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与世隔绝的东汉（25—168年）

复兴的东汉王朝在很多方面和它的前朝——西汉极少有共同之处。尽管这个事实被东汉早期的统治掩盖，汉的复兴仍然表明，地方豪强大族战胜了中央朝廷，国家权力中心继而从都城向地方转移。一些基本制度，比如征兵制，以及此前为限制土地所有权过分集中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被废除。光武帝（25—57年在位），是西汉高祖的九世孙，西汉皇室中血缘和他最近的是其三世祖汉景帝。他贬黜了所有的藩王，以亲信取而代之。西汉时出现的诸多大家族中，在东汉仍能保持其显赫地位的已经不到10个。

当汉高祖建立西汉后，他的18个主要亲随都获得了帝国最高的官衔，但是，一旦他们死去，其家族就迅速地衰落了。与此相反，光武帝出身地主家庭，助其崛起的也是一些地主，当这些人去世，他们的家族仍然能在其领地保有权势，而且经常能在朝廷里谋得职位。因为他们拥有长期经营的势力范围以及相当可观的财富。因此，东汉的历史是一部以地方权力为基础的血缘和集团史，例如现今河南的南阳阴氏家族，或者渭河流域的马氏家族。

或许意义更为深远的是都城从关中地区迁向函谷关以东的黄河冲积平原。这两个地区是战国时代和秦朝历史的主要发源地，在汉帝国早期和汉律中，它们的对立始终是极为关键的。都城从长安迁往洛阳，表明从一个利用战略位置和军事力量来统治的地区，转向一个以文化和经济生产为最高主导的地区。这不但意味着在西汉时期兼并土地的地主和积累财富的商人们在攫取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否定了秦统治区的武力传统，认可文化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都城的变更，是“儒家精神的胜利”的地缘基础——这句话经常被人用来描绘汉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东汉历史和文学的主要著作，都在阐述新都城以及与它相关的典礼的变革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与此相比，旧都城仅仅是秦王朝的延续而已。与此相似的是，在公元1世纪后期，史学家班固的著作把西汉和秦朝的暴政联系起来的同时，也赞美了东汉在文化和礼仪上的胜利。

然而，西汉的秩序并没有被全盘抛弃，因为“新朝”要把统治的合法性追溯到皇族刘氏的血统。这一点表现在一场该选谁为开国之君（光武帝）的先祖的辩论中。在光武帝统治早期，他在洛阳建立了太庙，来崇祀那些从未当过皇帝也未曾被分封为藩王的祖先。这件事招致了极其激烈的抗议，认为它破坏了皇室血脉的纯正性，于是，光武帝把太庙迁到了他在洛阳以南的老家——南阳。在洛阳，他祭祀第七代皇帝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和第八代皇帝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视他们为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祖父。家族血统就这样被虚构出来，把一个复兴的王朝和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东汉最早的三个皇帝统治期间，中国的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光武帝放弃了早期对北边的进攻战略，匈奴开始实施劫掠偷袭，这引发了一次向南方的大迁徙，最终使大片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把一些游牧民族安置在国境之内被弃置的土地之上，并且利用他们提供骑兵来抗击匈奴。这个政策虽然在军事上颇有成效，却加剧了朝南方迁徙的移民压力。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西北地区在籍人口数下降了70%，同时，南方人口急剧上升，有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率高达100%。尽管出现了人口迁移，长江流域及其南部仍是一个边远地区，在籍人口仍然集中在少数城市中心。

当东汉王朝走向末期，学者们早已在追忆最早的三位皇帝，视那个时代的统治为黄金时代。从汉和帝（89—106年在位）统治开始，朝廷越来越被孤立，它与帝国的边远地区及其内部都切断了关系。在边远地区，匈奴在公元1世纪80年代末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其早期的对手——鲜卑，构成对东汉的新威胁。这些部落的人靠打击匈奴得到大量的报酬，但对匈奴的完胜也使得他们没有了朝廷的补贴。鲜卑后来开始通过武力从汉人中劫掠钱财。在西部边疆，羌族部落定居在边地以内，提供劳力，弥补了此地人民迁出的人口空缺。汉族地主和官员残忍的手段引发了公元110年的大起义。东汉朝廷这时已经不再关注边远的未开化的西部，决定放弃四个郡以减少损失。那些不愿迁徙的边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家园、农舍被地方政府焚毁。由此，当大量心怀不满的边民加入羌人一同反汉时，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东汉朝廷的部分势力一时心血来潮，掀起了局部的征讨以及短暂的军屯重建，但均时间不长。到公元168年，鄂尔多斯和长安附近地区失守。公元137年，南方也发生叛乱，但朝廷没有派遣已不听指挥的军队去镇压，而是派政府官员去行贿地方领袖，许诺他们加官晋爵。这种方法沿用了几年，但到了公元140年，南方再次发生叛乱，杀死了郡县官员，捣毁了皇陵。

至此，朝廷不但失去了对边地人民的控制，也丧失了对边境军队的控制。在西汉和东汉第一个世纪的统治时期，朝廷总是指派将军持续镇守边地。在第二个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前线的军官仍然驻守边疆。他们的军队由罪犯、游牧部落和通过收税取代农民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他们和汉帝国没有牵连。相反，他们直接和军官建立了牢固的私人联系，这些军官支付薪水雇佣他们，而且代表了他们和帝国唯一的联系。在东汉的最后几十年里，朝廷已经无法有效控制驻扎在边区的游牧部落，对帝国军队则更束手无策。

帝国内部的情况也不妙。朝廷由于财政困难，缺少能力，丧失了对各郡的控制。从公元2世纪初开始，由于政府的财力下降，朝廷命令地方官设法治理水灾和其他灾情，但都没能提供解决的方式。公元143年，官员的俸禄降低了，朝廷开始向诸侯国和贵族借钱。地方巡视官（刺史）逐渐成为整个管辖区的半独立的统治者，由着他们自己的意愿和政治动机来募集军队。

对中央政府而言，由宦官组成的秘书机构“内廷”权力日益增大，它逐渐切断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的联系。官僚机构被与地方权势之家关系密切的人把持，他们成了朝廷和地方社会主要的联系，朝廷也因此失去了威信。公元169年发生了一次大的党锢，大量政府官员被终身罢黜，引发了一次不成功的摧毁宦官势力的尝试，自此官僚和内廷的分裂更大。大地主出身的学者崔寔（死于公元170年）引用了一句流行的俚语，概括了朝廷丧失地方权威的现状：“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面对帝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和秩序紊乱，地方的反应是抱成一团以图自保。被地方权势之家把持的地区，地主们召集手下的佃农和周边的自由农民，组建起了私人武装。在一些更加贫穷落后、没有地主的地区，整个村庄在年长者的带领下迁到山上，修建围绕村寨的坞堡。这种移民激发了大诗人陶渊明的灵感，以此为基础创作的故事（公元4世纪），描写了一个隐居、平等的乌托邦——“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