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秦始皇的集权

当最后一个敌国被秦灭亡，秦王成为当时文明世界的主宰时，他和他的大臣们都充分意识到他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正如一位朝臣所评论的，他们超越了传说中那些圣人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现在他们着手制定新的法规，为人类历史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但是，正如后来汉代的贾谊评述，秦王朝在建国20多年后就崩溃，正是因为它所做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尽管秦朝宣称在一个已经彻底改变的世界里创造了一个新的开始，但它仍旧沿用了战国时期的基本制度，试图用他们过去征服诸国时所采用的方法来统治一个统一后的帝国。面对着战国末期持久战乱所带来的大范围的变化，秦朝伟大的变革失败了。它败给了汉朝，后者在秦朝灭亡后取代了对帝国的统治，并继续实施主要的制度方案和文化改革，创造了一个新的帝国景象。

在制定一个新的帝国秩序过程中，秦国遇到了大量问题，这可以从他们尝试在短暂的统治期间进行的改革中看出来。

秦朝的第一个改变是为统治者设计了一个新的称谓和典范。“大一统”需要一种能够超越地域联系的制度和价值观，这种制度和价值观的绝对权威是半人半神的统治者，作为天上神祇的代理人来统治整个世界。由于是从天而降，这个统治者的王朝必须和他治下的区域有所区别。为了成为上帝的使者，国家代理人被要求向上天发誓，抛弃对家族和家庭的忠诚。君主的官员们虽然被提拔到地方社会的上层，但仍是君主的仆人，分享了君主的权威。

秦的统治者声称自己为“皇帝”，这个称呼仅仅译作“君主”是远远不足的。“帝”是商朝最高的神，商朝是公元前1千纪的后500年里，统治黄河中游地区的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王朝。然而，到战国时期，它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创造人类文明的那些传说中的文化智者被称为“帝”，该字用以特指他们超人的力量。秦宗教中的四位神被称为“帝”，与四个方位相应，由此它也象征着宇宙。

通过把“帝”这个头衔用作自己专属的称谓，秦的君主强调了他所具有的上帝一般的权力，而且通过加上“皇”这个字得以加强，“皇”通常表示“闪耀”或者“神奇”，当时更多地被用作“上帝”的代名词。通过称自己为“始皇帝”，秦国的第一位君主宣布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是秦二世、三世、四世，以至于万世的初祖，他的统治可以延续到永远，如同他的王国延伸到整个宇宙四方。为了超越人性，获得不朽，始皇帝登上泰山，开启了“封禅”祭礼，和上天进行沟通。

为了给自己至高的封号奠定基础，始皇帝巡视了新近开拓的疆土，把他的丰功伟绩镌刻在高山险壁上。其中有六篇刻辞保留了下来，始皇在文辞中赞扬了他的恩泽推及四海，“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始皇帝的权力和恩惠遍布整个世界。

这种新的统治思想在秦朝第一个丞相吕不韦发起编纂的哲学著作《吕氏春秋》中有所反映。此书按照月历顺序编排，书中认为皇帝遵循上天的旨意。在一个紧密联系的进程中，始皇帝声称有一种宇宙的循环周期，即所谓的五德终始，使他走向权力之巅，这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神旨。

一项庞大的建筑工程把帝国都城建成万物的微观世界。新皇宫以北极星和北斗七星的“紫微宫”格局建立，矗立于宇宙中心；秦收缴了战争所征服国家的武器，熔铸成巨大的“金人”，代表各个星座；按照被征服国的宫殿样式，建筑了大规模的行宫，使其成为一个宇宙的缩影。

这些仪式和建筑强调了皇帝作为天下之主的地位，而且建立了一套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变革。鉴于诸国都有自己的书写体系，秦政府发明了一套新的非字母简化书写规范，在全国通用。这减少了字体的复杂程度，将大篆字体——周代礼器上所用的字体——曲折的笔画变成一种更简单、更直的笔画形式。秦朝的文字系统大概减少了多达25%的秦前期书写方式。

新的标准化字体使得毛笔和墨汁的书写方式更加方便快捷，这对帝国文件的保管至关重要。新的书体被刻成石经，或者刻在由政府监造的器具上，或者以公文的形式在帝国范围内公开展出，从而使新的书写文字得到宣传推广。结果是出现了一种通用的书体——它被各地人民普遍接受，即使在一些此前根本还没有文字的地区。这种人工发明的书写方式只限于书面，与帝国范围内那些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方言不同。这使人民之间的书写交流从此成为可能，因为在此之前，由于不同地区人们的口音不同，他们无法进行口头的交流。这种书体在西汉的大多数时段仍在使用，最后被一种更加简化的字体“隶书”取代，后者的书写速度更快。

