩非子》所描述的一样。国家不能依靠这些官员，因为他们通过欺骗君主并逃避耕、战之责，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商君书》倡议按照商鞅所提出的“五人为伍”的方式来互相监督。如果人们能够互相监督和告发，就可以取消官僚，国家就能缩减为君主及其人民：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在一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里，民众都是君主的耳目，也是他做出判决的工具。商人、学者以及官员充其量是一种必须存在的罪恶，被减小到最小的数量，以保持对其强有力的监控。

然而，如果判决由民众来掌控，那么君主本人在国家管理中行使不了权力。事实上，除了坚持君主必须确保他的国家致力于耕、战以及抵御各类寄生虫外，根本没有谈到君主自身的统治技巧或者品性。这和《韩非子》以及大多数区域文化产生的政治哲学类著作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安排给君主的唯一角色是，他本人就是法律的来源。

这便是《商君书》第一章的主题，商鞅在书中劝说过秦国国君，这个正在变化的国家需要新的法令和制度：“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统治者只扮演法律制定者的角色，法律下发到百姓，由他们通过互相监视的方式来落实。

但这导致了一种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一套完整的法律文本被存放在君主宫殿中的一个受秘密保护的“禁室”，任何未经许可踏入“禁室”者或试图篡改法律文书的人，都将毫无异议地被处死；另一方面，统治者的任务是向担负特殊职责的官员宣布法律，而他们必须回答其他官员或者普通百姓对法律提出的疑问。如果不能胜任答疑解惑之责，也将招致处罚。“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吏遇民不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则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这类对官员以及民众咨询法律条文的强调，在秦国的法律档案中反映出来，其中一个特殊的部分，就包括了这类答问。

于是，《商君书》中所提到的法令被统治者藏在宫廷里，同时也颁布给国家的每一个民众遵守。这两个方面都避免了对法令文本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改动和歪曲。这加强了统治者本身就是法令的观念，因为两者都是以这种自我管辖的形式同时被藏在宫廷，也同时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或许《商君书》中最令人震惊、最有意义的思想直接产生于这种观念：国家内部任何多余的人或事，其功能最后都变成自我放纵的寄生虫。所谓“六虱”就直接产生于“三官”：农、商、官。如果农民有了“余食”，他们将会考虑怎样把寿命活得更长，或者吃得更好；如果商人有“淫利”，他们会追求美女和观感上的满足；如果官员无事可做，他们将产生个人的野心或者追名逐利。不但耕、战之外的任何能力是被抑制的，而且任何对人民多余的供给，都会变成一种威胁、一种危险。战争不但成为征服敌人、劫掠其财产资源的方式，而且消耗了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国家毁灭的能量。一个真正的强国必须知道如何激发潜能，更应该知道如何将其扼杀。这个观点在文献中反复出现，通常任何能量和资源的积累都名之为“毒”，“夫以强攻弱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这种观点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表述：国家必须通过进攻敌国的方式来消耗国内人民的能量，如果不这样做，将导致人民道德败坏和好逸恶劳的滋生。国家要想保持秩序，人民就必须变得弱小，而只有持续地把他们的财富和力量用于战争之中，才能使他们一直弱小下去。

于是，正如《商君书》所分析的那样，全国备战不只需要把人民所有的力量都投入耕、战之中，而且要时刻准备着迎接下一场战争，迎战下一位强敌。最终，战争不是为了获利，反倒是为了消耗，把私人手中掌握的资源和财力消耗掉，以防有人通过财富增长来获取私利，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国家为战争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以至于不再有精力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被战争消耗，国家迟早有一天变得无力承担，这时，国家就面临崩溃。这是一个“自攻之国”，“必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商君书》所暗示的这种命运，恰恰昭示着秦帝国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