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晚清通运输

清代后期，船舶是欧美列强从事对华经济活动的主要交通工具。这些外国商船，不仅装备和技术先进，更有不平等条约为庇护，从而对中国旧式航运业构成严重威胁。滞处在木质构造、人力或风力驱动阶段的中国航运业，难以同外国先进的轮运业抗衡。随着中国沿海沿江门户洞开，外国轮运业的活动区域，也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华北海域，深入至长江中游，原先驶行于这些区域的中国木帆船陷于困境，很多船只被迫停航。

外国轮船在中国沿海内河的穿梭往来和中国旧式航运业的日趋衰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已有一批买办或买办商人，通过附依外资轮船公司，参与近代航运业的投资。同治年间，在上海几家主要外国轮运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华人投资多占一半以上。同治十一年（1872），清朝政府为了解决漕粮运输难题，同意在商人集资的基础上，加上一部分官府借款，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民族资本近代航运企业。它最初拥有轮船三艘，到光绪二年（1876）已添至十一艘，并陆续开辟了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各条航线，包括上海至烟台、天津、牛庄线，上海至汕头、广州、香港线，以及上海至厦门、上海至宁波、上海至温州、上海至福州等直达航线。长江航线则以上海至汉口、上海至宜昌两线为主，同时在广东内河行走小轮船。其开辟国外航线的努力，则不顺利。同治十二年它曾试行通航日本长崎、神户等处，以后又分别试航美国和东南亚等地，都因列强的刁难、阻挠，未能正式投入运营。

光绪二十一年后，清朝政府在准许外轮驶行中国内河的同时，也放松了对民间投资近代航运业的压制，规定通商省份所有内河，无论华商洋商，均准驶行小轮船。于是，顺应国内商品市场扩大、民族工业发展和挽回民族利权的需要，新的商办轮船公司纷纷开办，其中大多是小火轮公司，每船载重不到一百吨，往往一两只小火轮便组成一家轮船公司。到宣统三年（1911），商办小火轮公司有五百六十一家，资本七百九十七万余元，拥有小火轮九百七十八艘，主要从事内河航运。在中国沿海及长江航线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仍是英商怡和、太古和日本日清轮船公司等外国航运企业。

铁路最早出现于中国，是在同治年间。同治十三年，在上海的英美商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修筑上海至吴淞全长十三公里的铁路，并于光绪二年建成通车，正式对外营业。后经交涉，由清朝政府耗资二十八万五千两买下拆毁。中国自办的铁路，则始于洋务运动期间。光绪六年，开平矿务局以“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和“恐误各兵船之用”等理由，得到清朝政府许可，从矿区所在的唐山动工修筑一条铁路到胥各庄。次年建成，全长九公里，名唐胥铁路。这是晚清铁路运输系统中最先建成的一个区段，也是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光绪十四年，这条铁路已延展到天津，全程一百三十公里。继唐胥铁路建成后，光绪十三年刘铭传上奏清廷，要求在台湾建造铁路，并强调兴办铁路是振兴台湾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年他得到清廷允准后，即着手在台湾兴建铁路，台北至基隆段铁路正式动工，并于光绪十七年竣工通车。这是继唐胥铁路后，中国较早投入运营的又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和通车，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刘铭传原打算将这条铁路延筑至台南，后因其离职而未能如愿。至光绪二十年，清朝政府共计修建铁路四百四十七公里。

甲午战后，铁路成为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重点，中国人民要求自办铁路，维护民族利权的呼声高涨。清朝政府“新政”期间，于光绪二十九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洋官商”都可请办铁路。此后，许多省份掀起了商办铁路的热潮。至宣统二年，先后有广东、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福建、江苏、广西、河南、黑龙江、陕西、湖北等十五个省共设立商办铁路公司十八家，但除了浙江、江苏、广东、湖南等少数几省外，多数省份一直停留在计划阶段，各省先后所筑商办铁路总计才约九百公里，其中半数竣工后不久，或被外国资本介入，或被其兼并。截止宣统三年，中国铁路全长九千二百九十二公里，其中由列强直接或通过向清朝政府贷款间接投资而受其控制的为八千三百四十二公里，约占百分之九十。

与航运业相比，铁路的伸展更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并有运量大、速度快、受气候干扰小等突出优点，所到之处加快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光绪三十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后，沿线村镇的经济生活便发生明显变化。益都县杨家庄，原是闭塞落后的偏僻小村，此时因铁路贯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繁盛的集镇，每当烟叶上市，外地客商纷至沓来，设庄收买，邻近村民则肩挑车载，集此出售。铁路的修筑，还明显加强了内陆省份同滨江沿海地区的联系，促进了这些省份商品经济的发展。素以产棉著名的陕西省，未通铁路之前，棉花生产的商品率很低；及至光绪三十一年陇海、光绪三十二年京汉、宣统三年津浦各线铁路先后建成，该省所产棉花销路大开，或假渭水、黄河或由陆路出潼关，经河南转道上述各铁路，远销上海、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当地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随之大为提高。可见轮船、铁路等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和延伸，拓展了国内商品市场，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