这种整个帝国通用的书写方式的发展演进最终导致了国家学术的形成，它能够控制文本的传播以及对它们的阐释。在汉代和后来的文献中，秦的文化政策被称作“焚书”，但这实际上更是一种统一的政策而不是一种破坏。当一位学者提议，秦始皇应该模仿周朝分封自己的亲戚时，丞相李斯反驳说，国家要做的正是禁止这种援引理想化的古代制度来批评当前制度的做法。

按照这种原则，他下令没收了《诗经》《尚书》以及私人撰述的哲学著作，将之藏于皇家图书机构，只供那些国家指定的学者进行学习研究使用。实用类的书籍，比如医药、卜筮、农业、种植等书不在禁止之列。秦政府深信一个统一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信念，它力图通过减少人们和书籍的联系，来控制政治思想的统一，但并没有对书籍进行系统的毁灭。最终的灾难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当项羽军队攻入咸阳、劫掠秦宫时，把秦朝的皇家藏书付之一炬，夷为平地。

对于国家控制政治宣传至关重要的，是对研究相关制度文本并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学者的任命。但汉朝文献记载认为秦朝极其敌视学者，尤其敌视建立在儒家传统之上的那种古典学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始皇向儒生们咨询关于“封禅”祭祀方面的仪式，而且他的刻石也大量引用了典故，全部由《诗经》中的韵律写成。前文提到的《吕氏春秋》包括了所有的知识传统，也包括了古典主义。与汉朝宣传的相反，汉代早期的文化政策延续了先朝秦代的传统，其早期的学者要么是秦朝的学者，要么是他们的继承人。汉朝把经典儒家信条树为国家学术正统，并非是对秦代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动，而仅仅是一种更为狭隘的表现。

通过在国内建立并推广一种简单的重量、尺度来实现标准化，这种标准化也延伸到管理和商业领域。即使是车轴的宽度也有标准，因此马车和战车就能沿着相同的车辙前进。铸造统一单位长度、重量、容量的青铜器模具被分发给地方政府官员，强加给商人阶层，因此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些由政府监制的青铜器具在很多遗址中被发现，甚至边远的东北地区也有。官营匠局被要求每年检查、校准他们的重量、尺寸单位及平衡器，所有既定的工具被要求有一样的长度和宽度。匠局或者店铺，以及负责的官员都把标志镌刻或者附加在器具底部，作为他们遵守统一规范的保证。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为了制定统一的价值标准，秦国铸造了青铜钱币，标有“半两”（大约8克），这是铜币本身确切的重量。战国时期青铜币都铸有与它们本身重量无关的面值。据《汉书》记载，随着青铜币的发展，“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统一字体、文法、度量衡、币制、法律（详见本书第10章）在今天看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但在公元前3世纪，需要在想象和实现之间完成一个变革的跨越。在欧洲，这种变革是2000多年后，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出现。一个统一的帝国在中国是全新的政治形式，标准化对于有效管理和统治如此广大的国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帝国内的民众而言也是如此。其中很多变革给予君主体制一种更为直观的形式，也给人们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必须服从统治者和他的政府。

为了完全地把帝国联为一体，把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排除在外，秦始皇修建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呈扇形向四周延伸的道路网，用来调遣军队，派遣官员、信使，以及促进商业。其中有一条叫作“直道”，从咸阳出发，纵深960公里，直抵蒙古腹地。这条道路曾经运送过修建长城的原料，它的一些部分道路至今有所保留。（地图5）秦的皇家道路长达6800公里，到了汉代，这个道路网继续扩展。这些道路不仅仅是简单的土路。中国地形复杂多变，需要架设石桥、栈道，或者采用加固措施，用以越过或穿过高山，还有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在汉代墓葬的墓壁上，有与此相关的画像砖（图2）。同样，汉代一些地方官员或者显宦要人的墓碑碑铭会提到他们为修建道路网而付出的努力。交通体系包括用以休息的驿、亭，赶路人可以在里面吃饭或睡觉，另外还有邮递驿站，可以供信使们换下已经跑累了的马匹。

地图5

从睡虎地法律文书中，我们可以知道秦朝在道路边建立了检查站，旅客们必须缴税，出示证件后才能继续前行。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汉代。有材料证明有时官员还会遇到伪造的证件，而遇到农业歉收或者灾年就会取消对禁运粮食的证件限制。很多文献提到出入都城地区的证件，冬季禁止出行，边疆地区禁止牲口运出边塞，以及拘留道路上行走的陌生人。检查过关证件的驿站在必要时也用作拘留所。道路网在秦帝国内四通八达，但它受高度控制，仅用于国家目的。

图2 官员车马过桥，马车上的顶盖和边上的侍驾表明车主人的地位

道路网为统一的宏大仪式——皇帝巡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皇帝个人借此可在他的领土内巡视。秦始皇在10年时间里，巡幸新的东方诸郡多达5次以上。（地图6）汉代的许多皇帝，尤其是西汉皇帝，也进行过这样的巡幸。在地方层面，一位官员的地位可以根据他在帝国内因公出行时所带扈从的数量上判断。汉墓内的壁画上描绘过这类车马出行的仪式。

除了道路之外，秦朝在北方还利用水路进行运输，在关中地区修建了几条运河。在南方，水路出行更为普遍，因为这个区域地形复杂，修筑道路殊为困难，乘船则方便得多。

当秦朝致力于开展庞大的建筑工程，把帝国的各个地区连接起来时，也同时限制了帝国内部向域外地区的人口迁移。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前半期，很多后来逐渐变成中国一部分的北方地区的人们，逐步发展出一种建立在游牧基础之上的新的生活模式——根据季节需要，把牲口从一片牧场转移到另一片牧场。在战国时期，北方诸国的势力扩张到以前北方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区，并且修建了城墙来维护自己扩张的领地。由于他们越来越注意到这些北方民族及其生活方式与自己相迥异，中国人就开始把他们自己的生活范围定义为“中”，相反，北方民族就属于“外”部世界。这不仅仅是从地理位置上讲，而且是文化上的不同。这就好比希腊人把自身和波斯敌人相区别开来时所依据的差异（“自由”相对于“奴役”；“严厉和坚忍”的相对于“软弱和贪图享受”的）。于是，这种和“蛮族”之间的对比感受越来越强烈，在中华帝国的形成过程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通过建筑长城的形式，这种强烈的感觉差异表现得尤为突出，秦代达到顶点。为了捍卫帝国边防，秦朝把早期北方边塞的诸国城墙连接为一体，构成一个浑然一体的防御工事。秦国把北方游牧部落彻底驱赶出黄河河套地区以后，派将军蒙恬负责修筑了城墙和瞭望台，来捍卫这片新近征服的地区以及北方边疆的其他地区。城墙的目的是阻止从北南下的部落民族，尤其是匈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司马迁的《史记》说，蒙恬统率30万名工匠来完成这项工程，那都是在艰苦卓绝、人迹罕至的地区。因为每个人都在工地劳作，还有很多人必须承担筑路或者运输建筑材料的劳役。虽然这项工程被称为秦——汉长城，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它像后来的明长城那样，从中亚蜿蜒向东，直达大海。

地图6

集权化的最后一个表现是农民劳役制度的系统化。税收主要有两种形式：田赋和人头税（口赋）。在汉代早期，田赋大概是十五税一，稍后降到三十税一。虽然这个税是按照谷物收成来收取。但由于国家无法衡量各户家庭具体的收成，因此它实际上是按照土地数量多少来收取的。由于按照每块土地的预期收成来收税，而使征收数额大大提高了。尽管田赋只是平均收成的一小部分，在农业歉收的荒年，仍然被认为是沉重的负担。

人头税（口赋）通常每年以货币方式征收。未成年人减半。秦朝通过这种按人头抽取的税收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比如，由于父亲和成年儿子一起生活，国家会加倍收税，“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因此他们就愿意分财别居，自立门户，从而能耕种最大数量的土地。户口数量加倍，反过来也增加了可供服兵役的男丁数量。

除了纳税之外，农民的第二个义务是每年在国家公共工程中服劳役。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服役的年龄要求有所变化，但最根本的原则是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无偿地服役一定的时间（汉代时是每年一个月），在国家建筑工地上劳作，或者在郡县里担负其他名目繁复的义务。他们运输诸如谷物或布匹等货物，修建宫殿或官署，掘矿，运输国家垄断的官盐或官铁，修桥铺路，开浚河渠。到了东汉时期，这种义务通常用货币的方式来支付，政府用这笔钱来雇佣全职的劳力，他们比普通农民具有更高水平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